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請問蔡總統和柯市長，「臺灣價值」到底是甚麼？

若只是試圖與所謂「普世價值」接軌，卻看不到在地主體論述，則顯得臺灣難以超克西方價值（如民主、多樣、平等、自由、權利等）的內在主體限制。在亞洲，思考價值和主體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早已內化的西方；而在臺灣，我們則不得不面對已經內化了的中國與中華。

總統和市長為什麼不能好好將「臺灣價值」談清楚？

這兩天臺灣政壇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國家領導人和首都臺北市長在媒體上隔空交火，對彼此的「臺灣價值」提出內涵上和路線上的質疑及挑戰。蔡英文在接受三立電視臺專訪表示，柯必須要對「臺灣價值」再做一次確認，讓民進黨支持者感覺柯是能一起作戰的人。

柯文哲則表示，自己有想過什麼是臺灣價值，因為臺灣在東亞地區和華人世界，特色就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當然法治、人權和環保有改進空間，但所謂普世價值的實現，應該就是現階段的臺灣價值，不過「我也想知道她（蔡英文）的臺灣價值是甚麼？」

只是選前主張要〈厚植文化力，打造臺灣文藝復興新時代〉的蔡總統，以及主打〈改變臺北，從文化開始〉的柯市長既然起了頭，為什麼不能好好談清楚他們的「臺灣價值」是甚麼？原來，他們的台灣價值並沒有客觀依據，而文化也從來沒有真正進入他們施政的視野。

在藍綠統獨意識對立和政黨選舉的盤算下，臺灣價值的內涵到底是甚麼，其實並不是政治人物真心關切的議題。任何有一點政治敏感度的人都知道，柯文哲和蔡總統藉由「臺灣價值」議題要求對方在路線上、立場上表態，然後進行政治操作，才是彼此質問對方「臺灣價值」的目的。

國家領導人該不該有個人的「臺灣價值」主張？

在臺灣，任何人都有權利自由地主張個人的臺灣價值是甚麼，要求總統或市長對於臺灣價值沒有個人看法，是不可能、也不公允的。但作為一個國家與首都領導人和一般人的差別在於，她們對臺灣價值的主張和想像，很可能透過各式各樣的政策措施，轉化成為影響臺灣人民和臺北市民甚鉅的政策路線。

臺灣政治人物的問題並不在於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想像，而在於他們可能隱藏自己的價值想像，卻隱諱地主導各種政策方向逃避輿論監督。因此，國家或城市領導人的確應該清楚地將個人對臺灣價值的信念攤在陽光下，接受人民公開的監督和檢驗。

臺灣政治人物的問題也不在於擁有自己的價值想像，而在於他們當選後總是急於窮盡各種方法，試圖實踐自己的價值理念，也因此經常將個人的信念（尤其是統獨的政治意識型態），強加在人民的生活價值之上。這也是為什麼執政者會出現：「啊我就選上了，不然要怎樣？」這樣的傲慢心態。

臺灣領導人一直在形塑「臺灣價值」，但依據是甚麼？

2004年陳水扁在520總統就職演說中主張，臺灣「在第一波的民主化過程確立了主權在民的價值觀以及臺灣的主體性⋯⋯第二波的民主工程，重點在於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國家共同體的再造。」他認為只有「透過公民社會的建立，經由偕同參與、集體創造的土地認同與共同記憶，才能超越族群、血緣、語言、文化的侷限，邁向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的重建。」

馬英九則在2008年520總統就職演說指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多年來他走遍臺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臺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臺灣人的本性裡。這是臺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臺灣精神』的真諦。」

另外，無論文化部在《文化基本法》草案條文中主張的文化多樣、平等、參與等價值內涵，以及文化權利保障與自主治理等原則；或者柯文哲主張的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和環保價值，都試圖與歐美的普世價值接軌。

