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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日常成了山林悲歌的恆常:《給親愛的孩子》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去年到了汶川,聽當地NGO工作者抱怨,說地震之後,接連的土石流毀了重建道路。只要山雨,就有落石崩毀,有幾個村子躲過地震,又繼續躲土石流。他並不道天災之故,說是人禍:「這是濫砍濫伐的結果。」(►延伸閱讀:看不見的山林)

但在台灣,我卻時常聽到人們說:「九二一大地震讓台灣地質鬆動,導致現在常有落石、走山,甚至土石流情事。」這話乍聽有理,難以反駁──的確,九二一之後,我們看到更多驚悚的災難畫面,聽到許多土地崩毀的故事,讓人錯以為是大震狂肆搖動,才將潘朵拉盒子打開,災厄隨之而來。

災厄本來就在。1996年賀伯颱風乃至於更早之前的風災,曾讓寶島如地獄,只因九二一災難規模太大,才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我們談到災難,都無法避開這深刻印記,最後乾脆歸因於它。九二一大震扛起這非理性的罪責,台灣人彷彿一點責任都沒有,皆因天地不仁,萬物才淪為芻狗。

九二一的確改變了某部分的台灣。有那麼一代人,在震後挺進重災區,他們或救援,或協助重建,還有人紀錄一切,他們至今仍留在那片土地,即使有人離開,心也已從那裡生根,從那刻發出芽。現今許多社區、農業工作者,都有自己的九二一故事,許多藝文工作者也是。

紀錄片導演黃淑梅就是其一。九二一發生時,她才30歲,隨著全景工作室到災區。長期駐點拍攝災後重建的她,交出了兩張成績單:一是架構龐大,極想把所有問題與希望都拉進來談的《在中寮相遇》,另一則是更深入解剖重建角力的《寶島曼波》。花上七八年時間蹲點的成果,讓黃淑梅從一個感傷激情的紀錄者,蛻變成一個更理性、更介入的參與者,她不再單只是紀錄,更企圖解析政治經濟官僚等因素如何在人與土地之間作用著。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七八年後的今天,黃淑梅又交出一部新作:《給親愛的孩子》。她道這是莫拉克風災後埋頭耕耘的作品,主述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但片子開頭,仍是九二一:「我同時看到重建與崩壞。」黃淑梅自陳九二一對她造成的深刻影響,至今不去,即使她紀錄著重建,但在心中的天秤,「崩壞」那方更沉。那是一個夢靨,缺牙老太太的哭嚎如鬼魅般在夢境裡,但2009年莫拉克颱風過境,她方知這鬼魅是現實,正發生在於這塊土地。於是,她起身探究,比《寶島曼波》更理性,視野拉得更遠,她要找出天地殘暴、土石殺人的真正兇手,她要還原真相。所有的線索指向百年來的山林破壞。

黃淑梅所追索的方向,並非憑空而至。早在《在中寮相遇》,她便注意到九二一災後土石流的成因,源於台灣山林開發而起的崩壞,甚至不諱言,國土規劃之闕如,背後導致的危機,比天然災害更讓人擔心;拍攝《寶島曼波》前,她也發現重建基地被怪手挖得面目全非,原本扎實的山坡地都被挖鬆了。在一次訪談中,她坦言罪惡感,自責不夠注意才讓事情變成這樣,擔心若居民房子蓋起來,卻蓋在不夠穩健的地基上,如果垮了、崩裂了,她會良心不安,於是才有了《寶島曼波》。見黃淑梅攀著災後的困頓,一步一步走來,疏理「災難的本質」,令它逐漸清澈,今日我再看這部《給親愛的孩子》,便也不意外。她還是回到她最初扣問:災難的發生,難道不是人為的嗎?

是以,在災難煽情畫面,溫情故事的海量沖刷下,黃淑梅仍以清醒的腦袋、清楚的問題意識來論述災難:災難並非事情的原因,災難是結果。起因遠從日本殖民台灣,掘取台灣林木資源開始,到國民政府來台錯誤的政策引發的破壞,與林木的濫伐,如今,經濟農作的濫墾,違章建築林立的山坡破壞,都是進一步將原本脆弱國土送上絕路的推手。魂飛魄散,命懸一線。黃淑梅以線性歷史敘事,佐以新聞畫面和歷史鏡頭,為觀眾整理了一頁台灣山林開發/破壞史。但又不單只是單調的歷史陳述,還有各種證言。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我想起,有次在禮納里與好茶部落頭目聊天,談起舊好茶時,我略帶抱怨:「舊好茶是山羊路,對一般人是難走的。」頭目笑了笑,說過去很容易攀爬,因為四周有樹木,族人也會不時整理,讓人與自然維持平衡,但國民政府來了,讓他們種植相思林,卻破壞了自然,「因為相思林根不深,不能抓牢土石。」在出身好茶的魯凱作家奧崴尼卡勒盛新作《消失的國度》中,便回憶老師要求他們在上課時間種植相思樹的故事,為的是「山地新生活改進運動」的執行,也為了林木經濟,而族人也可以為種樹而多賺一些錢。

