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卡管」事件延燒多日，近日張大春寫了封〈致中閔書〉，全文以文言文寫成，管中閔則在臉書轉貼，表達欣喜之情。我無意評論「卡管」事件，只是此文引起了一些關於文言文，甚至國語文教學的討論。
台灣在1945年後，最進步的一波國文科改革和文學教育現代化運動，如今已能看到浪潮的前鋒了。
我們的學生從來就不笨，是這些缺乏思辨性的教材把孩子教笨了。想辦法淘汰這些過時的國文課本內容，應是當前最需要努力的方向。
瑞典課綱把語文視作「通往其他知識的基礎工具」，強調語文在學習所有其他科目的關鍵角色。
正方代表為「地表最強國文課沒有之一」的陳茻，反方代表是哲學普及作家朱家安。
透過與當代議題的連結來確立古典文學的價值，並不能真正發揮古典文學的長處。
知名作家張曉風日前發表一篇〈除了為小水獺垂淚之外〉的奇文。
文言文教育真的只能推廣特定價值嗎？
我也不認為「推廣台灣認同」可以是支持特定必修教育方案的合理理由。
在面對白話文的強勢挑戰下，文言文要謀求一席之地，必須要說清自己的不可量化價值。
若將以「經典」為導向的國文教材，扭轉為以「範本」為導向，這會導致國文教材失去核心的人文精神。
「升學主義」荼毒台灣學子是全面性的，為什麼偏偏是國文課被認為最廢？
「國文科應該選擇哪些篇章」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的思考方向。
我們是否可以透過提取古文之意涵，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公民素養？
若是語文程度已經落後，請別執迷於讀經。連話都說不好了，讀經又有甚麼意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