不過，蔡總統、柯市長和文化部對於為什麼挑選這些臺灣價值，又該如何凝聚臺灣價值的具體作為並沒有太多著墨。陳總統的臺灣主體價值觀，以及馬總統的「臺灣精神」論在當前臺灣社會的現實中，都不乏欠缺臺灣價值具體內涵的質疑與爭議。這些不同的政治語境，一方面是強調血統追溯的儒家中華文化的傳統，另一方面強調屬於臺灣在地的民主價值。

但為何不是強調如人情味、純樸、草根性、臺灣民間社會的自主性等價值？在這樣文化價值主張的兩端，所謂的臺灣文化價值與中華文化價值是否具有實質差異？而在大家界定這些價值的選擇中，究竟又呈現出哪些文化態度？都是當前臺灣社會中無法迴避的問題。

「臺灣價值」究竟是甚麼：臺灣、兩岸和世界共享的價值有哪些？

在兩岸關係緊張，藍綠統獨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情境下，公共政策觸及臺灣價值彷彿成了一種禁忌。在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到文化基本法草案的研議過程中，各界對臺灣核心價值的共同的默契，幾乎都抱持「存而不論」的立場。

就連學界都很少人願意嘗試以研究和調查的方式，讓「臺灣價值」的內涵客觀地進入文化公共領域的討論。其實，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都曾為國內及國際的文化價值進行過質性與量化的研究調查，例如歐盟文化價值調查、世界價值觀調查，都曾碰觸不同國家之間文化價值獨特性與共同性的敏感議題。

2017年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完成了一項「臺灣文化價值先期調查研究」。研究首先針對「臺灣文化價值觀認知」進行文化價值內涵項目的前測。在100多位填答者的意見中，共蒐集得79項臺灣文化價值選項，並從中篩選整合出前16項描述性的臺灣文化價值內涵。

隨後，團隊依據這些價值項目，參酌歐盟文化價值調查、世界價值觀調查研究擬定問卷，進行網路問卷先期調查。自2016年9月20日至10月4日期間共計取得328個有效問卷，並依此測驗結果進行量化分析。調查發現：

第一，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當下最能代表臺灣的主流文化價值竟是「盲從一窩蜂」（45.73% 非常同意、32.32% 同意）以及「短視與功利」（40.55%非常同意、32.93% 同意）；而「善良與人情味」（28.35%非常同意、42.99% 同意）、「民主與公民意識」（24.09% 非常同意、46.65% 同意）、「草根與純樸」（28.35% 非常同意、38.72%同意）則分居3、4、5選項，至於「勤奮與節儉」、「美感與創新」則敬陪末座。

第二，當問及受訪者，在臺灣最該保存或提倡的文化價值是甚麼？「包容與多樣」（64.63%非常同意、27.44%同意）以及「美感與創新」（65.24%非常同意、26.52%同意）成為前兩名，而最後兩名，則剛好是受訪者認為是目前社會中所奉行的主流文化價值，分別為「盲從一窩蜂」以及「短視與功利」兩個選項。

第三，比較民眾認為臺灣獨有的文化價值與中華文化共享的文化價值，以及與世界共享之文化價值調查，研究發現民眾選擇的臺灣獨有文化價值，臺灣與世界共享的文化價值認定，以及臺灣與中華文化共享價值之間出現了顯著的差異。受訪者認為臺灣獨有的文化價值前五項分別為「善良與人情味」（66.4%）、「包容與多樣」（66%）、「民主與公民意識」（48.6%）、「草根與純樸」（44.9%）、「盲從一窩蜂」（38.9%）。

臺灣與中華文化所共享的文化價值的前五項則為「傳統與保守」（54.6%）、「官僚與威權」（53%）、「勤奮與節儉」（41.8%）、「短視與功利」（37.5%）以及「鄉愿」（32.9%）。至於臺灣與世界所共享的文化價值前五項則為「民主與公民意識」（71.3%）、「包容與多樣」（69.5%）、「人權與法治」（58.8%）、「公平與正義」（42.7%）、「關懷與公益」（41.8%）。

在眾多的臺灣文化價值中，受到許多不同文化的影響，形成了現在的臺灣文化價值面貌。數據顯示臺灣文化價值中蘊含著東方與西方體系的價值，也隱約投射出臺灣民眾對於當前兩岸文化價值及普世價值的認同態度差異。

