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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日,台灣選出了自己的總統,新加坡送走了他們的國父

圖/歐新社
圖/歐新社

李光耀去世了,這次是真的。

在臉書上分享這訊息的朋友,無不做此強調,只因3月 18日,新加坡國父不停「被死亡」,包含台灣在內的媒體紛紛報導其死訊,不料卻是一場烏龍。但以李光耀的重要性來說,即使他還撐著那口氣,執筆的人早就爭相替他蓋棺,趕著將他寫進歷史。無論是死是活,他早注定自己的歷史定位。

但這烏龍,簡直成了李光耀人生最後的諷刺。新加坡對媒體管控嚴格,幾乎沒有新聞自由可言,但他的死活卻又坐實了新聞自由付出的競爭代價。

「在這樣的時刻,李光耀還撐住一口氣,像是告誡這即是後李光耀時代——傳播平台的發達與信息的錯亂,可以如何攪動世界。他躺着仍在提醒人們,即便是處在一個新的時代,接收信息時,理性、邏輯判斷仍然重要,傳言不可輕信。」新加坡聯合晚報總編輯李慧玲這文章寫得認真,但許多新加坡人卻嗤了一聲:「果然是官媒,連李光耀的一口氣都能做文章。」這聲氣,或許顯示新加坡人在這時代越來越能發出意見,也越來越有自己的選擇與評價。

「我是為你們好」的領導人

在他去世這天,撲天蓋地而來的報導與評論,都像是作文比賽,在世人都熟知的這號人物上,再多增添幾道筆墨。「李光耀去世了,報紙變好看了。」一個朋友翻了翻台灣報紙對我說:沒想到媒體也能不瑣碎,也能這麼莊嚴。我卻回他:「差不多就是蔣經國這樣的人物被緬懷。」

就是個「偉人」,或說是強人。

根據李光耀與蔣經國的交情,以及對兩岸調解的涉入程度,台灣政壇與媒體給予他三個全版份量的報導,並不為過。台灣新一代對新加坡的認識,多半是薪資高、競爭激烈的先進國家,但老一輩的看待新加坡卻別有情懷。大多是尊崇與羨慕,所以柯文哲號稱要八年超越它,但偶爾也有輕視與懷疑——別忘了前外交部長陳唐山的名言:那鼻屎般大的國家。

但正因新加坡土地面積狹小,資源匱乏,卻能在戰後脫離英國殖民,且在被馬來西亞拋棄後,還可躍居今日世界依賴的經濟樞紐地位,才是傳奇。這是今日所有評價李光耀時,不得不肯定的一面:李光耀的一生,就是新加坡史。但換個角度說,新加坡如今所有的一切,都是李光耀個人獨斷所為:他是掌舵船長,別人無可置喙。

「執政者永遠不應該被大眾的觀點左右,那是一種思想上的軟弱,也是告訴大家你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李光耀曾這麼說。

無論李光耀的功過,不談愛恨是非,新加坡人對他最起碼有一定的情感,因為他根本就是全新加坡人的父兄,人會敬父,但也懼父。新加坡時事評論員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台灣出版更名為《新加坡原來如此》)中,便提及一段課文,大意是一個小男孩想出去玩卻被父親阻止,後來天氣變了下起大雨,出去玩的朋友都遇到危險,男孩才知父親說的都是對的。父親永遠是對的。

「我都是為你們好」這種話,相信華人小孩都不陌生,在家父長式的社會長大,父輩總將這句話掛在嘴邊,李光耀更發揚到極致,不管讀他的傳記或任何著作,那種苦口婆心的憂慮溢滿紙頁,不停嘮叨:「這樣做最好,沒有別的辦法了。」

例如在《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李光耀就不厭其煩論述:「作為一個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只有加強學習英語才有好日子過。」

