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該服務國家或國民？從「歷史課綱」爭議思考台灣人文教育

近日有媒體報導，根據108課綱，「歷史教育」變得面目全非。八年級的「中國史」被改為「東亞史」，課本也不再提三國、魏晉南北朝。依照慣例，許多保守派的名嘴、藝人、教師再次對此怒火填膺，他們認為這樣的改動是「簡化到令人髮指」、「可悲的仇中課本」、「到底在搞什麼？」。

其實解嚴以來，每次國民教育隨著時代一同進步，都會讓大中國主義者不太開心。例如不久前，部分教科書出版社替換國文課本中的蘇東坡作品，就有國中老師抱怨這會讓學生「靈魂乾涸」。而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妻子李佳芬，也公開攻擊性平教育與母語教育。還有蔡英文總統連任後，親藍「學者」更是不知道第幾次抱怨「文史課綱繼續沉淪」。

不是不能理解，保守派支持者為何如此生氣，畢竟，在威權統治下的70年光陰，義務教育的唯一目標就是培養「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從過度關注古典詩詞的國文與歷史學科、具有強烈政戰意味的軍訓與三民主義課程、充斥口號標語的學校空間、目的在培養領袖崇拜與愛國情感的救國團青輔系統……國家主義的教條無處不在。難怪他們總是無法理解，教育工作應該有自身的目標，而不只是國家用來灌輸特定的信仰。

從「中國」到「東亞」的轉向

實際上，整個108課綱的修訂過程，始終保持公開透明。新課綱必須經過國教院提案、課發會審查、線上網路論壇、多場全國公聽會、數千人次的民眾與專家參與，才會由教育部公告實施。因此，如果反對者從來沒有透過正式管道提出意見，卻在實施以後才抱怨課本沒有三國、沒有武則天，這樣的批評在程序上站不住腳。更何況，只要稍微理解新課綱內容，我們就能明白，這些改動的原因主要來自各學科的自身專業。

以歷史學門為例，在社會領域課綱中反覆強調的是，課程目標必須培養「獨立思考」、「民主溝通」、「公民素養」、「全球意識」等等一般性能力。也因此，教學方針的變動，背後是當代歷史學界的重大思想轉變。

在今日的歷史學家看來，傳統的「歷史學」，太過於聚焦王朝興革、帝皇將相、優勢群體的故事，以至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往往侷限於「勝利者」的單一角度。因此當代史學的趨勢，在於展開更多重的視點，去思考底層庶民、日常生活、無法書寫自身經驗的女性、被農耕民族醜化的游牧族群、被大陸史觀邊緣化的海洋社會。換句話說，教育應該鼓勵受教育者去思考，所謂「歷史」的確存在許多，被主流意識型態所過濾、忽略的不同面向。

另一方面，從更務實的角度，這幾年台灣人口結構改變，越南、印尼、菲律賓等血統的新住民子女，所佔中小入學比例已高達8.45%，而且還會繼續上升。顯然，學生不該對於身邊「新台灣之子」的故鄉一無所知。而隨著台商因應國際情勢退出中國市場，未來台灣民間也將與東亞、南亞諸國發生更密切的經貿往來。因此，如何從歷史教育培養國民的「國際觀」，更加尊重並了解亞洲鄰國的社會與文化，是我國教育的當務之急。

108課綱的「東亞」轉向，既是反映歷史學當代思潮、增進國民的國際視野，同時也呼應先進國家「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深具現實意義，而完全無關於反對者所憂慮的「去中國化」、「文化台獨」。

文言教育的侷限

除了總是引發辯論的歷史教育，也許更待大刀闊斧改革的，是義務教育中的國文課程。即使我們承認，對某些人而言，中國古典文學或許有其迷人之處；但是，認為所謂「國文教育」等同於多讀孔孟荀朱，背誦史記漢書，吟詠李白蘇軾的陳舊觀點，其實充滿不少偏誤。

且讓我們擱置「台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這一根本不該是爭議的爭議。作為使用白話中文的「現代人」，我們對於「中文」應該有基本認識：戰後台灣國文教育核心的「文言文」，實為古代少數統治階級的獨特文化產物。早在百年前的五四運動，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就已經批判，文言文這一困難的菁英書面語言在歷史中從未普及，與庶民生活、多數漢語使用者有著極大斷裂。

然而，國民政府領有台灣後，並未延續這種看法。長久以來，台灣的國文教育獨尊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甚至在中學課程中安排古典文學史。這當然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考量，希望透過潛移默化，來灌輸國民「中國認同」。也因此，如果要批評國文教育存在「政治考量」，那麼過去以文言賞析為教學核心的方式，恐怕尤其難辭其咎。

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過度偏重審美與古典的「國文教育」，並沒有辦法幫助一般國民的日常需要，這包括了獨立思考、媒體識讀、公共討論，以及在勞動和商業領域表達需求及陳述意見等實務應用的能力。這也難怪大中國主義者儘管有著強烈的政治立場，但每次討論「國文教育」，除了情緒發言，他們總是缺乏理性論述，同時也很少設身處地去從「受教育者的實際語言需求」來作設想。

在108課綱中，國文科已經開始正視「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教學目標。而逐漸減少文言比重，自然也不是任何政治陰謀，而是因為教育當局慢慢理解到：語文教育不能作為愛國主義的附屬，而應該要被視作溝通表達、提煉思想，甚至是發明創新的重要工具。

教育應該為「國民」或「國家」服務？

加拿大國寶級作家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曾經在當代經典《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這本小說中，描述了一處由宗教神權嚴密掌控的法西斯國度。在故事中，學校除了教授經過扭曲、斷章取義後的聖經文本，禁止傳授任何知識，並且對於其他國家、其他文化諱莫如深。儘管這是小說家的反烏托邦寓言，但是那種「閉鎖於上古經典」的教育風格，確實與過去我們對於「古老中國」的迷戀沒有實質上差異。

當然，這種一元主義的教育方針，也似乎很有「用處」。它能夠幫住「國家」塑造思想單一、忠黨愛國的順民，社會也因此極度「穩定」。好比我們那個性敏感的鄰國，近年來就正狂熱地實踐這類作法。

然而在民主社會，教育應該為了「國民」，而非為了「國家」提供服務。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考慮國民的需求、培養國民回應現實的能力，因此需要去開闊視野、接受不同思想刺激，並且接觸多元殊異的觀點。在這種氣氛下，人們才能學習與他人辯論、對話、合作，甚至是「批判」當權者，而不是毫不質疑地服從國家指令。

就此而言，如果我們真的主張「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那麼108課綱反而提供了一個嘗試擺脫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健康方向。而對於台灣社會中那些極度恐懼台獨的文化大中國主義者來說，中學歷史課本不要談太多諸葛亮，恐怕也並不是壞事——畢竟從統一史觀來說，這傢伙顯然是個從事巴蜀獨立運動的政治工作者，這對學生的「天真心靈」可能產生不太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