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在國民教育中教文言文嗎？

udn的辯論平台近日有場「台灣高中國文應廢除文言文必修」的文字辯論。其交互詰問的過程先不談，我認為題目設計對於主張「維持必修」的一方，是相當不利的，因為要證明某條件是其他狀態的「必要條件」，其實非常困難。不過，就算把技術上的不利之處考量進去，就我個人角度看來，這場尚在進行中的辯論，勝負也已很明顯了。

台灣的保守主義者通常只有價值主張，缺乏建構健全論證的批判能力，只算是懷舊者，而非右派社群主義者。這也讓台灣的政治、社會哲學論辯總是出現往自由主義傾斜的一面倒情形。

因此不少台灣人認為只有自由主義者具有理性反省的能力。實際上，社群主義者（不論左右派）也能提出有力道的論述。以下我就試著以社群主義的立場，對中學生修讀文言文的議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對於正在辯論中的「台灣高中國文應廢除文言文必修」，我就不加深論，以免干擾，我要探討的題目是「在國民教育中應該教文言文嗎？」這樣更廣泛的提問。

我要先談「國民教育」，再看到「教文言文」的目的性。

台灣現在是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最後三年雖非「義務」國民教育，但我個人認為這算是義務國民教育的延伸，理念上差不多，就一概論之

對國民教育的目標，台灣人近年有兩大主流。第一派是「秀才派」，主張應該盡可能教多一點，讓學生進大學時什麼基本功都有。另一派是「實務派」，主張應該多教買賣東西、法律常識、簡易水電維修等對將來社會生活有幫助的知識，什麼「輾轉相除法」、「非洲國家的首都」，一般人根本用不到，也就沒必要教。

但這兩派的想法都有明顯的困難。「秀才派」的問題在於國教資源稀少，又平攤在各個學校，你很難養出真正的秀才，如果硬要將某些人養成秀才，那就要犧牲掉多數的平凡學子，違反國民教育創造「機會平等」的本意。

那「實務派」呢？恐怕以學校現有的師資與設備，是難以提供社會生活技巧的相關教學，因為舊制的教學資源是「秀才派」導向的。所以秀才派和實務派拉扯了半天，最後可能就像多數社會哲學家的結論：國民教育只是「幫家長看著小孩」而已。只有這個目標能有效達成。

但若只有看著小孩，「教育功能」就真的太弱了。我們還是應該在這個階段放點東西「入腦」。那在道德上，該放些什麼呢？

有些社會哲學家認為，可以「什麼都放一點，也只放一點」，也就是只有「鑰匙」的程度。你有「鑰匙」程度的基本能力，即可以打開某個學門或領域，你就讓中小學生接觸各種「鑰匙」，接下來要怎麼發展，就看他個人的選擇了。這可算是秀才派與實務派的中間方案。

回來看到文言文。文言文擁有和白話文不同的文法，雖然兩者用詞有不少相同，可是意義與文法有著巨大差異，讓我們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學習，才有辦法勉強理解其中的一小部份。

但為什麼我們應該這樣做？我們學文言文，可不是在學術研究的大學層級才開始，而是在「只是幫家長看著小孩」「給鑰匙」的國教層級。

就社群主義的角度來看，文言文的確是把鑰匙，是開啟過往世界的重要工具。台灣是以華人文化為主體，而華人文化中的許多價值（不只是道德價值，還包括美學價值）是儲存在文言文之中，若有一定的文言文程度，就有機會開啟這個領域的大門，並取用這些價值。

許多現代台灣人站在類似啟蒙主義的立場，認為過往華人文化的遺存都是「髒」的，應該徹底清除，並透過理性與科學重構出一套價值觀。我當然尊重這種說法，因為西方也有人曾以類似的態度，企圖清除基督宗教的影響；不過在1970年代以後，有越來越多人發現，這種啟蒙主義的想法顯然太過浪漫。

就語言技術上來說，我們不可能去除所有過往的文化脈絡，而且在「砍掉重練」的過程裡，我們可能也會失去許多有價值的文化，而這些文化就像特殊基因一樣，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將來會碰到的疑難。這有點類似保持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就語言層面來說，當我們使用某種具歷史根源的語言，像是中文，我們就有機會進入一個古老的價值世界。白話文若使用了大量文言文語彙與概念，而多數人對於其中真意卻幾乎毫無所知，這會是個真理與道德的危機。

就像許多人批判儒家，卻不太清楚孔子所指的究竟為何，亦不瞭解他本人所處的社會脈絡。這是合於理性標準的批判方法嗎？

面對過往文化，我們應該試著從中過濾出有價值的部份，並且批判有問題的部份，才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走向更遠的地方。

所以就取得「過往價值」的層面來說，我們的確應該在國民教育中提供文言文這種鑰匙。學生能不能學起來，並有效運用，那是他個人的問題，但教育者應該提供這種機會。

所以對「在國民教育之中，應該教文言文嗎？」這問題，我的回應是「應該」。但是否要「必修」？

必修與否，牽涉到資源的分配，會是種政治考量。國教的學習總時數就是那麼多，如果多數百姓覺得文言文很重要，甚至像數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一樣重要，那就該列為必修。如果有更多的「鑰匙」想擠進資源分配圈，那文言文的比重就會被壓低。

那誰來決定時數的分配呢？我認為國民教育的時數配比不應由學者單方面決定，這是重大公共資源的分配，而且牽涉到學者的個人利益，球員兼裁判，會有道德疑慮。

而要針對這種事情公投，或交立法院等民意機關決定，則可能流於意識形態之爭，因此採用某種比例代表制的審議模式，或許是最佳的解決方案。當然，在審議的過程中，與會各方還是該提出「文言文是否為社會人之必要或充份條件」的理由。

其實西方也一直在討論拉丁文與希臘文在中學教育的必要性，可惜的是，台灣人在討論文言文教育相關議題時，似乎很少引用西方的經驗與結論。這或許又是因為多數參與論戰者缺乏西方語言「鑰匙」所造成的問題了。

最後，我們不妨一口氣拉高思考層次，花點時間想想，我們到底是應該給小孩一大把鑰匙，還是幾把萬用鑰匙？又或是「智慧型RFID門卡」呢？或許回答這問題，才是最根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