「生存」是李光耀畢生所念,對如何團結一個多語多族群的國家,讓他憂煩不已。於是,他不只貫徹英語教育,還實施雙語教育。不論新加坡人有多少意見,李光耀都不屈服,只因他相信學好英語和華語,新加坡才有未來,即便當雙語教學成功發展的今天,對於方言節目的釋出他仍然不同意也不放鬆,只因為他擔憂老人家會跟孫子說方言,而這些孩子會開始不說普通話。

當然,他也不只管語言政策,這位家長雞毛蒜皮的事都管,例如世人熟知的「口香糖」禁令。

「我經常被人指控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我承認,如果我不這麼做的話,我們也不會有今天,對此我絲毫不感後悔。如果我們沒有介入非常私人的領域,像是你的鄰居是誰,你怎麼生活,你發出什麼噪音,你怎麼吐痰,或是你說什麼語言,我們就不會有經濟發展。由我們決定什麼是對的,不必在意人民怎麼想。」李光耀甚至屢屢表示西方民主不適合新加坡,其實也算是某種直率。

圖/歐新社
圖/歐新社

像我這樣一個小蔣時代出生的台灣人

即使我是台灣人,讀到李光耀的著作,都會感到生氣,在心裡與他抬槓。

有一回因工作所需,必須認真閱讀並書寫他新書的介紹。李光耀越到晚年,文章越多,幾乎都是為自己政策辯護。但讀到一半,我完全抓狂,寫信給編派我這工作的主編說:「天啊,我好想撕了這本書。」我不知道新加坡人如何理解,但我像個叛逆青少年,只想叫這碎唸的老北閉嘴。但他恐怕是無法停止任何管教:「就算我在病榻上,即便你們要把我放進墳墓裡,當我覺得事有不妥,我仍會站起來。」

像我這種出生在蔣經國執政、解嚴前後世代的台灣人,不太可能欣賞這樣的姿態。特別是當我走在新加坡街上,對那嚴謹的氣氛感到拘束,又或者我在捷運上看到無所不在的監視鏡頭與鄰座可能是恐怖份子的恫嚇時,都不可能自在。那是一種生活在喬治歐威爾作品中的感覺——當然你也只可在乎有多少錢可賺,不必在意這些。

我對新加坡算是陌生,想到它就只想到亞洲四小龍與其經濟成就。第一個認識的新加坡朋友親切有趣,說他在鴻海工作,台灣新加坡距離算是很近,我點頭笑笑真是有緣。但隨後在越南的旅遊行程,卻讓我以另類角度認識了新加坡——他們夫妻沒有辦法走太多路,一下子就氣喘吁吁,直說在新加坡不可能會走這麼多路,也不可能淋到雨,因為屋外有遮蔽,出門就是捷運TAXI,而且,這個熱帶國家哪裡都是冷氣。

所謂成功的代價

十多年前的台灣,還沒有「羨慕新加坡」的風氣,聽到這些新加坡朋友的「生活」,我是有些嫉妒,想想又很怪異。

今日的台灣卻把新加坡當標的,只說新加坡多有競爭力,卻不說所有菁英集中在這小國讓新加坡人很吃力,要超越新加坡卻也不知超越什麼,但是,房子越來越買不起時,新加坡的公共組屋確實令我這輩羨慕——當然前提是,你知道政府從你收入當中幫你存錢,而且組屋地點也得看經濟能力。

每當台灣社會浮現對國民黨專政、或是蔣家父子執政時代的懷舊情懷,對我們這世代來說,都是疑惑與茫然。當然,我們從各種報導與討論中明確知道那時官僚有多廉潔、有魄力,也知道彼時台灣經濟發展有多快速,我們更知道自出生就享有這些建設成果,沒有怨言。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因社會自由開放,而更加理解那時所有不可說、不可碰的限制與禁忌,其中也包含了自己國家的位置,更別說那些,時至今日尚未能處理與面對的痛楚。

他們在懷念什麼,我們在期待什麼,其實是不同立場與軌跡,很難在同個檯子上對話。新加坡國民亦然,李光耀帶領他們走出戰後困境,成了在世界上能挺直腰桿,富有榮譽感的一份子,那是多麼深厚的感激與懷念;但對新一代新加坡人來說,他們卻因時局的變化進而面對眼前困境,如今,他們已逐漸意識到,過去被剝奪了什麼,失去了什麼,這讓他們亟欲改變。

