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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拉威 「中華民國」不見蹤影

馬拉威的黃昏。黃怡禎/攝影
馬拉威的黃昏。黃怡禎/攝影

午後,在馬拉威湖畔和孩子們踢球。在這裡,我們這些「白人」像是招來螞蟻的奶油蛋糕,孩童黑白分明的晶亮眼睛總黏著我們,好奇跟前跟後,語言無法溝通但光是鬼臉和笑臉就逗得他們笑聲銀鈴。

「Chinese!Chinese!」這恐怕是他們僅會的英語字彙之一,大聲對我們叫著顯然是孩子們努力表達的善意,嘿,我認識你,我知道你,我叫出你的名字,我知道你來自哪裡。孩子不料他們的天真擾了我們,本該開懷接受的友誼卻讓我們回以「No, No, Taiwanese。」

孩子不解其意,仍說著Chinese,每當他們說一句,我們便回一句Taiwanese,接連著像是鬥嘴一般無法停止。最具童心的一個夥伴,詫有其事地半蹲在他們面前說:「請跟著我唸一次,Taiwanese。」他加重了每個音節,像是兒童英語教學一般,要求眼前張嘴瞪眼的學童複誦。孩子們黑溜溜的眼球轉了一圈繼續笑著 Chinese!Chinese!

和這些還掛著鼻涕的小毛頭較勁實在有些可笑,或許我們這一代有著辯駁的習慣,即便面對這些大字不認得幾個的小孩,也非得力爭到底。

放棄了的我們,癱在沙灘上喘氣。橙紅色的日頭漸漸沈入湖底。

如同日升,南半球的日落和北半球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在此觀日對我卻有著虛實難辨的複雜感受,如同此時天際橙紫相應的雲彩一般瑰麗奇幻。

三萬平方公里面積的馬拉威湖讓我們這些來自北方島國的旅人嘖嘖稱奇,不敢相信一個內陸湖可以大如自己的國家,壯觀如同南台灣的海浪沙灘夕陽。

生長在一個被海圍繞的國家,我們時常在離開寶島時,被世界之大衝擊。

微風拂過,逐漸失去陽光的湖畔掀起一陣清冷,方才想起此時南半球的冬季,哆嗦一陣忍不住回到屋廊,坐到醫療團司機的身旁,捧著熱茶話家常。

這位名叫Joshua的司機,如同一般馬拉威人,貧窮卻育有許多小孩,醫療團聘雇的工作,使他得以維持家計,加上工作勤奮認真,Joshua多年來一直贏得醫療團的信任。我喜歡藉著和他聊天的機會來了解馬拉威人的生活,但他不善於言談,很少開口說話,大多數時間只是沉默候著我們。

「我有個問題想問很久了。」Joshua突然先開了口,嚇我一跳。他指了指醫療車上印著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說:「這應該不是指中國吧?但你們和中國有什麼關係?」直楞楞看著他許久,我不敢相信:「你來醫療團工作這麼久,沒人跟你說過嗎?」Joshua沉著嘴角搖了搖頭。

為了維持邦交,「中華民國」給予極多援助,從農耕隊到醫療團,支援所到之處都有國旗和國號的標示,首都里隆威甚至有個台北公園。當中共在非洲大展外交和經濟勢力時,唯獨台灣這幾個邦交國少有中國活動的痕跡。但對Joshua而言這兩者依然是讓人混淆的模糊存在,「邦交」關係與他的工作不足以讓他理解其中的差異。

隨著熱茶入喉忍不住也順便倒抽一口空氣,我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和往常的回應一樣,我先在紙上畫出中國,再點出台灣,一邊說著兩岸歷史和移民關係,一邊藉由馬拉威過往的殖民史加強他的理解。如同馬拉威受過英國殖民,至今仍擺脫不了宗主國對其資源的汲取,台灣輪番成為西班牙、荷蘭和日本殖民地,從蔗糖、杉木到樟木,經由統治者的手將台灣資源輸出到宗主國乃至全世界,傳遞出去的是他們的權力語言,歸屬他們的資源。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以附屬的姿態在世界默聲。

二次大戰後,台灣被國民黨「接收」,隨之也接收了戰敗的「國民政府」,台灣掛上「中華民國」。順手指了指那輛沾滿非洲特有紅土的豐田四輪傳動車,每次看到它,我們都忍不住拍照留念,像是看不夠車上的那面國旗一般。

「冷戰時期,中華民國也屬於反共陣營。」猛然想起馬拉威前總統班達的反共立場,也同時想起這類字眼好久不見,似乎是小時候課本裡的字句,「拯救苦難的大陸同胞」當時是我們這些不知世事的孩童被賦予的使命。「但最後我們要援助的是同為反共陣線的友邦?」一陣荒謬感擊中我的笑點,在心裡咯咯笑個不停。那幾年的上海投資熱藉著媒體報導投射出「大陸錢潮」,和烙印在心中的「中國藍螞蟻」非能同日而語,曾因「台灣錢淹腳目」而爭相跨越黑水溝移墾台灣的先祖,其後代如同鮭魚洄游一般沿著珠海黃埔江回頭「尋金」,「啃樹皮」的大陸情景拋卻腦後。

兩岸的糾葛太多太複雜,不僅我的英語無能應付,以漢語解釋也一樣困窘,解釋到最後我因疲乏而望向遠方,留下暫時的沉默。

「共產黨」這三個字讓Joshua恍然大悟:「喔,就是Mao(毛澤東),對不對?所以你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那個國家。」我開心跳起,對對對,他打敗的國民黨和政權逃到台灣,所以過去半世紀我們是敵對的。沒想到,只需搬出共產黨便可解釋這個問題,讓我也不禁好奇馬拉威人是否接受過類似的反共教育,但也發現比起歐美人時而混淆「中國」政體和文明的概念,這個沒有讀太多書的非洲人竟然可以理解政黨和政權,不清楚這是不是個特例,但讓我印象深刻。

