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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盛/理工科系入學不採計國文不新奇,一百年前就有人想廢「文科」

先前一則新聞指出,許多大學二類組科系的入學甄選,將不採計國文成績。這又引來一波「人文素養有什麼好處」、「國文科到底是加強還減弱人文素養」的爭議。

如果我們認為人文素養一詞,主要對應到傳統思想的價值,或說中華傳統文化下文史哲三科所能提供的好處,那麼「文科還能幹嘛」之類的質疑,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開始了。

只是它依序以中西之別、古今之別、文理之別的面貌出現,橫跨19、20和21世紀。

經史子集還能幹嘛

19世紀的清朝末年,在對外戰爭屢敗、西方學術傳入的大背景下,人們問的是「經史子集還能幹嘛」。

在自強運動成效不彰、甲午戰爭割地賠款後,清朝士人普遍意識到,不能只是追求船堅炮利,而多少必須學習西方的理論與制度。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等主張隨之出現,傳統思想的價值開始受到挑戰,首先就從學科體制戰起。

當時所傳入的西方學術,被大致分為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等七科學制,是中國士人們開始重視的領域。至於傳統學制,則是經、史、子、集等四部,其中最主要的經學,又可分為《詩》、《書》、《易》、《禮》、《春秋》等經典,各經典再細分為數種詮釋派別。1

現在要學習西方,學制運作上可有三種選擇:一是堅持只用傳統的四部學制,再另行加入西學內容;二是全面改用西方的七科學制,不再理會傳統思想;三是兩制併行,允許它們同時存在、各搞各的。

這些選項的磨合,於北京大學的前世今生最能看出。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有一項便是設立京師大學堂,完全採取七科學制,要訓練西學人才。其後慈禧太后反對維新、發動政變,差點連大學堂一起關閉,好在有人及時建議,才使得它以兩制併行延續下來。

接著辛亥革命到來,臨時政府頒布《大學令》,京師大學堂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全面採用更詳細的西方學制。2傳統的經、史、子、集領域,遂被重新分配到文學、史學、哲學三科之中3,並輾轉延續到當今。

當時有些人哀嘆傳統已死、學風淪喪。實際情況則是,哲學系名義上有西方、印度、中國三個學門,但由於缺乏師資,只有中國哲學能開課,教授大多是經學家。

為了說明自己仍有價值,積累千年的傳統思想,接受、適應了西方學制。

傳統思想還能幹嘛?

但這樣並不足夠。20世紀的民國初期,由於認知到現代社會的制度較完備、科技較進步,人們開始問「傳統思想還能幹嘛」。

當時的知識份子大致承認:古代到現代必然有一段過渡期(西方和中國皆有),所以如何參照西方的歷史經驗,儘速從古代轉換、過渡到現代,成了主要思路。

承此,有一派人士大聲呼籲:儘管學制已全面西化,不再使用經史子集的分類,傳統思想卻不必全部拋棄,可以藉由新學制、新模式來重獲新生。

中國哲學研究的兩大奠基者:胡適、馮友蘭,正是把「中國哲學」視為某種新生學科,內容上是傳統思想的直接延續,研究模式上則有參照與創新。4

他們做出的最大努力之一,就是在研究模式上,用論題回應來取代經典詮釋:所謂經典詮釋模式,是先取既有經典文句,看古代各家有何詮釋,最後給出評價;論題回應模式,則是先設定一組論題(譬如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等),再看古代各家如何回應,最後給出評價。5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將現代仍得面對的種種論題,解決地更好。很多人認為,此乃現代學術的基本思維。在此做法下,傳統思想並非純然無用,但需要經過挑選、檢驗或改造,留下那些有益於回應論題的部分就好,其餘可有可無。

至此,為了說明自己仍有價值,傳統思想接受、適應了論題模式,而後追求新發展。

人文思想還能幹嘛?

論題模式運作了超過百年,也有了一些成果。但到了21世紀,「人文思想還能幹嘛」的聲音漸漸大了起來,尤其是文科就業難薪水低,理科就業易薪水高的時候。

這下子中西之別、古今之別的意味就薄弱許多,因為西方自己的現代人文學科也中槍,經濟學、理工學似乎成了中西人文思想的共同威脅。

我們可以看到,先前日本官方宣稱要「檢視文科系所的組織規劃」,引來一波「文科是否被廢」的討論。甚至也有學者公然主張,文科、社科的學生太多了:

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障礙,在於投資教育種類的錯誤。很多國家在觀察西方崛起時並沒有注意到,這一成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依賴於廣泛的教育、自由的思想、手藝工人的技術培訓和擁有科學技藝的工程師的創造。

他們以為無論哪種學院教育都可以做到這些,因此花費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去教育學生們法律、管理、社會科學、藝術、人文、醫學、會計甚至神學的專業傳統知識,而不注重培養工程技術和企業家才能,然而正是後者才能夠創造出一個可以養活大量人文學者和專業人員的現代經濟來。

其結果就是大量接受了過度教育的人們大規模失業,從而更多造成的是社會動盪而不是經濟進步。6

在我看來,這類質疑是承繼了古今之別,或說是古今之別的一種分支。因為人文思想向來代表了古典文化傳統,而經濟學、理工學在進行新研究、發掘新資訊的同時,也離傳統世界觀越來越遠。

更進一步說,若大家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於經濟產值與科技研發,而且未來也一直會是如此,那人文學科似乎沒那麼必要,或是維持某一水準就好。到了這個地步,若還要說明自己的價值,人文思想似乎得說自己是經濟產值、科技研發的必要條件。

至少在就業上,好像得跟著經濟產值與科技研發走,才能分到更多收益,直白地說就是薪水更高。若然,我們可以合理預期,人文思想也得經過挑選、檢驗與改造,留下那些有益於經濟、科技的部分就好,其餘可有可無。

結語:大眾對人文素養的兩種理解

我想讀者們都有注意到,隨著社會持續變遷,百年以來對傳統人文思想的種種質疑,最終都沒有導致全面廢除,但確實推動了新一波的改造。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叫做新一波發展。

事實上,我認為這類趨勢,決定了現代社會大眾對於「人文素養」的兩種理解:其一重在延續傳統,所以追求適應與發展;其二重在能用、好用,所以必須經過檢驗與改造。

這兩種理解,很多時候看似有共識,但在具體細節上卻常常衝突。譬如大家基本承認人文素養很重要,卻一邊說要廢文言文,另一邊說千萬不可。

這類衝突是必然趨勢嗎?國文科爭議只是一個開始嗎?哲學在這之中能扮演什麼正面角色?我也沒有明確答案,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來思考。


  • 文:周詠盛,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研究興趣為傳統思想如何現代化,目前從事哲學普及工作,臉書粉專:哲學開箱文
  • 更多:WebFB

  • 若想知道兩種學制的更多區別,可參考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2004。
  • 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1988,頁44。
  •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北京:北京大學,1998,頁30-31。
  • 胡適就認為自己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開山人物,他說:「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見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4,北京:北京大學,1998,頁117-118。
  • 詳見拙著《論當代儒學重構之問題與方法:以牟宗三與勞思光為例》,新北:花木蘭,2019。第一章第二節。
  • 參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著,關永強譯《為什麼是歐洲》,杭州:浙江大學,2010。結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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