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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正在消亡與已經消亡的新聞與記者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日本獨立記者後藤健二遭伊斯蘭國處決後,其家人強忍悲傷,對媒體訴說後藤健二的善良勇敢,強調不要憎恨,勿怪罪穆斯林或伊斯蘭地區。儘管難過,他們也能理解記者這行的風險:

「記者這種工作,便是時常到危險之處採訪,也有萬一出事的心理準備,雖說如此,失去重要家人的失落感還是十分煎熬苦痛。」

舉世感嘆與感傷之餘,同月內發生的查理週刊槍擊事件,也在媒體版面上蒸發,無人再論。

這兩件事雖不相關,但媒體從業人員因工作死亡卻是共通的,結果也很快被導向文明衝突與國際政治爭鬥。但若非國際政治對立,記者之死,能夠引起注意嗎?記者之死,能讓國際與政府積極應對政治問題嗎?記者之死,能讓所有人意識到這工作的重要與風險嗎?

查理週刊事件發生隔日,菲律賓調查記者中心發出一則貼文:「當世界都在哀悼查理週刊槍擊事件時,菲律賓又一名記者喪生,依然有罪不罰。」這個案件幾乎與查理週刊同時發生。

那是一個名為Nerilita Ledesma的小報記者。她在等候丈夫接送時被戴著墨鏡、穿著夾克的摩托車騎士槍殺。根據報載,案發一年前,便有歹徒持槍掃射她的住處,原因不明。

根據該國媒體組織報告,自1986年馬可仕獨裁政權被推翻以來,新聞記者死亡人數達已172人,而在現任總統艾奎諾三世2010年上任以來,已有31名記者死亡。

菲律賓並非戰區,號稱已民主化,但記者遇害風險之高,令人咋舌。以2012年為例,11月初一名記者兼廣播電台播報員在上班途中遭人開槍射殺,這是該年第五名記者遇害。經警方調查,這名叫考遜(Julius Causon)的記者,可能因為在節目中討論城市升格議題,並不時抨擊政府弊案,才會遭到威脅攻擊。

然而,每當有記者喪生案件發生,都不見菲律賓當局緝捕、判罪,簡直無法無天。

保住性命

根據該年紐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公布資料顯示,從1992年開始算起,光這二十年,菲律賓的記者遇害人數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伊拉克。

只有菲律賓如此嗎?

登上無國界記者網站首頁便可看見一個數據:光是2015年開年這一個月,即有八名記者喪生,165名記者被囚,178名公民記者或部落客被囚。

由於台灣媒體環境惡化,新聞品質粗製濫造,人人都說媒體是「製造業」,鄉民更是直稱記者為「妓者」,真正用心製作的新聞不被重視,八卦瑣碎之話則嘲弄「記者快來抄」。彷彿這一行從業者,只需杵麥克風、待在辦公室裡,不想不動什麼都不做,毫無地位可言,沒有尊嚴可說。既是如此安全,記者這行哪有風險可言?

作為閱聽人,我時常皺眉發怒,作為媒體內部從業人員,對那些保守劣習怠惰,我也無話可說。但記者究竟是怎麼樣的行業?價值在哪裡?是否該被貶抑至此?

如果新聞記者不重要,那麼,為何它有失去生命的風險?甚至如此之高。

2010年秋天,我到印尼參加國際記者協會亞太會議,當討論到職業安全議題時,我東想西想就是想不出台灣記者的職業風險──當時還未發生蘋果日報記者在氣爆第一時間衝跑新聞的事,而趕新聞摔車這又有點鳥,過勞或許可談,但沒有具體事例。

只好勉強回答:在大風大雨中播報新聞,很危險。

除了有風災經驗的日本、香港外,其他國家記者都一臉迷惘,不知是不懂我說什麼,還是以為我在開玩笑。

若不把中國算在內,我們這群東亞記者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相比,實在「好命」過頭,所謂的媒體問題就是置入性行銷、勞動時數、工會組織或派遣等等,亦即我們所考量的是建立周延的媒體勞動與倫理制度。這問題對我們來說的確重要,我們也耗費心思將這些議題說得簡單明瞭,好讓其他國家記者都明瞭。