臺灣文化價值與文化支出

最後，當問及「為了保存和提倡臺灣核心文化價值，您最希望公共『文化支出』用在哪些領域藝術文化政策和措施？」有高達80.5%的受訪者認為「保存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最可以保存臺灣的核心文化價值。另外71.6%的民眾認為「投入臺灣藝文化政策的深度研究」最有助於提倡臺灣文化價值。

相對地，「經營夜市與休閒娛樂活動」、「補貼與投資文創產業的發展」、「舉辦國際及地方藝文節慶」、「投資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產業」，以及「活絡藝術市場與文化消費」等，則是最少民眾希望投入的公共文化支出項目，分別只有8%到38.4%之間不等的支持率。這些比例排序與當前文化公部門投入的公共文化支出項目之間，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值得公部門深思。

政治誠信：「臺灣價值」的政策與政治意涵

政治人物的價值觀，不能抽離政治人物的作為和政策主張來討論。政治人物的臺灣價值的內涵是甚麼？在諸多的價值選項中如何篩選，如何排列優先順序，這些這價值怎麼被轉化成國家和首都的政策措施，才是公共輿論必須監督關切的課題。

舉例來說，在文化政策領域，同樣談及「進步」的價值，落實在柯文哲的言論主張，可以是當選前回應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時所說的：「都市發展和經濟政策應秉持『文化優先』原則，重大政策應審慎評估『文化整體影響』；」尤其不能犧牲原有的文化資產。執政者基於審議民主的精神，為了匯聚各界的意見和共識，保護都市文化資產的歷史價值，可以忍耐施政緩慢前進的步調。

「進步」也可以被詮釋為柯文哲當選後，一系列為了都市更新和經濟開發而進行的柯式「現代價值」，展現一種「都市外科手術」、推土機式一夕改變體制積弊的專業管理與效率價值（拆除公車專用道）；一種透過2016世界設計之都、2017世大運大型活動賽事匯聚城市能量資本，提昇台北市文創產業產值的柯式文化企業化價值。

政治人物抽象的價值主張，往往成為民眾檢證他們長期的信念和實際政策作為間是否一貫的標準，也就是政治人物的誠信與路線的問題。

回歸以人民生活為主體的「臺灣價值」

政治領導人和國家的文化​法規既無法，也不該主觀地去界定或形塑「臺灣價值」。因為無論是立法程序上、客觀的政治和歷史文化條件上，現階段臺灣社會顯然都欠缺明確的共識。不過，政治人物若只是試圖與所謂「普世價值」接軌，卻看不到在地主體論述，則顯得臺灣難以超克西方價值（如民主、多樣、平等、自由、權利等）的內在主體限制。在亞洲，思考價值和主體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早已內化的西方；而在臺灣，我們則不得不面對已經內化了的中國與中華。

「臺灣價值」當然不是領導人說了算，長期而客觀的文化價值調查研究，有助於臺灣社會掌握不斷變化的價值脈動，也是解開碰觸「臺灣價值」禁忌的重要途徑。國家和都市的執政者應該做的，是讓臺灣價值真正回歸民間的主體，透過政策機制讓不同的價值都可以在臺灣社會中兼容並蓄地存在，平和地被談論，而不是藉由各種政策工具、手段和資源，將自己的價值加諸於全民。

——不論全國文化會議、文化國是論壇、文化公聽會、座談會，或是文化政策白皮書、文化基本法的草擬過程，都是執政者可以真實匯聚（而不是刻意形塑）民間文化價值與共識的重要機制。

我認為，執政者要理解「臺灣價值」必須回歸到以人民生活為主體的「文化方式」來衡量臺灣：用善良和人情味等傳統價值的溫度，用不同在地歷史記憶的厚度，用藝術創作自由表達開放的廣度，用公民文化意識覺醒的高度，用市民生活和生命反思的深度，用總統和市長的耐心、真誠，以及對差異包容的寬度來理解和測繪「臺灣價值」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