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政權與參政門檻：200萬的選舉保證金會太高嗎？

本週是2018大選的登記週，不過很多「擬參選人」並沒有辦法跨過這一關而成為「候選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拿不出參選的保證金。如果要選議員，就要拿出20萬保證金，若要選市長，更要拿出200萬。不過這並非「報名費」，而是「要保證你會認真選」的保證金，所以你選舉表現達一定水準，就可以拿回來。

當然，還是有很多候選人無法達到退還標準而要不回這筆錢，因此大家也就習慣將這個數字看成是「報名費」。報個直轄市長要200萬，對實力派政客當然不是問題，但對於有理念卻無財力的政治工作者來講，就會是個巨大的門檻了，像是本屆的擬參選人范雲就因為無法募資達標，而在登記之前宣告退選，並質疑保證金制度會影響參政權。其實保證金的數額認定是一個「政治決定」，並非真有什麼特別的法理基礎，因此確實存在挑戰這個標準的空間。

選舉保證金 vs. 選舉補助款

就現行法規來說，選舉保證金的數額是由主管的選委會決定的，而2018大選的保證金要多少，是由2018年6月中選會的委員會議決議的。他們之所以這樣定的理由，主要是因為「上一屆也是這樣」，所以除非物價波動，這個數字通常不會改變。

那一開始為什麼會這樣定呢？現在找不到最初會議記錄，只能推定可能是受到台北市的「選舉人數」（就是總票數）的影響，因為台北總共大約有200萬票，所以可能就是因此定出這個數字，而選總統保證金要1,500萬，也和總選舉人數接近。那市議員為什麼會是20萬呢？這個數字其實和縣長、立委是一致的，顯然就不是太對應選舉人數了，但也沒差到很誇張的程度。

因此這個標準的拿捏很「唯心」，就是選委會的那些人覺得大概是這樣，各位擬參選人就為此搞得半死。那為了擴大參政機會，讓窮人也有機會參選，是不是也可以利用這種「唯心」來調低呢？像是調到議員5萬，市長30萬？

牽一髮，動全身，這會和許多數字有關。你選舉表現好，在單一選區（只選出一個人的）中只要拿到總票數的十分之一，像選台北市長拿到21萬票以上，就可以拿回200萬的保證金；議員候選人只要拿到該選區「總選舉人數」去除「應選議員人數」後的十分之一選票，也可以拿回20萬，所以在台北通常4,000票就可以拿回錢。對「認真選，選認真的」候選人來說，這並不是非常難。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選舉補助款，如果你當選，政府就會一票補貼你30元；輸的人也有機會拿回錢，如果是單一選區，你得票有當選人的三分之一，還是可以拿到一票30的補助。所以假設台北市長當選人拿到60萬票，你只選了20萬5千，不幸無法超過21萬多票的退還保證金標準，但你因為有當選人票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你就還是可以用一票30的方法領回615萬的選舉補助款。複數選區的議員補助款更容易領到，你只要有「孫山」（當選尾）的二分之一得票就能領。

就「政治」的角度來看，選舉補助款是政府用預算出的錢，未能領回的保證金是會沒入國庫的，一來一往雖不平衡，但至少也有某種對應關係。所以如果保證金門檻太低，國庫收入變少，而候選人增加，票數攤平，領補助款的人變多，政府要支應也就更加辛苦。不過雖然是「億來億去」的計算，但對中央政府來說這還算是小錢，那還是可以回到老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為了擴增人民的參政權，來降低保證金門檻呢？

比「選舉要投誰」還要有意義的問題

這個保證金制度的目的就是避免參選難度過低，跑出一堆「來亂的」，讓選票和選舉公報變得很長，讓政府要多花錢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因此讓候選人交這麼多錢，就是要他好好選，認真選，也控制候選人的總數。

不過以上的理由都是由「政府」的角度出發，那對選民來說呢？候選人變很多，對選民的主要困擾就只是「可能蓋錯」或「在選票上找不到自己要投的那個」，還有多繳頂多幾十塊的稅以支應選務工作。這真的是很嚴重的問題嗎？

其實也都還好。要說選舉候選人太多會很「亂」，但連200萬都拿不出來的市長候選人，是能亂些什麼？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播很久？這真的是個問題嗎？你不想看，就看新聞選播的那幾段啊！

所以我們應該基於讓窮人也能參選這樣的動機，而完全廢除保證金制度嗎？很多歐美民主國家的確是這樣的。但一個窮人參選，應該是想傳達他的政治理念，就算他可以把保證金的錢拿來花在選舉上，議員20萬，市長200萬的資金，又能宣傳多少理念呢？如果他根本拿不出一毛錢，只能透過選舉公報表達意見，那我們為什麼要用政府的錢來印他的個人意見呢？他不能在其他地方表達嗎？

過往媒體受到控制，因此窮人意見不易表達，解除選舉保證金限制或許真對於呈現多元民意有幫助。但現在新媒體盛行，意見真有價值的人並不難出頭，也不是花大錢就一定會有比較多人看到。如果從政、參政的管道已經多元化，那解除此門檻的價值就會變得比較低。

如果連表達意見的效果都很差，就更談不上了「讓窮人也有機會當選」。台灣現在要當選，「非法律門檻」遠比「法律門檻」要嚴苛許多。就算政府給你免保證金報名，你在沒錢的狀況下，聲音就不會有人聽到，也就幾乎不可能當選。因此整體來看，這改變沒有啥「實效價值」，只有「理念價值」。

那我們應該基於平權「理念」，來解除這種限制嗎？這已離開政治，回到法理的層次，或許可由大法官來進行定奪；范雲現在已經說要走釋憲，就看是否會進入相關流程。就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說，法律所形成的障礙，當然可能對窮人是種歧視（以不相關的條件排除一個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不過我們要考量到的不只是法律上的限制。

就像前面的描述，阻礙窮人參選的其實是台灣選舉高額花費的積習，選民在投票時習慣參考多種資訊來源，你要接觸到選民，就需要花很多錢來嘗試各種門道，這才是窮人最難跨越的門檻。

那該怎麼解決相關問題呢？像日本那樣，將選舉期縮到極短，只能用最少的車輛與廣告，禁止候選人隨意演說拜票嗎？那平常就在社會上享有高知名度的人（通常也是有錢人）不就更有利？

那由政府製播政見廣告，強迫全民收看呢？全民為什麼要因為你來犧牲時間？相對於多數民眾的時間與行動權益，你這候選人又是什麼東西？

上述這些問題都沒那麼簡單，我也無法現在就給出答案。不論是哲學、政治或法學，都是透過交互辯證來修正現有困境，我認為思考保證金過高（政治問題­）、保證金制度存廢（法學問題），以及各種選舉歧視（哲學問題），都是遠比「這次選舉要投誰」還來得有意義的問題，你也可以思考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於這些問題的實質主張是什麼，又要怎麼說服反對者。就算不參選，我們身為公民該做的，就是別讓這些問題隨著登記週一過，就被拋在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