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選擇權：如何選擇，才不會走上歷史的回頭路？
在台北城拉上夜幕那刻，我們搭上的計程車閃著黃色漆光直行南京東路往西。到底，即是台北圓環，那裡曾是大稻埕腹地，攤販小吃聚集，也曾是二戰空襲期間的防空蓄水池。這個昔日人聲鼎沸的台北地標，如今有著看似光亮卻乏味的外觀，內在更不必說的無趣，自然也無人潮可言。
在南京東路這頭，與剛逛完夜市的韓國朋友們等著人，我指了指那環形建築：「這裡是台北城市發展最古老且重要的一區，但你們看著這些建築，應該想像不到這裡的故事。」故事當然得從日治時期之前開始說，談到開墾與族群，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是個好話題──畢竟，十分鐘前，韓國朋友D才被台灣有多少語言搞得很困惑。
嗑著夜市小吃往圓環走的路上，D問我：「『對不起』的台灣話怎麼說？（How to say sorry in Taiwanese）」我想都沒想就回：「歹勢。」他又問：「那謝謝的台灣話呢？」我突然意識到他的原意，連忙更正：「如果是台灣話是『歹勢』，如果是普通話是『對不起』。」他嚇一跳，反問怎麼這麼多說法，我便解釋起台灣的多族群與多語歷史（後來我想起韓國雖是單一民族，但也有不少方言，應該可以有更好的解釋）。而這，徹底難住他們了。
也因為這些開頭，不可免帶到台灣歷史和政治，談到日本統治與國民政府時期，談到白色恐怖記憶。「為什麼你們會對日本有好印象呢？」
「在我們無法選擇的歷史上，選擇對一個政權有好一點的印象。」
舊勢力的延續
日本殖民與侵略那段過去是中國和韓國民眾都深刻的記憶，我常被這麼問到，但這並不是一個太難回答的問題：「日本對待殖民地並不可說是好，但在日本殖民地當中，他們對台灣最好；台灣經歷過許多政權，在殖民台灣的政權當中，日本算是比較好。」聽見此話的中國的、韓國的朋友們，往往不以為然，但仍出於禮貌表示理解。
我卻認為，韓國人應比中國人更了解其中的差別，特別是，脫離日本殖民後的台韓，簡直有著如出一轍的政治經濟發展──鄰近的武力威脅，統一分隔的心結，獨裁歷史與經濟奇蹟……，「我們曾經是好朋友啊。」一位韓國資深研究員L便說，20年前，台韓有著邦交，關係良好。嗯，20年前，台灣與韓國都是亞洲四小龍，也都在民主路上奮鬥轉型，如今，兩個國家斷了邦交，但在政治經濟發展上，仍是步伐相同的競爭者，甚至是敵人。
而當前兩個國家的執政者，也同樣是過去當權者勢力的延續。
2012年底，韓國總統大選，代表參選的新國家黨朴槿惠打敗人權律師出身的對手文在寅，取得總統之位。這位東亞第一位女總統，甫出師就深受注目，因為其父朴正熙亦曾任韓國總統，在那個時代，屬獨裁政權。但朴槿惠自然不會承認他的父親是獨裁者，在她的半自傳《我是朴槿惠》中，只寫著父親的愛和渴望國家富強的美好。
也是這般對美好的追憶，讓朴槿惠追隨父親登上大位。韓國人民選擇了這位「獨裁者之女」成為國家領導人。
選後半個月，我的韓國朋友A因轉機在台北停留一晚，不免聊起這場選舉。大力支持文在寅的A不甘願之氣明顯，憤憤地說，年輕世代都挺文在寅，但老一輩的人都踏實投票，投票率衝高，「她們都投朴槿惠。」因為經濟不景氣，因為悶，上個世代的人以為朴正熙帶來經濟成果與安定，於是他們將希望投射在他的女兒身上，選擇了她。
「他們懷念朴正熙的漢江奇蹟，但那是朴正熙的功勞嗎？」A 不以為然：那個時期，韓國政府接受了美援，有了這麼一大筆錢，誰都能開創漢江奇蹟。
我們都是美國的一部分
我想起了同樣在冷戰時期、戒嚴且威權，並開創經濟奇蹟的台灣。這些年，台灣同樣在不景氣的情況下，「很悶」，對政治社會不滿，便也有大批人懷念那個穩定而有錢的時代，懷念過去的政權。少有人能如A一般思考並批判，過去的繁榮的假象，那些富裕有著什麼樣的代價？
獨裁政權、強勢的外國力量、資本主義的膨脹、財團無法控制、環境的破壞……，這些都不是當時人們的選擇，但這選擇卻左右了今日的社會。我們這代雖無法否定那些財富造就了我們這代優渥的生活，但我們同樣在償還這些債，而且下一代也要還這些債。
A時常不滿這些，他認為付出太多，也收不回來。他更討厭美國勢力擴展，美國軍隊甚至留下不少污染，「我們是美國的一部分。」他認為韓國在美國控制之下失去主體性。
「我們都是美國的一部分。」L也這麼說。
走進圓環，我們在一個熱炒攤坐下，喝著台灣啤酒，韓國資深研究員L不停摸著冰酒杯，聽我們談論兩岸關係，當我一字一句說出「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時，L正色回應。
「我們都是美國的一部分。」
那其實是說，我們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於是，在場的韓國朋友又好奇兩岸關係：「一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政黨，如何與中國共產黨走在一起？」
