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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在國民教育中教文言文嗎?

圖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攝影/記者黃義書(資料照片)
圖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攝影/記者黃義書(資料照片)

udn的辯論平台近日有場「台灣高中國文應廢除文言文必修」的文字辯論。其交互詰問的過程先不談,我認為題目設計對於主張「維持必修」的一方,是相當不利的,因為要證明某條件是其他狀態的「必要條件」,其實非常困難。不過,就算把技術上的不利之處考量進去,就我個人角度看來,這場尚在進行中的辯論,勝負也已很明顯了。

台灣的保守主義者通常只有價值主張,缺乏建構健全論證的批判能力,只算是懷舊者,而非右派社群主義者。這也讓台灣的政治、社會哲學論辯總是出現往自由主義傾斜的一面倒情形。

因此不少台灣人認為只有自由主義者具有理性反省的能力。實際上,社群主義者(不論左右派)也能提出有力道的論述。以下我就試著以社群主義的立場,對中學生修讀文言文的議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對於正在辯論中的「台灣高中國文應廢除文言文必修」,我就不加深論,以免干擾,我要探討的題目是「在國民教育中應該教文言文嗎?」這樣更廣泛的提問。

我要先談「國民教育」,再看到「教文言文」的目的性。

台灣現在是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最後三年雖非「義務」國民教育,但我個人認為這算是義務國民教育的延伸,理念上差不多,就一概論之

對國民教育的目標,台灣人近年有兩大主流。第一派是「秀才派」,主張應該盡可能教多一點,讓學生進大學時什麼基本功都有。另一派是「實務派」,主張應該多教買賣東西、法律常識、簡易水電維修等對將來社會生活有幫助的知識,什麼「輾轉相除法」、「非洲國家的首都」,一般人根本用不到,也就沒必要教。

但這兩派的想法都有明顯的困難。「秀才派」的問題在於國教資源稀少,又平攤在各個學校,你很難養出真正的秀才,如果硬要將某些人養成秀才,那就要犧牲掉多數的平凡學子,違反國民教育創造「機會平等」的本意。

那「實務派」呢?恐怕以學校現有的師資與設備,是難以提供社會生活技巧的相關教學,因為舊制的教學資源是「秀才派」導向的。所以秀才派和實務派拉扯了半天,最後可能就像多數社會哲學家的結論:國民教育只是「幫家長看著小孩」而已。只有這個目標能有效達成。

但若只有看著小孩,「教育功能」就真的太弱了。我們還是應該在這個階段放點東西「入腦」。那在道德上,該放些什麼呢?

有些社會哲學家認為,可以「什麼都放一點,也只放一點」,也就是只有「鑰匙」的程度。你有「鑰匙」程度的基本能力,即可以打開某個學門或領域,你就讓中小學生接觸各種「鑰匙」,接下來要怎麼發展,就看他個人的選擇了。這可算是秀才派與實務派的中間方案。

回來看到文言文。文言文擁有和白話文不同的文法,雖然兩者用詞有不少相同,可是意義與文法有著巨大差異,讓我們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學習,才有辦法勉強理解其中的一小部份。

但為什麼我們應該這樣做?我們學文言文,可不是在學術研究的大學層級才開始,而是在「只是幫家長看著小孩」「給鑰匙」的國教層級。

就社群主義的角度來看,文言文的確是把鑰匙,是開啟過往世界的重要工具。台灣是以華人文化為主體,而華人文化中的許多價值(不只是道德價值,還包括美學價值)是儲存在文言文之中,若有一定的文言文程度,就有機會開啟這個領域的大門,並取用這些價值。

許多現代台灣人站在類似啟蒙主義的立場,認為過往華人文化的遺存都是「髒」的,應該徹底清除,並透過理性與科學重構出一套價值觀。我當然尊重這種說法,因為西方也有人曾以類似的態度,企圖清除基督宗教的影響;不過在1970年代以後,有越來越多人發現,這種啟蒙主義的想法顯然太過浪漫。

就語言技術上來說,我們不可能去除所有過往的文化脈絡,而且在「砍掉重練」的過程裡,我們可能也會失去許多有價值的文化,而這些文化就像特殊基因一樣,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將來會碰到的疑難。這有點類似保持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就語言層面來說,當我們使用某種具歷史根源的語言,像是中文,我們就有機會進入一個古老的價值世界。白話文若使用了大量文言文語彙與概念,而多數人對於其中真意卻幾乎毫無所知,這會是個真理與道德的危機。

就像許多人批判儒家,卻不太清楚孔子所指的究竟為何,亦不瞭解他本人所處的社會脈絡。這是合於理性標準的批判方法嗎?

面對過往文化,我們應該試著從中過濾出有價值的部份,並且批判有問題的部份,才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走向更遠的地方。

所以就取得「過往價值」的層面來說,我們的確應該在國民教育中提供文言文這種鑰匙。學生能不能學起來,並有效運用,那是他個人的問題,但教育者應該提供這種機會。

所以對「在國民教育之中,應該教文言文嗎?」這問題,我的回應是「應該」。但是否要「必修」?

必修與否,牽涉到資源的分配,會是種政治考量。國教的學習總時數就是那麼多,如果多數百姓覺得文言文很重要,甚至像數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一樣重要,那就該列為必修。如果有更多的「鑰匙」想擠進資源分配圈,那文言文的比重就會被壓低。

那誰來決定時數的分配呢?我認為國民教育的時數配比不應由學者單方面決定,這是重大公共資源的分配,而且牽涉到學者的個人利益,球員兼裁判,會有道德疑慮。

而要針對這種事情公投,或交立法院等民意機關決定,則可能流於意識形態之爭,因此採用某種比例代表制的審議模式,或許是最佳的解決方案。當然,在審議的過程中,與會各方還是該提出「文言文是否為社會人之必要或充份條件」的理由。

其實西方也一直在討論拉丁文與希臘文在中學教育的必要性,可惜的是,台灣人在討論文言文教育相關議題時,似乎很少引用西方的經驗與結論。這或許又是因為多數參與論戰者缺乏西方語言「鑰匙」所造成的問題了。

最後,我們不妨一口氣拉高思考層次,花點時間想想,我們到底是應該給小孩一大把鑰匙,還是幾把萬用鑰匙?又或是「智慧型RFID門卡」呢?或許回答這問題,才是最根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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