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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斷交 斷不了人民真情誼

屏東基督教醫院在馬拉威成立彩虹門診,並發起愛滋病患營養計畫,為兩國人民建立情誼。
屏東基督教醫院在馬拉威成立彩虹門診,並發起愛滋病患營養計畫,為兩國人民建立情誼。

每逢友邦與我斷交,便有人說:「這種朋友不交也罷。」誠實地說,看到這樣的新聞,我的心裡也冒出這樣的聲音:「誰稀罕!」

但,的確是有人稀罕。

2008年,馬拉威結束與我們的友誼後,駐守馬國的大使館、醫療團和農技團的成員,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當時的醫療團團長余廣亮堅守到最後一刻才離開,當地一位酋長帶著族人,開車追了四百公里路程,追到機場哭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麼辦?我們不想死啊。」

而台灣醫療團建立的幾個公告衛生計畫,也不得不擱下。(後來,某些計畫以和國際合作的方式繼續)

咸認為外交是政治的事,是政府和政府的關係,是權力的競逐和交合;卻不了解,人和人的互動、民間和民間的交往,有的時候才是帶動交誼的核心──儘管這個交誼會因政治的一聲令下而斷裂。

昔日,馬拉威因「反共」立場,被稱為中華民國最忠誠的朋友,邦交長達40多年之久。但遲至2002年,官方的醫療援助才在該國生根──由屏東基督教醫院領軍的醫療團,進駐我國協助興建的姆祖祖醫院。

在此之前,全馬拉威1300萬人口,只有100位醫師,受過專科訓練的更少於10位。西方時常送馬拉威的醫學生或醫師去受訓或接受教育,但學成歸國的很少,因此,這個國家大部分執行醫療照顧的,多是醫專畢業或接受短期訓練的醫學技術人員(clinics),而他們因沒有正牌醫師執照,於是也離不開這個國家、出國工作。貧病相依,這個貧窮的國家充斥著瘧疾、愛滋病、節核病等疾病,卻無醫療資源,平均餘命也因而特別低。

醫療資源貧乏,人民也因為普遍沒受教育,自我照護的能力也沒有。許多人生了病,就去找巫醫,沒有療效就算,有時小病還釀成大病。但這是非洲常見的問題。

我曾看過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寫的書,上面寫著非洲女性難產比率甚高,那是因為沒有上學、沒有知識,基本狀況搞不清楚,一遇到問題就找巫醫或社區的產婆,有個懷孕婦女痛了三天,小孩生不出來,請來鄰居產婆,產婆來了,左轉右轉就是解決不了,於是一屁股往這婦女肚子上坐下去。婦女子宮都破了,命在旦夕。

姆祖祖中央醫院建立、台灣醫療團進駐,某種程度上,是為離首都甚遠的馬拉威北方樹立可靠的醫療重鎮,不僅帶來先進醫療技術、培育人才,還執行各項公共衛生計畫。

例如,為他們培訓「產婆」。

這話說來弔詭,既然這個國家少的是進步的醫療和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為何遠從台灣而來的醫師,卻要增加他們的「產婆」──這個看似該被淘汰的「職業」(如果稱得上是職業的話)?

馬拉威政府也不懂,他們不高興地說:「我們希望國家進步,可你們卻要培訓早該淘汰的產婆。」

不過,台灣醫療團另有想法。

「正是因為醫療資源不足。」執行這項計畫的小兒科醫師陳志成認為,受過訓練的接生婆可以遞補欠缺的醫療照護人力。非洲過往的問題不在產婆,在於「沒有接受訓練的接生婆或親屬協助生產。」

全非洲有四成婦女依賴未受訓練的接生婆或親屬協助生產,馬拉威也有三成之多,而馬拉威產婦及嬰兒的死亡率甚高,每一千名活產嬰兒約有八十四個死亡,存活的孩子,每千名有百名活不過五歲。就如同紀思道採訪書寫的第三世界女性問題一般,「生產是婦女最大的難關」,如果要降低母嬰死亡率,就要有受過訓練的人力,而這些人可以就近幫助產婦,而不需等孕婦出現問題,才在顛簸的路上耗費時間精神往本就稀少的醫院送。

成果的確斐然。台灣醫療團在三年內訓練了八十一位接生婆,成功將嬰兒死亡率降為原來的一半,同時,孕婦死亡率為零,被當地醫界視為奇蹟。「救一個母親就是救一個家庭;救了家庭,國家才有希望。」陳志成這麼認為。

類似這樣的「計畫」,並非白色巨塔裡精密的醫療技術云云,而是再基本不過的「基礎建設」。例如,為沒有身分記錄、不知生死、沒有戶口的馬拉威,建立指紋辨識系統,因而得以追蹤病患的流向,也能為他們建立病歷資料;又或者為他們帶入捐血的概念和行動;還有讓寡婦養雞,活絡了村莊,也為當地人補足營養....。

在台灣,醫師會上看著電腦螢幕、讀著最新的醫學期刊、研究更新的醫療技術;在這裡,他們要往下看著要補足哪些基本需要,解決最簡單的問題,小兒科醫師什麼病都要看,外科醫師什麼刀都要開,而院長余廣亮這個麻醉科醫師,什麼都要管。上上下下不同層次,醫療視角完全不同。

「當其他國家經歷過工業革命而緩慢進步時,非洲國家連鋪電話線的過程都未經過,就跳到衛星和手機時代。」我在馬拉威第一次見到余廣亮時,他便以這句話簡單比喻在非洲工作須轉換的思考:「必須要幫他們鋪地線。」

這樣的耕耘,並非白費。當地民眾是深切感受到的,也才有當地婦女對斷交消息愕然之情,才有酋長逐車之行。

去年,甘比亞與我斷交,引起社會諸多討論,多是批判外交人員辦事不力、什麼都沒做。但一位農技團工作人員說出了他的心聲:在非洲待了快九年的我,其實很清楚感覺到,自從政府外交方式轉變後,做技術國際援助的我們,在執行計畫上面多了一分「底氣」。這分底氣來自於對技術的專業自信以及雙邊外交關係的穩定,我們開始可以用技術去委婉拒絕駐在國的不合理要求,我們可以可以用技術語言引導計畫真真正正走上比較好的道路。」

他說,斷交的訊息頓時讓這些年站穩腳步的「底氣」稍稍洩了氣,而台灣媒體(或是一半的人民)總是習慣用「結果」去回推一切,但許多奉獻青春光陰在非洲的伙伴、前輩、各國專家都值得敬佩,但在媒體只出現獵奇的新聞或者「小昆凌」,看不見因許多人努力,讓很多家庭免於糧食不足的恐慌、很多孩子因為家庭經濟的改善可以上學去了......。

像這樣的心聲或故事,終究還是要提它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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