將山林納入國有地,縮減原住民耕種面積,又讓他們加入林班伐木、運木,加速自己家鄉的生態破壞,讓這些原住民日後不停承受風災帶來的危險與遷村難題。高雄桃源區的布農部落藤枝,便因緊鄰藤枝森林遊樂區,沒有耕地的他們只能替林務局工作,莫拉克之前,便遭到數次部落崩塌危機,莫拉克與其後的610大雨,讓這部落再無重生可能。藤枝部落因此成為莫拉克風災後,極少數無法重建的部落。族人至今仍飄散各地。

這些山區問題,明確指向環境破壞。在《給親愛的孩子》影片中,台灣重要生態學者陳玉峰亦在開頭點明今日災難頻繁之故:「過去人們都向天搶糧,不顧後果地開發,就跟向老天爺土地公借高利貸一樣,現在老天爺土地公找了暴力討債集團要把債要回來。」他說每次重回自己調查過的山坡地,都已經不是之前的樣子了,直稱自己像是台灣土地的驗屍官,「台灣土地老得比我還快。」

陳玉峰說話總帶著感染力,在影片中聽他又是解說又是感嘆,雖是已知結果,仍感沈重。但有幾段話,讓人眼睛一亮,例如他提到九二一災後,四處萌生的紅檜小苗:「就像女媧補天,土地就是紅檜來補。」紅檜的壽命可達三千多年,在他活著的期間,經歷多少地震颱風,仍屹立不搖,代表它能挺過這些挑戰,與這塊土地共存共榮,「大自然才是最好的重建力量。」

但人類不懂。影片中以嘉義梅山鄉一戶躲過土石流的家庭為例,描述紮根之深的樹木如何保護人類。這家的大姊簡秀芽見著這棵櫸木,便會落淚,便會感謝,過往她從書本中知道樹木的重要,卻不如一次劫後餘生的經驗的深切體認。她也說,莫拉克風災後大自然的復育能力令她驚嘆,許多林木小苗在土石裂縫中長出,生機蓬勃。但一次道路重建工程中,工程車開進,又是大肆破壞剷除,簡秀芽沮喪自責其無力挽回。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給親愛的孩子》。 圖/導演黃淑梅 提供

破壞的力量不只工程。《給親愛的孩子》帶我們沿著阿里山公路而上,見到不同經濟作物的開墾造成的水土破壞,而這開墾與管理背後,又有多少歷史糾葛問題未能解決,民眾堅持自己生計重要,而公權力無能,簡直是共業;但另一方,霧台鄉神山部落的耆老說著保護林木如何成為部落公約,違者之罰能上升到詛咒的程度,而部落族人又如何在20年前就努力種植林木,讓他們能躲過數次災難……,不論外界如何變化,他們都堅信,既然過去祖先仰賴山林而生,山林就是他們的根本。當片中耆老說他童年時的娛樂,就是觀看雲豹媽媽帶著小雲豹玩耍時,導演自述她心情如何激動。觀眾如我,在那一刻也尖叫了。我們到底失去些什麼?

我們到底失去些什麼?影片中一個那瑪夏孩子說著災後心情,說大人們為了利益破壞山林,也因為利益而分裂,互相爭鬥,但風災時,土石流如何埋葬族人與親人,在那一刻,即使曾經敵視,都必須祈求援助,都必須伸手幫忙,「人類真的很渺小啊。」他難過到無法言語。

或許還是有人將財產損失與破壞,歸咎於自然災害。陳玉峰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大意是,生物適應這塊土地的地質地形,經過風吹雨打,最後生成在這裡生存的樣貌,他認為,只有當台灣人不怕災難,把災難視為平常時,才是有真正台灣文化的一天。

是否有這麼一天?我不曉得。黃淑梅在《給親愛的孩子》之末,將問題導向國土規劃法,提醒觀眾,除了山林土地的債業未清,山下農地的問題也不停累計,十餘年,二十餘年過去,政府與民間仍未正視國土規劃的問題,但大自然的挑戰不會停止,一年一年都朝人民而來。此刻看起來,問題的指向,是讓人深感無力且無奈。然而,紀錄片的責任並不只存留畫面,它是想提問、解決問題,這漫長的拍攝、心血,為的是與社會對話、共同思索與行動,但若觀眾看了仍無感,政府仍然顢頇,那麼這一切用心恐怕會淪為虛無也說不定。於是,黃淑梅那一聲聲的「親愛的孩子」,雖問的是如何給後代的交代,雖求的是給未來的方向,帶著些許希望樂觀的口白,但在我聽來卻像是一個留給後代的土地遺書,充滿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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