「在資本主義擴張的時代，中共與中國已經不是社會主義了，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了。或許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就像上海北京的冰櫃裡，琳琅滿目的外國酒類一般，充滿著各種商品選擇。但在政治上，他們幾乎沒有選擇。在那個國家，選擇權只在消費上頭。
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
圓環的熱炒冰櫃裡裝滿了各種外國啤酒，但老闆最推薦的還是台啤，「我們的驕傲。」他漾著親切笑容，贏得這些外國友人的心，他們說：「台灣人真和善。」他們才剛抵達台灣不到幾個小時，已被各種善意征服，直說韓國人不會對待外人如此親切的，「我們的驕傲。」我沿用了熱炒攤老闆的話語來回應韓國友人對台灣人情味的讚賞。但我也深知，很多時候，台灣人對韓國並不友善，對東南亞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不友善，友善是有選擇性的。
選擇商品選擇態度，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都是簡單的，但命運無法選擇。
我們繼續談起了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我一直想去光州。」我說。
光州事件是韓國民主運動中最激盪的一頁──1980年5月18日至27日期間。事件發生在韓國南部的光州及全羅南道。是一次由當地市民自發的要求民主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陸軍中將全斗煥下令武力鎮壓這次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的死傷。
「台灣有類似光州這樣的地方嗎？」韓國朋友問。我一時答不上來，便回：「台北仍是發生比較多事件的地方。」我們正喝著酒的這個圓環附近，便是天馬茶房舊址，而那也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之處。
二二八說來複雜，但白色恐怖時期知識分子大量被抓補，韓國人或許更容易理解。楊宇碩以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前半生故事為基礎拍攝的《正義辯護人》便說明了這段以反共為旗幟，實則侵犯、傷害人權的歷史。
《正義辯護人》以檢警抓捕一班讀書會學生、強控入罪的「釜林事件」為主軸，說明一個原本只想賺錢的平凡律師，如何變成一位人權律師並開始走向政治。這部電影在韓國十分賣座，也極具影響力。
電影的政治影響
提到這部電影，擔任文化研究員的L竟幽幽地說，前陣子韓國的文化部長因為醜聞下台，「但其實是因為《正義辯護人》太賣座，這部電影會對保守的政治勢力產生影響。」他們接著說，朴槿惠換了自己的人當文化部長，希望能夠阻止類似的政治性電影的放映。（註：這事幾乎沒有見諸媒體，是圈內消息）L表示，一國的文化部長應當欣喜電影帶來的影響與票房，怎能反倒害怕這件事呢？
最近剛好看到一則新聞報導指出，因為韓國本土電影太強大，讓外商Sony都退出韓國電影市場。韓國電影的多元與批判，一直讓觀眾印象深刻，他們能夠直指過去歷史的不是，也曾令台灣創作者與觀眾感到佩服與慚愧。我個人並不認為，韓國政府能夠阻擋得了任何反省性或批判性的創作流入市場，但我們卻能從這樣的顧忌與說法中，發現出知識分子對於歷史循環與威權復辟的恐懼。當人們以為做出了一個簡單的選擇時，那種選擇或許成為不可逆轉的命運。
無論如何，人們都不想重蹈覆轍。但前提是，人們必須都記得歷史，方能懂得自己是否重蹈覆轍，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正義辯護人》當中的男主角，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選擇放棄為財團工作，豁出去為那班學生辯護，從而改變了他自己的人生，他的同事曾對他說「『你記住我說的一句話：就是今天，是你自己，把安穩的人生一腳踢開了。」但他的同事卻不會想到，韓國的民主道路也因而被改變了。但如今，這條路是否仍然往前呢？
台北城的夜越來越深，熱炒店的聲浪越來越強。在台北圓環閃爍著的廣告看板下，車流不斷，城市仍繁忙如晝。在這個曾發生台灣民主浪潮之地，有著悲痛歷史之所，喝得臉紅耳赤的我們不免也想著：
「究竟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才不會走到歷史的回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