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民／馬英九和朱立倫違背承諾是錯的嗎？如何錯？

沃草烙哲學 13 Nov, 2015

這陣子有兩位政治人物被指責說謊背信而惹議：新北市長朱立倫違背選前諾言出來選總統，而總統馬英九參加馬習會，則違背了連任前表示絕對不會在任內與對岸元首見面的承諾。以下我從倫理學的角度出發指出兩點：

哲學上「絕對不可以說謊」不是定論。

即便如此，他們違背承諾的行為依然是道德上錯誤的。

▎「絕對不可以說謊」也太嚴格了吧

在開始討論之前，需要先澄清幾個類似的行為：「說謊」、「做假承諾」以及「違背承諾」。一般來說，說謊是指一個人想的和說出來的內容不一樣；做假承諾則是指明知道自己無法完成某件事情，卻仍然答應他人。這兩個行為的共通點在於：行為者刻意讓他人誤信自己的話。另一個相似的行為則是單純的「違背承諾」，也就是行為者不一定一開始就打算欺騙，而是基於其他理由導致做不到，或是不得不放棄原先的承諾。以下雖然討論說謊，但大致上也同樣適用於做假承諾。

如果單純討論「人到底可不可以說謊？」，「不一定」、「看狀況」並不是壞答案。傳統崇尚的美德之一是誠信，然而說一個人擁有品德，並不是說他「百分之百」遵守道德要求，而是他的行為和傾向「大部分」符合道德要求。若要一輩子不說謊的才算誠信，世界上可能找不到任何一個誠信的人了。所以從「誠信是一種品德」，無法得到「所以人絕對不可以說謊」的結論。

主張「人不可以說謊」的學者當中，最有名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身為義務論者，康德認為人受到「道德命令」規範而有其該盡的道德義務，他主張的其中一條義務正是「絕對不可以說謊」。因此就有人問康德：當有人拿著槍按你家門鈴、一副要來尋仇的臉問你「你爸在家嗎？」，難道你還是認為不可以說謊嗎？這個思想實驗固然極端，但確實成為批評康德的有名反例。也因此就算是支持康德的哲學家，有些人會選擇幫康德緩頰，主張康德學說不必然導得「絕對不可以說謊」的結論。

和義務論齊名的另一個學派是目的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結果主義。結果主義者主張：一個行為的對或錯，完全被行為的結果決定。所以人是否可以說謊，是看說謊後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來決定。至於大部份情況下人們選擇誠實，是因為理性考量以後，會發現說實話的結果通常比較好。如果有時說謊才能造成比較好的結果，那麼說謊就是道德上對的行為。也就是說結果主義者會認為：說謊不必然就是錯的。

▎但是，撒了「該撒的謊」之後依然會有虧欠感

雖然從結果主義與義務論來看，同樣都無法得到「是否可以說謊」的決定性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種主張對於人們在說謊後是否該有虧欠感，具有不同的看法。

對結果主義者來說，由於行為對錯完全交給行為結果決定，所以一旦我評估某個說謊的行為，確實會比不說謊造成更好的結果，那麼這次的說謊對我來說就是「對的行為」。換言之，我不必因此感到愧疚與良心譴責，因為這就是道德上該做的事情，做假承諾以及違背承諾也是如此。如果行為者感到掙扎和虧欠，結果主義者會將其解釋成，那只是行為者習慣了一般道德觀而產生的「不適感」，在道德討論上並不重要。如果是康德義務論者，行為者說謊後感到虧欠就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不管基於什麼理由做了決定，「說謊」本身就是錯的，不會因為帶來好結果就變成對的，行為者仍然需要承認道德上的瑕疵。

就這個區別加以考量，我個人基於兩點理由比較傾向支持義務論：

對於人們說謊後的心境狀況，義務論的描述比較接近現實。不管基於什麼理由說謊，人們總是會意識到自己「似乎做錯事了」。就算理智上不斷告訴自己是基於好的理由才說謊，虧欠感仍然不會因此消失。

義務論提醒人們在行動前多一層反思：一個人幾經衡量最後決定採取的行為，不必然就是對的行為。我們可以試想：當你揭穿朋友的謊言，朋友只一味解釋他有理由與苦衷，卻從不反思你的感受，也沒表現虧欠感或不好意思，那麼就算他有好理由說謊，我們仍然會指責他不重視你、不夠朋友。我認為，即便我們不支持「絕對不可以說謊」的原則，康德的義務論依然提供了一些想法，足以說明為什麼這兩位政治人物該被譴責。

▎兩人違背承諾仍然不道德

基於上述討論，就算有好理由支持兩位政治人物的行為，或是將他們理解成只是不得不違背承諾，而不是真的說謊或做假承諾，這也無法為他們開脫，因為我們可以進一步譴責他們違背承諾後的心態反應。

朱立倫應該被批評，不見得是因為說謊，也不是因為他打自己的臉。我們總可以想像有些時候，隨著時空條件變遷，現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確實會對同一個問題作出不同選擇。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真誠地對待因為自己轉變，對其他人造成的損失與傷害（不管是實質上或情感上的）？如果善意地理解朱立倫的處境，我們可以想像他原本真的不想選總統，也真心認為負責任的市長就應該做好做滿。只是因為他現在背負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還有數不清的其他利益，不得不站出來選總統。這些確實都有可能，換作任何一個人，在他的處境下，或許都會決定違背原本的承諾。

但是，若從康德義務論的角度來看，朱立倫錯誤的地方，在於沒有把關心台灣政治與社會的人民，當成對等有尊嚴的人加以看待。

康德主張：任何把人當成只是工具手段，而沒有同時當成對等有尊嚴者加以看待的行為，絕對會是違反道德法則而錯誤的行為^註1。就算支持康德的學者，想辯護康德沒有主張「絕對不可以說謊」，他們也必須得先解釋，為什麼當一個人說謊時，有可能仍然把被欺騙的人當成對等有尊嚴的人加以看待，因此這時才可以說謊。這也是常理會認為，不管有什麼理由說謊，多少總該對他人感到虧欠的原因。可是從朱立倫的表現來看，他只重視自己的家人與新北市民，因此他說對不起家人與新北市選民。一個理想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總統候選人，在公開場合說的一言一語，不應該只說給家人與支持自己的選民聽，而是該面對全台灣的所有民眾，給出所有「人」一個相稱的交代。或許他可以選擇承認，一開始把做好做滿的承諾看得太簡單了、不應該拿這個議題作為競選手段；也或許他可以解釋清楚自己碰到了什麼困難，讓民眾體認到他的反思態度。我相信這樣做必定能減少道德非議，也顯得更有擔當與誠意。

馬英九的情況也類似。他以前說不選市長、不選總統、政策沒兌現要捐薪水，到現在說任內不見對岸領導人又還是去了。如果真正要責怪他，我不會只是責怪他說謊。因為就算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許真的有那麼一點可能，每一個我們看在眼裡的謊言，都是他深思熟慮後，面對道德困境做出的艱難決定。我認為真正應該譴責的是，當人民發現他違背諾言時，他仍然一副不需要給人民交代、也不用重新反思自己的心態。就像上述揭穿朋友說謊的例子：一個打死不認錯只顧找理由、甚至時常連理由都懶得找的朋友，怎麼樣也算不上重視被欺騙的人、把人當成有尊嚴的人看待。若從這個觀點來看，我認為這兩位政治人物的行為，確實有道德上的錯誤值得我們批評譴責。

註1：

有關這個想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康德定言令式的第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