我們這代台灣人面對同樣問題,但卻也走過類似的道路。因為蔣經國「放手」,我們這代成為不一樣的人,大多有著不同價值觀,過去的那些犧牲,警惕著我們對當前的問題保持警覺,因而會對某些手段產生反應。

例如,我們怎麼思考冷戰時期,國家威權為了有效率的社會控制,而打壓、囚禁任何一位意見不同的人民——有時候,甚至連意見都沒表示,就只是嫌疑。

圖/新華社
圖/新華社

歷史的分歧路

台灣曾經受過30多年戒嚴令控制,新加坡至今則仍有「內安法」,以國家安全之名行絕對控制之實。過去,許多左派學生、工運領袖被逮捕、判刑或流放,但也有人只是意見不同就被斥為壞份子。

例如,一名叫何元泰的候選人投書主張:「提高英語水平外,不應忽略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但卻因此被指控為「華文沙文主義,試圖煽動暴力」,於是他落選並被通緝,逃亡至今仍是無國籍之人。

在學生時期加入學生會、聲援勞工的陳華彪,是新加坡有名的左翼份子。在李光耀的自傳裡,曾特別提過他,直指陳華彪是一群接受英文教育的「親共學生激進份子」,國家會特別注意,內部安全局在1987年對這些疑似共產主義者發出拘捕令,「警告陳華彪」。

學法律的陳華彪卻說,根本不知道內安法到底是什麼樣的法律。「新加坡媒體從不引用我的任何話。」陳華彪抱怨,在這國家他沒有任何解釋的機會。

李光耀去世後,陳華彪投書一篇題為〈李光耀逝世讓人們重獲自由〉的文章,刊登在馬來西亞獨立媒體,聲稱「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可行,全因為新加坡擁有的特質:

它是個擁有戰略位置的城市島國,也擁有優越的地理條件,例如天然良港、有幸的擁有勤奮和耐勞的人民,以及資源豐富的鄰國。「這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在別處所複製。」「此人另一項毫無疑問的成就,即成功創造神話,讓人誤以為他是新加坡唯一的開國元勛。這個神話或將在他逝世後很快就要破滅。」

他還說:

「李光耀的逝世無疑將打開人民的枷鎖,把新加坡人民從恐懼中釋放出來。與世界任何發達國家相比,新加坡公民和居民對政治迫害的恐懼是無可比擬的,即使是巨富者、非常聰明的人與政治高官都不敢表達他們的異見。逝世之後,這個人的真面目終將揭開。幸運的是,死者再也不能像生前那樣,迅速地揮動誹謗法律棒子來堵住批評者的嘴巴。」

香港知識分子陶傑也直言,「今日華文傳媒,自我審查,不敢提李國父高智商精英式的反共。」不過,他並不否定李光耀:「李光耀不是一個人人能接受的大家長,他不給予創作和言論自由。然而,以新加坡六七十年代的處境,He has a point。」

所以,今天,像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參加了這麼一場作文比賽,應該怎麼表述他呢?我只注意到,李光耀逝世這天,恰是台灣首屆民選總統的日子:3月23日。這一天,曾讓李光耀碎碎唸,親日、強烈台灣主體意識,處於同一世代的李登輝當選了第一屆民選總統,而他們後來也就翻臉了。但之所以有這一天,也是他的好朋友蔣經國在病榻中,或許早預料到的未來。而他也不打算從病蹋上躍起干涉。我以為,我更尊敬蔣經國一些。

今日,當許多人仍懷念蔣經國,許多人歌頌李光耀,許多人懷想過去歲月,許多人想效法新加坡時,我們必須回看那個歷史的轉折點,想想當初前輩們追求的是什麼,我們在乎的是什麼,而那注定讓我們不一樣。

台灣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台灣呢?我們都該揣著心,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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