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吹不走經濟寒冬——突尼西亞的革命改變了什麼？

滿車的觀光客在柏柏人(The Berbers)的「榖倉銀行」中穿梭，驚嘆這如蜂窩般的土黃構成物，竟包含著北非原住民的智慧，隨後，一陣喀嚓喀嚓的快門聲，便足以交代了這個行程，沒有其他問題，也沒有別的感想了。

一個帶點潮的藝術家，在旁邊看著，等人趨近便趕忙拿出作品自我介紹：「這是我的畫，只要十歐元。」獨自在這偌大的「古蹟」裡租用房間作為畫室，他可能不是普通人，怕是柏柏人裡的「畢卡索」，十塊歐元換得一張A4大小的風景寫真，或許真便宜了，但還是很難吸引觀光客。一人一台相機喀嚓喀嚓，比這不知名的畫來得真實，來得簡單，誰會買呢？

就我這傻子。我選了個線條簡單的榖倉作品，一邊掏錢一邊問：「你為何在這邊賣畫？」他解釋，政府將這些古蹟提供給藝術家使用，他也就在這邊畫畫賣給觀光客，能賣出的畫不多，生活並不容易。

我又指了指入口處一群抽菸喝咖啡的男人：「那他們呢？在這裡做什麼？」他們高聲聊天，偶爾盯著我們這群觀光客看，完全不像等著賺觀光財。畫家順著我的手看了看：「喔，他們每天都在那邊等著，等著工作上門。」

事實上，從突尼西亞北走到南，幾乎每個咖啡店都坐滿了人，這些男人無所事事晃盪於此，日復一日，就是等著工作上門。革命改變了這個國家什麼？外表實在看不出來，失業率仍高達17％，還有70萬人等著工作。

2012年的盡頭，我來到突尼西亞，那時距離Mohamed Bouazizi自焚已經整整兩年。亦即表示，所謂的「茉莉花革命」（許多人反對這個稱呼，北邊才產茉莉花，而北邊是富有的）也快滿兩年。而這個月，茉莉花革命滿四年，才選出國會議員的突尼西亞，方才要決定革命後第一位民選總統，引起世界矚目──而這也是「阿拉伯之春」後，首次民主選舉的國家。

突尼西亞早於上月23日舉行總統大選，只是無人能在第一輪投票中贏得過半選票，必須在12月21日進入第二輪決選。雙方如此勢均力敵的原因，也是因為失業率仍高，經濟問題未解，政治僵局讓人失望，致使這場歷史性選舉遭人民投以「冷淡票」。

分配不平等

這個26歲的年輕小販在家鄉Sidi Bouzid自焚，點燃了民眾的憤怒，抗爭如火燎原，「每個人都是Bouazizi」遂成口號。不滿政府不顧年輕世代，對高失業率絕望的Bouazizi一定不會想到，他的舉措不僅點起突尼西亞革命之火，大半個伊斯蘭世界的革命引線也跟著燃燒。

這場革命的起點，被命名為「茉莉花革命」，但事實上，所謂的革命並非從Bouazizi開始，他只是一個象徵。此前，在突尼西亞各地都有各種抗爭活動，2006年也有數十名突尼西亞大學畢業生，因陷入失業危機，抗議政府剝奪他們就業人權組成「突尼西亞畢業失業生聯盟」，當然被政府鎮壓。

突尼西亞西南部如Gospa等地是全球重要的磷礦產地。這些磷礦產區的居民世世代代都是礦工，薪資雖高，城鎮富裕，但生活條件並不好，在容易罹患肺炎、氣管炎等疾病的礦區沒有醫療服務和資源，也沒有基礎工程建設。而國營企業CPG壟斷貪腐，長期高成本低利潤，早讓底層工人不滿，所以2008年奧堪勒拉艾斯這個城鎮早就鬧過一次革命，其後又陸續發起多次抗爭行動，許多礦區城鎮紛紛起而效尤。甚至還有人發動西南方分離主義運動，試著脫離突尼西亞。

這是對突尼西亞的財政分配的抗議──這個國家城鄉差距甚大，近九成的財政預算都在沿海城市。

2009年的維基解密推長了人民的憤怒。這份文件揭露班阿里的二太太帶著家族明目張膽地貪腐，掌握了通訊、汽車產業、超市等等，偷竊了突尼西亞人民的錢。在班阿里治下的突尼西亞，失業情況惡化，但勞動階級的抗爭都被壓制下來，媒體只看得見北方的繁榮，聽不到南方的哭聲。

班阿里政權被推翻後，我這外國觀光客走馬看花繞了突尼西亞一大圈，看了北部如歐洲城市班富庶繁華，與南方凋零貧瘠，都不免想著「太不公平」，何況當地人？革命後，南方預算雖增加，但仍集中在城市。若這是革命後的樣貌，我不免再次發問：革命改變了什麼？