「你們選出自己的總統,和我們一樣?」Joshua似乎理解了我的說明,但仍遲疑丟出問句等待我的驗證。

馬拉威才剛剛結束總統大選,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的賓古·瓦·穆塔里卡(Bingu wa Mutharika)當選新任總統,賓古的施政方向是當時最熱門的話題,我點頭說,是的,我們也才剛選出自己的總統。「阿扁?」Joshua的回應嚇了我一跳,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他露出少見的笑容:「他來過馬拉威,我見過他。」

陳水扁在任總統時,時常出使友邦,在和中共的外交競逐間,鞏固邦交。馬拉威自然是其中一國,青天白日紅旗常在這個「台灣之子」身後飄起,不論阿扁和當時執政黨的心情或立場,這面和台灣自身歷史無直接相關的旗幟,此刻正代表著阿扁和他所代表的國家。他的座車上,插著紅色國旗奔馳在馬拉威唯一一條國道上。

和這面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國旗相比,馬拉威國旗更直接表達這塊土地的意象:

由上而下的黑、紅、綠三色,分別代表非洲人民、爭取自由而拋灑的熱血以及綠色的自然界。正中間升起的太陽,代表非洲大陸的自由與希望。1964年,馬拉威獨立,天空中升起了這面旗,自由和希望也隨著日出而升起。

但在中華民國忠誠的朋友班達總統的任內,馬拉威卻是個一黨專政受獨裁者領導的國家,他甚至因為羨慕英國的紳士制度,設立了一所公學校教希臘文和拉丁文,禁止當地人使用部族語言。儘管如此,和其他非洲國家相比,馬拉威因為族群簡單從無內戰,人民以和善聞名於世。

「Muli uli!」馬拉威人「齊切瓦語」的問候佐以笑容,無憂無慮的錯覺時常讓我們忘了他們渴望協助和友誼。

有一次到訪Joshua的家,簡陋的屋舍以及龐大的家族人口衝擊著我們的想像,儘管比起其他馬拉威人,Joshua有份穩定的工作足以養家活口,生活應算不錯,但眼前的貧陋仍讓我們訝異,只能若無其事堆起笑臉。十多個孩子看到我們這些老外立即湧上好奇問東問西,齊切瓦和英語並用,我完全無法接招,這比Joshua丟給我的問題還困難。只見Joshua在旁害羞又帶點得意的笑,友邦供給的薪水並不算優渥,可是卻支撐了這個貧苦但快樂的家。還有我們的友誼和問候。

儘管在馬拉威獲得許多友誼以及關懷,回到台灣後,除了幾個殘留腦海的經歷故事,再也沒有和那塊土地上的朋友聯絡,「非洲」如同那時紫色瑰麗的雲彩襯托下的紅熱日頭,墜入湖邊後便消失在眼前,取而代之的是這幾年奔走於兩岸和東南亞的亞洲氣息。比起相隔千萬里人類起源之地,摸索著島國的鄰居顯得較為容易且必要。

只是,Joshua的問題時常會浮現在我心裡。

Joshua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詢問我們和中國之間有何差別的外國人,只是他的疑問讓我介意,恐怕是因為受聘於我的國家,開著印著中華民國國旗和標誌的外交車,Joshua的疑問讓我覺得有些難堪。不應該問這個問題的他,問了。

仍清楚記得當時的說明,以及在白紙上畫下中國和台灣地圖的觸感,也記得Joshua似懂非懂的表情。諸如此類的問答越來越少在我的旅行中發生,但每一次經驗都提醒著我:我們的身分對他人來說是如何的不清楚且容易被混淆。

顯然這對彼此來說都是一種尷尬,當我們必須解釋自己或了解對方。況且,這並不是一種輕鬆的午後話題,一種和世界交朋友的合宜的開場白。

「我們非常高興認識這些台灣來的朋友。」結束志工工作,我們服務的Enkwendeni 社區醫院為我們辦了一個歡送會,桌上儘是比水還貴的芬達和可樂,當地人圍著一圈又一圈唱歌跳舞感謝著來自無法想像的國度的我們,說著一遍又一遍的台灣,對他們來說,我們就是台灣,「中華民國」不見蹤影。

在姆祖祖醫院服務的夥伴說,有一日散步到一個學校去,學童們好奇詢問他們來自哪裡。「台灣,」夥伴們反問,「你們知道在哪裡嗎?」學生們點點頭,知道,學校有教。

搭機返台前,駐馬拉威大使邀請我們參觀大使館,即使返鄉在即,使館門口國旗仍觸動我們的心,飄揚在非洲天空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以告別的姿態入了相機。

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的大使笑著介紹環境,英美大使館在我們旁邊。九一一後許多恐怖份子為了報復歐美,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門口放炸彈,做出爆炸開花的手勢後,大使擠了擠鬼臉說,這裡離英美大使館太近,真怕他們放錯炸彈,所以在門口掛了一個牌子:「如果你要找英國大使館請往右邊,如果要找美國大使館請往左邊,這裡是中華民國,亞洲溫暖之心。」在素稱非洲溫暖之心的馬拉威,大使幽了一默。

沒有想到,幾年後,馬拉威和台灣斷交,青天白日旗隨著我們離開非洲的天際,離開大使館前深深的一眼道別像是印證了宿命。只是不知Joshua是否記得我的故事和車上的國旗,也不知馬拉威的孩子是否記得課本裡的台灣,以及我們帶去的亞洲溫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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