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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年:倖存司機與廣東記者的患難情

汶川縣映秀鎮漩口中學遺址。 圖/歐新社
汶川縣映秀鎮漩口中學遺址。 圖/歐新社

前陣子,某個深夜,在微信上發訊息,倪孝蘭久久才回,說她去成都雙流機場接個廣東來的記者上映秀,才剛吃完飯。我立刻明白,汶川地震十週年到了,又會是一陣媒體報導熱潮。

災難,對於一般人來說,也有時限。新聞會二十四小時不斷,每天都有一些進展,而後是天天回放。從震驚到悲傷,從流淚到控訴,人類敵不過自然,但生命會戰勝災難。就像災難電影有其公式一樣,災難報導也有生命週期。早在新聞衰退期,觀眾已率先撤退,回到日常。

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災難」的閱聽者。我們在一格一格的災難報導中,感受悲劇,體驗生死,表達憐憫,暢談「災難的啟示」。或者多做一些,轉發訊息、捐點物資捐點錢,但闔上報紙、轉換頻道,關閉視窗或收起手機後,就再與我無關。直到下次災難發生,再重複一次這樣的過程。

對那些直接承受災難的人則不同,從地震發生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岔了出去,生活如同撞擊過度的板塊那樣發生位移、錯動,生命掉落在斷層處。重建對他們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安定安全的家而已,還是回到日常的路途。

倪孝蘭就是這樣的「災民」,在川震十週年這一天,我想寫寫她和廣東記者的故事。

川震倖存者倪孝蘭。 圖/作者自攝
川震倖存者倪孝蘭。 圖/作者自攝

活下去

倪孝蘭在2008年5月12日那場地震中,失去了兩個女兒,家破人亡,卻還是得跑車維持生計,只是過去那些往九寨溝等景點而去的遊客,都變成救災重建的人了。就算心碎,仍要頂著餘震與落石的危險,不時在震碎了的二一三號國道上來回,每一趟,都要經過映秀——昔日是她的家,而現在以「震央」之名被記憶。

因著台灣「五一二行動聯盟」的援建計畫,我認識了倪孝蘭,而此時,她早載送我們的伙伴兩三次,算是固定班底。但當時,因為不想碰觸她的傷痛,便沒怎麼交談——就算想聊,我也是聽不懂那四川話的——只記得她那灰暗羞澀,怎麼也打不起精神的樣態。

六年後,我再訪四川,同樣在都江堰跟倪孝蘭相約。她明顯變得不一樣:戴墨鏡、穿著桃紅色短衣、黑色短褲,神采奕奕。我稱讚她氣色好,變年輕,她才說起兩年前「面癱」的事,說有一天醒來,突然發現左半邊臉動不了,眼睛也閉不起來,醫生認為是她長期「嘔氣」所致。我這時也才知道,災後頭幾年,倪孝蘭經常做噩夢,常常會陷入夢魘,呼吸困難,無法動彈,但只有這個時候,她才能感覺到女兒在她身邊。有一次,她忍受不住了,哭叫著:「媽好想你們,可是媽媽好難受。」這場痛哭也才讓她心裡輕鬆一些。

一輛工程車駛過國道二一三都江堰至汶川映秀鎮路段臨時線。 圖/新華社
一輛工程車駛過國道二一三都江堰至汶川映秀鎮路段臨時線。 圖/新華社

這趟與倪孝蘭見面,我同樣無意探詢她的傷心事,只想看她過得好不好。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我就只是個援建的志工,因此,日後每次相會,「記者」身份會跟著脫落,就是朋友敘舊。因此,她在災難中究竟經歷過些什麼,女兒怎麼去世的,我一無所知,然而,這次倪孝蘭卻把我帶進映秀,打開手機與相機裡的照片,聊著災後她如何到北京上訪,還有生活的點點滴滴。

她將手機裡的照片播完一輪後,又拿出一個掌心般大的數位相機,讓我看她拍的照片。有一張她與妹妹在旋轉木馬上的合照:「前年拍的。」

「是一個廣東記者幫我們拍的。」我訝異且疑惑地看著倪孝蘭,聽她自己把話接下去,說前一年,雅安地震發生,距離川震五週年紀念,恰恰只隔一個月,一組來自廣東的記者搭上倪效蘭的車前進災區,順口問起她的經歷,後來也寫成了報導。

「我每天都在發生過地震的路上跑車,有時候遊客問我,是不是映秀人,家裡沒事吧,我知道別人在關心我,但就是忍不住要流淚。」低頭把玩相機的倪孝蘭將雅安地震的照片翻出來:「這些記者怕勾起我的傷心事,還不讓我進災區。」

「對啊,你開車到雅安,不害怕嗎?」我立刻插話。

「○八年之前,我沒有任何地震印象,之後,很容易就感覺到地震,而且也很多機會到災區。」汶川地震後,倪孝蘭除了送我們上茂縣,送廣東記者到雅安外,也曾在一○年玉樹地震發生後,從四川載送大批營造工人到青海現場,路程有一二八公里,花了她整整五天的時間。長途跋涉並不算苦,但進入災難現場,很像灑了把鹽在傷口上,心裡隱隱作痛,「我看到那些遮雨布和木頭架起的簡陋避難所的時候,還是很害怕。」

