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嬌妻》不可逃避的難題：女性勞務的選擇與價值

幾個月前，到韓國參加婚禮，與日本朋友小百合閒聊生活。她一歲多的女兒不停在懷裡竄動著，我指了指這個娃兒：「你要照顧她，怎麼工作呢？」小百合是地方報的記者，因為同行，明白這份工作屬性，我才會好奇。畢竟，新聞不會只在上班時間發生。

趁著小百合邊思考，邊掃開女兒落在洋裝上的餅乾屑，我又補充一句：「所以，聽說大部分日本女性結婚後，都辭職當家庭主婦。」

「是啊。」小百合有著典型日本女人的單眼皮和可愛的小虎牙，儘管處在一陣狼狽中，還是很幽雅，她略仰起頭向我解釋，確實過去的日本女性婚後會辭職，專心顧家，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職業婦女明顯增多，是過去的好幾倍，「因為，現在只靠一份薪水，是沒有辦法養家的。」除此之外，這也和女性教育、專業養成有關，如果擁有一份好工作，大多數女性都不會願意離開職場。小百合就是如此。

「日本有很多保育園，公立的，私立的，我們將小孩託付給他們，再去工作。」小百合稱自己非常幸運，抽到公立幼兒園，白天上班將小孩送去，下班再接回來，「至於下班後發生的新聞，就很抱歉，得請同事支援了。這就是媽媽的難處啊。」

不久之後，我從日劇《月薪嬌妻》（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中，看到戲裡的女性角色討論類似的問題：女主角實栗躲回父母家時，大嫂聊起了因為找到保育園，終於能返回職場，這段談話則發展出「女性如何邊照顧小孩邊工作」的議題。這段討論或許太刻意，或許不在我們的生活情境裡，或許職業婦女都有自己的解決方法，因此很少人將這個問題拿出來強調、思考：這個社會除了要求人們守住「家庭價值」，要求女性拯救少子化外，是否真能探討婦女的難題？一個職業婦女如果想工作，那麼，這個家庭的薪水必定得撥出一部分給保母或托兒所，或者，將孩子交給退休或本該閒暇的父母？

勞務或選擇的價格與價值，或許就是這部日劇的核心。例如，最多人討論的家務薪資計算，顛覆、挑戰社會對家庭主婦的價值判斷認知，也提供一個思考角度。而隨著劇中主角開始出外工作，論述深度也更加強，例如向外掙得的工資也就取代／省略了內部家務的計算，改以重新分配的方式進行——雖然很解嗨，但作為工程師的男主角，也早就將生兒育女的資金一併算在求婚契約裡了。只是，真要計算，這些內部外部成本，投資、產值種種，都不是一份財務報表能夠釐清的。

從個人來看，懷孕生子所冒的風險與損失，乃至於顧養小孩的價值，都難以估算；從國家來看，家務工作或內部產值，也不會得到合理保障，甚至不會計算在年金之內。換句話說，我們終究很難給予付出一個對等的交換，甚至因為視其為理所當然，於是，排除在絕大多數的社會政策外。

聽起來，我像是一個斤斤計較的會計師？不，國家社會比我更精於計算。

舉保加利亞為例。上個世紀，這個國家倡導「工人母親」（working mother），強調女性除了生育外，也要為國家服務、從事生產；改革開放後，人們轉而主張女性應該要回歸家庭，要當個「母親」，但這些呼聲並非是給予婦女另一項生涯選擇，反而由國家社會單位配合解雇等動作，來實踐這樣的論述。

而不單單是保加利亞，從台灣到中國，乃至其他國家，近代充滿了各種「生產」論述，要求女人節育，要求女人生育，配合國家的人口控制標準，降低少子化問題，應付國家社會福利缺口、勞動力不足等等。這是女人重要的「產值」，為了獎勵生產，國家一個月給女人幾千塊補助，好達到產量目標。

任何一個學習社會學，讀過馬克思的人，都能簡單談論勞動生產與剝削，其中reproduction這個詞，是放在經濟脈絡裡的；無獨有偶，這個詞也有生育的意思，而生產／生育所增添的，是經濟市場裡的人力。換句話說，reproduction對應到女體身上，是有多重意義，一是家務勞動，另一則是生育，然前者往往被視為沒有價值，無法增加社會產值，不會拉高人均收入，後者也不會遭到產能獲產值的肯定。國家／社會暗暗利用、汲取了女人的付出，同時貶抑其地位與價值。

然而，當一個單身的、在職場拼搏，為社會國家增加稅收與人均收入的女人，也同樣受到歧視：她們自私，她們不結婚，她們不生小孩。《月薪嬌妻》編劇委婉地將這樣的討論暗示和貶抑，擺置在女主角獨身的阿姨百合身上。她是一個企業主管，擁有獨立自主能力，過五十不婚，被公司的男人議論，但她卻感謝那些請育嬰假的女同事，感謝她們代替了她的責任，而她負責增加稅收。

百合的獨立堅強，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她是否要選擇一段小她十六歲的感情，也受到矚目。許多人期盼她能夠跨越年齡的限制，但或許也忽略了現實世界自己或許是質疑這樣戀情的人。然而，自稱老、阿姨的百合，其實也點出了一個事實，也就是她們因為經濟獨立，擺脫了另一個窠臼——這個窠臼太過不浪漫、太不勵志，太過殘酷，沒有被擺出來。

日本邁入老齡化已是既定事實，在可預估的數據中，會有超過六成以上高齡者是女性，同時也是病患。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政策制訂者便再三聲明，老人能在家照護是最好的選擇。照護者的角色更是重要。而他們的宣導主題則是：「三代同堂」，提倡這樣的家庭可以透過借貸，購買新型設備照顧老人，比起送療養院，這是最省錢的方法。他們甚至說，日本戰前就有的傳統。

根據東京新聞在1990年的調查指出：五百名在家照顧者中， 有81%的女人平均年齡是56歲。有超過六成比例已投入照護長達三年以上，16%則看顧十年之久。這樣的數據，雖不足以解釋十多年後日本老齡照護的狀況，以及女性親職單外的額外照護壓力，但也顯得驚人。

儘管隨著時代更新，現今日本社會家庭關係越來越淡，但惋惜失去傳統的政府跟知識份子，仍然不斷灌輸舊有精神和價值，特別是女性在家庭的重要性。這點也被媒體不斷放大。例如日本桌球好手福原愛便對著媒體記者不斷訴說：「我媽媽告訴我，日本女人要順從丈夫。」於是刻板印象與價值再次複製，但這個時代並非過往封建社會那般將階級職業區分嚴格，因此，可以想見的，日本女人從單純家務往外延伸，個人身體與勞動與當代社會密合，但卻還操持封建時期的舊有原則。

過去，人均壽命短，一個過了更年期的女人能再活著的時間不多，需要付出的責任也相形變少，但現在，當她們步入更年期後，責任卻相形加重，因為底下不僅有成年的孩子與未成年的孫子，頂上還有需要照顧的高齡長者。她們幾乎要工作到死。她們成就了「母性主義」的圖像。但在國家的眼裡，她們是沒有「生產作用」的。

近來，有社福團體極力主張將家務勞動者納入年金改革議題內，就是一個改變的開始。我們必須瞭解，在今日社會，一個家庭主婦甚至沒有退休年限，即便她能領到老人年金，也是區區三千。當社會越趨複雜，思考就該越是進步。在《月薪嬌妻》的粉紅泡泡外，或許我們更應該跟隨劇中的女性角色們，一起重新釐清自我價值，匡正價格，甚至拒絕以情感為驅策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