不過,接在我們之後上台報告的一名身材壯碩的男子,才說第一句話,並引起全場共鳴。

「對我們來說,如何保住生命是最重要的問題。」

說話的是阿富汗記者。他身著熨燙過的白襯衫,總是掛著笑容,聲音斯文細柔,簡直看不出來自掙扎求生的戰亂之地,「我們光是出門,就是危險了。」

工作環境充滿危機的,不只是阿富汗這樣的中東戰區,亞洲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到尼泊爾,記者經常遇害,斯里蘭卡的媒體被迫噤聲,否則人身自由與安全也不保,馬來西亞政府對記者嚴格取締,中國記者在牢獄裡者眾......。

這些亞洲記者你一言我一語,報告自己國家言論箝制與身家安全不保的問題。說著說著,又都談起菲律賓,並感嘆亞洲諸國的記者工作根本是拿命來賭──前一年11月,大批菲律賓記者在菲國南部民答那峨島馬京達瑙省(Maguindanao)布魯安市遭到屠殺,在58名死者中,記者就佔34名。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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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升高

事件源於該市副市長滿古達達圖欲角逐省長一職,於是,妻子、妹妹與支持者率領了30多位記者到選委會辦理選舉登記,不料全數都被武裝部隊綁架,慘遭撕票──這是對手為了剷除其他勢力,所下的毒手。

去年11月,這個「 馬京達瑙省大屠殺」恰好滿五年,眾多國內外媒體工作者穿著「有罪不罰」的黑色T恤、拿著蠟燭,聚集在馬尼拉天主教堂外,為這最大的媒體工作者被害事件哀悼,也抗議媒體在這個國家受到的限制。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去年底發表的報告指出,過去一年對記者的攻擊與綁架大幅飆升。過去一年間,全球有總計66名記者遭到殺害。事實上,從2005年至今,全球已有720名記者因為工作被殺害。

其他的呢?因中東、北非等地衝突,記者綁架案增加到119件,還有許多記者因政治因素被囚禁,約有178名記者身陷囹圄, 其中有100名是在中國。

去年,因美國記者佛雷(James Foley)和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被斬首,如此野蠻謀殺的宣傳,震驚了全世界,等同警告記者不該再踏足此區。

事實上,法新社便也明令規範禁止記者前往危險地區。法新社全球新聞總編輯 Michele Leridon 去年9月17日在自己的 blog 中發表的聲明:「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強大而且艱難的決策:如果有 freelancer(自由記者)前往敘利亞,為我們提供圖片或視頻,當他們返回時,我們將不會使用它。確切的說,我們不會花錢買。自由記者已經在敘利亞衝突付出了相當高昂的代價。我們不會鼓勵人們再冒這種風險。」為此,他們重新擬定諸多倫理與規範。

但記者這工作是什麼?不就是代替閱聽眾的耳目,看到現場?不就是是後藤健二所說的,將苦難報導出來,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嗎?

即使有時候,好像不那麼值得。

不談歐美數不清的通訊社與特派員,就只說日本新聞記者:2012年,45歲的山本美香在敘利亞北部採訪內戰,中槍身亡;2007年,50歲的長井健司在緬甸仰光採訪番紅花革命時,在軍政府鎮壓中,同樣中槍死亡。為了將遙遠地方的故事帶回來,他們都在戰亂中喪生,在世人眼前倒下,諷刺的是,他們的血汗或許很少被世人閱讀、關心,死了後卻登上媒體一角,讓世人歌頌他們的無謂勇敢。

在這之前,閱聽眾關心過他們帶回來的報導與故事嗎?國家願意在和平上使力嗎?

我上了日本亞馬遜,查了一下後藤健二的書:沒有庫存,極少書評。他認真走訪了獅子山、盧安達等戰區,為那兒的孩子、母親發了聲,但回饋卻遠比不上他出的力氣。

人們不閱讀、不關心、不在乎這些記者的心血,「記者之死」呼喚的只是感傷的耽溺,沒有積極意義,沒有反省,沒有價值。

在後藤健二喪生的回應不停在臉書洗版時,獨立記者鐘聖雄便感嘆:「不禁在想,記者是不是也要跟藝術家一樣,非得等到人都他媽的死了才會被發現價值...」

我卻不覺得記者的價值被真正看到了。我也不以為,鼓吹記者魂是面對這個遺憾的好態度。但在缺乏記者魂、吝於讓記者到現場的台灣媒體界,後藤健二的精神,或可稍稍感動一下社會,或是已經麻木的台灣媒體人。就算是短暫如即時新聞的壽命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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