有錢人的城市

旅程結束前，我到了西方旅客最喜歡的蘇斯(Sousse)。前一天才在北非原住民居地走過漫天風沙，還省著用水的我，到此才真正驚覺這個國家貧富落差之距。

突尼西亞前總統班阿里就生長在東北部蘇斯，不只班阿里，許多突尼西亞的政治人物都在此出生。這是歐洲有錢人的度假勝地，他們時常開著遊艇沿著地中海來到這裡度假，因此碼頭上停靠著許多白色豪華遊艇，周邊皆是咖啡店和百貨精品，和法國或義大利的小城鎮沒有太大差別。如果觀光客對突尼西亞的認識是如此，那麼，對茉莉花革命的發生，應與我看到蘇斯這城市一般震驚。

沿著碼頭行走，經過許多豪華遊輪，我終於選定一家咖啡店歇腳上網。西裝筆挺的老闆Bislere見我一人無聊，便走過來打招呼。我看了看Menu，嘆了一聲：「哇。」他似乎懂得我的驚訝，便解釋蘇斯因為都是觀光客，消費相當昂貴，所以居住在這裡的人相對富有，生活花費也很可觀。

「我這輩子都想要快樂，活著得快樂。」他說。

我一臉疑惑：「我以為你們應該很憤怒，才會有革命。」

「不，我們很快樂，必須得快樂。」have to be他加重語氣。一直帶著輕鬆語氣的Bislere不打算和我討論革命的種種，只表露一種安於當下的語氣。

雖不能說他飽暖而安逸，但若我一直在這裡，恐怕也不太懂，為什麼這個國家要鬧革命？當一個國家的政治人物大多出生於此，恐怕也很難接觸到民間疾苦。

至少可以選舉

我的導遊Artive是個25歲青年，同樣生長在沿海富庶地區，偶爾會爆出憤怒之語，但在我們這些外國人面前還是會克制，說說自己國家的好話。這我能理解，對外國人我無法說出台灣任何不是。

「是的，經濟仍然不好，即使革命也沒有變好。但至少政府是好的，我們可以選舉了，失業率雖然高，但要工作還是可以找得到工作。」

2012年三月剛結束大選，退出了制憲議會，當時最大黨即為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佔有40％席次，但因不過半，國會仍屬多黨並立情況。然今年10月的國會選舉，該黨敗給2013年才崛起的新世俗政黨突尼西亞呼聲黨，仍因不過半，而組聯合政府。

「革命帶來的改變太慢，但政治改革沒辦法很快。」多次帶團到突尼西亞、研究伊斯蘭文化的徐峰堯解釋，即使推翻了班阿里，錢還是不會進到人民的口袋，因為貪腐結構沒改變，政治結構還是一樣，「只能等待。」

在伊斯蘭世界，突尼西亞是最開放的一個，漫步在首都突尼斯，如走在歐洲，但仔細一看，如香榭大道一般的布爾吉巴大道，即使名品店與咖啡店林立兩旁，卻不見星巴克、麥當勞，甚至任何一個可以跨國提款的外商銀行與ATM。因為班阿里拒絕外資。

一直以來，像突尼西亞這樣的國家，面對的還是經濟與西方勢力的問題。這次總統大選，正是就業率等經濟問題的對壘，換句話說，除了打倒班阿里這個獨裁政權，突尼西亞的體質上沒有太多改變。

大學畢業生不該採橄欖

來自西方的論述與數據是這麼說的：突尼西亞政府政策錯誤，對國家資源的分配與運用不當，以致於該國勞動力有八成投入低生產力產業，工作機會過度集中在沿海地區，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高達45.9%。

2012那年電視上有場辯論，便是討論這問題。針對70萬失業人口的解決之道，執政黨那方指出那年橄欖大豐收，可以招攬大量人力採收，「先救急。」反對黨則表示：大學畢業生怎麼可以做作這種工作？」

「這一年有24萬噸橄欖等待收成，包辦食宿外，一天工資有24塊Dinar（1美金約1.57Dinar），至少需要一千名工人，卻找不到人。」徐峰堯說，招工如此之難，便出於社會與自我質疑：「大學畢業生怎麼能去採橄欖？」

出於同理心，徐峰堯不禁大叫：「沒有哪個政府可以在一兩年內解決七十萬人口的事。」

Artive也說，有些突尼西亞人會希望政府「給」，但這個國家醫療、交通、教育都免費，「政府已經給很多」，只是人們還是抱怨。

「如果沒有觀光客來，沒有工作，我就會去學語言，想辦法讓自己前進。」Artive準備學中文，也準備來台灣讀書，「為什麼有人就只是一直待在原處，等機會找你呢？」對他來說，許多都是沒意義的抱怨，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所謂的「革命」是場轟轟烈烈的事件，人們期待革命後的轉變，殊不知這只是歷史軸線上的一個標記，並不真的全然改變些什麼；「選舉」看似平凡且無用，但它卻是革命帶來的產物，是一個新憲法的實踐，也是民主的驗證。

眼見總統大選結果即將揭曉，不論誰勝出，2010年那場自焚之火，這四年來的停滯、爭論、波折與種種，都隨著這一天畫下一個逗點，下個句子還等著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