我理解地點了點頭,還來不及說什麼,卻聽她喚了一聲:「走吧!」說要帶我去漩口中學——一個壓死數百名學生的大墳場——轉轉。

倪孝蘭一直不願也不敢走近女兒喪命之所,光是接近,她就會渾身發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大吃一驚,心想:「什麼改變了她?」但我沒多問,只是沈默地跟在她後頭走著,到了一個掛著「紀念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五週年」的菊花白底黃邊橫牌前時,朋友猛然將倪孝蘭拉開,讓我獨自進去逛。就在我感到很不舒服時,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我停下腳步,看了看簡訊,朋友發給我的:

倪阿姨說,一直以來她都不敢進來,因為女兒死在這裡。但是去年廣東記者來到四川,鼓勵她要進去,並且陪她一起走。他們兩個還拉鉤,說要堅持下去。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廣東記者不只鼓勵倪孝蘭走進去,向女兒們道出心中的哀思,也帶她去女兒最喜歡的遊樂場過生日。我稍早看到的那張遊樂場照片,就是她五年來第一次過生日的紀念。那天,她坐上旋轉木馬,在心裡告訴天上的女兒:「媽媽一定堅強活下去。」

我每天都在發生過地震的路上跑車,有時候遊客問我,是不是映秀人,家裡沒事吧,我知道...
我每天都在發生過地震的路上跑車,有時候遊客問我,是不是映秀人,家裡沒事吧,我知道別人在關心我,但就是忍不住要流淚。 圖/作者自攝

年年回訪的記者

也許,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任何傷口都會逐漸復原,災民也會有自己重生的辦法,就像倪孝蘭口中的廣東記者今年做的那個「重生的全家福」專題那樣,災民會慢慢走出陰影;即使心裡也痛,都還是有了新的生活和希望。

我認識的倪孝蘭自然也是慢慢走出來,然而,作為一個時常聽大眾謾罵「災難採訪中的媒體」的記者,像這種災民與記者間的「患難之交」,我倒是很新奇;更甚者,我深刻體認到倪孝蘭轉變的關鍵與這些記者有關。

因此,就在上個月倪孝蘭傳訊跟我提起廣東記者到映秀時,我便主動與那些記者聊起,說多虧了他們,讓這位傷心的母親走出傷痛——她總對他們說,這場地震讓她交上不少台灣朋友,這些人都真心對她好;而她也時常對我們說,廣東記者每次到四川就會叫她的車,陪伴她,鼓勵她。

「我們其實什麼也沒做。」某位攝影記者跟我說,他們就是叫她的車,陪她聊天,如此而已。

地震發生那年,他去汶川採訪,搭上了倪孝蘭的車,等車子開到了映秀,經過藥廠遺址的時候,她聊起大女兒在這裡遇難,當時聲音不算大,這個記者以為自己聽錯了,等到了漩口中學遺址時,她又說起小女兒在此死亡,他才真正「聽清楚」了。

「那次我們一路上聊了很多,包括生活情況。後來每一次回訪,我都租用她的車,並介紹其它同事認識。」這名記者認為倪孝蘭最大的改變是雅安地震後,當時這些記者同樣找倪孝蘭開車,但那一次她見到了許多和她一樣遭遇不幸,卻又堅強樂觀的人們,於是義務幫忙搬運物資,免費搭載災區群眾和義工。

漩口中學遺址。 圖/歐新社
漩口中學遺址。 圖/歐新社

有次,他們遇上一個很慘的採訪,需要以最快速度趕回縣城發稿,如果走安全的路可能需要三個小時,另一條近路只需五十分鐘,但餘震不斷、石塊不斷飛落,而且前兩天才有兩輛車十餘人在餘震帶來的滑坡中遇難。「當時我問倪大姐怕不怕,願不願意走那條路,她很堅定說不怕。整個路程,我頭伸出窗外盯着山上的滾石,她專注加速開車,我們的友情是這樣形成的。」

他們確實形成堅固的伙伴關係。我幾乎每一年的五月,都會聽到倪孝蘭說廣東記者來了,或在網路上看到他們寫的報導,更別說今年第十年,他們仍然固定在春天花上半個月在重建區採訪。於是,我忍不住向他們表示,媒體多半在三個月、一年、三年等固定的時間裡做災難回顧,為什麼他們年年都去?

「鏡頭下我可能會更關注老人、孩子和婦女,因為他們是災難到來時最需要幫助的人。而這些人之中有的我會一直保持聯繫,災難發生時很短暫,傷痕需要慢慢愈合,我會找機會回訪,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或後續變化。」

這個記者數了數,十年他大概去了十二次,而後很自豪地說自己待的媒體重視人文關懷,「不只是地震發生的那一瞬間才值得關注,重新建起堅固的房子需要時間,修復肉體及心靈上的傷痛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是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廣大讀者,那些曾經歷地獄般磨難的倖存者是否得到了我們足夠的關懷?當無情天災再度突然到訪時,我們的防範措施做充足了嗎? 」

這一直到今天,他們對這些問題也還處於尋找答案的階段,因此,年年回訪,無非就是要回應這些提醒,同時履行媒體的責任。如此而已。

川震十年,還有許多爭議跟疑問還被埋在屋瓦下,無法見光。絕大多數媒體都放棄追問責任與真相。中國記者恐怕也什麼都不能碰。全世界或許都遺忘了這場發生在「盛世」裡的悲劇——因為再怎麼談,都是徒然。

不過,在這一刻,我並不想質疑些什麼,也沒有資格質疑。我想說的,就是一個災民與記者的故事。媒體可以做的,或許比我們能想像得還多上許多。

一名觀眾正在參觀以汶川地震為主題的展覽。 圖/新華社
一名觀眾正在參觀以汶川地震為主題的展覽。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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