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詠盛／不能助人為何要捐？肺炎疫情中的「無效利他主義」
過去，當他國發生重大災禍，台灣社會的捐助都相當踴躍。但這次除了口罩爭議，討論捐助其他物資或金錢到中國，也有人反對：就算捐助，也只是肥了腐敗的官員或組織，無法真正幫助災民。
這樣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在中國，一開始得到官方認可而獨家統籌物資的湖北紅十字會，就由於囤積、分配不均、數據屢屢出錯等問題，飽受輿論攻擊，專職副會長張欽等人不到兩個禮拜就黯然下台。
然而，面對這類反對，有些人會主張：就算物資很可能會被剋扣大半甚至轉賣圖利，自己仍然會去做，這樣做仍然是對的，甚至這麼做的人仍然值得讚賞。
這不免引起大家的一種疑惑：明知無效的捐助，還能夠算是捐助嗎？
利他主義：有效與無效之別
在討論無效捐助之前，了解「有效利他主義」會有幫助。
當代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曾假想一種情況：同樣一筆錢，若捐助美術館，可以提供一千人美術展覽體驗，若捐助第三世界健康組織，可以避免一人因為沙眼失明。以巧妙的思想實驗輔助，辛格認為捐助健康組織較為正確：沒有人願意冒千分之一失明的風險去逛美術館。
認為效益可以互相比較，辛格更進一步，把主動考量數據統計與效益分析的捐助觀，稱為「有效利他主義」：
「有效利他主義」這種基於證據的慈善捐款方式，是一場新興的國際運動。支持者不只滿足於讓世界變好，還想要利用他們的天賦和資源，盡最大努力，把世界變得更好。思考將你的時間與金錢投入哪些領域，會提供最正面的影響，仍是一個新觀念，但是有更多有效利他主義者在研究這些議題，我們會開始看到真正的進步。1
相較於辛格提出的「有效利他主義」，前言提及的那類捐助者，似乎懷抱著強烈的利他動機，但在有其他選擇的前提下，並不優先（甚至拒絕）考量捐助的實際效益。在此對比下，我姑且稱這種觀點為「無效利他主義」，而所謂無效利他主義者，就是傾向如此做、認定這值得讚揚的人。
「有效利他主義」看來是個很不錯的理念，但它應該有多大強制性、我們多大程度上應該遵循它，仍有不少思考空間。承此，先行討論我們是否應該允許或接受「無效利他主義」，可以是個起點。
「無效利他主義」的自我辯護
如前所言，無效利他主義往往引來一種質疑：明知無效的捐助，還能夠算是捐助嗎？明知無效的利他，還能算是利他嗎？這樣的策略，試圖把無效捐助行為導向矛盾。
而無效利他主義者可以如此自我辯護：
- 效益不該是道德行為的主要考量，良善意圖才是決定一個行動是否道德的關鍵。
- 我不是刻意追求無效捐助，只是這次捐助很不幸地無效。捐助無效，是基於難以改變的外力因素，而非意圖所欲。
- 效益僅是道德行為的副產品。對一個道德行為而言，有極大效益當然很好，但缺乏效益並不至於改變該行為的道德性質。
如此一來，無效利他主義比較能自圓其說，但還是必須面對其他攻擊，譬如：同樣數量的捐助，明知存有某一管道能夠救助一千人，卻刻意選擇了只能救助五百人的那個，對於原本可避免卻額外出現的五百名受難者，無效利他主義者是否有道德責任，或至少，該在道德上感到遺憾？
一般認為，捐助是超義務行為，捐助是好事，但並非義務、不具有強制性，如果不做也不應受到譴責。據此，只要不造成反效果，無效捐助縱使不算善行，但也不是壞事。從這個角度看，很難說無效利他主義者該為那五百人負責，尤其是我們可以為這些受難找到更需要負責的人時。
若我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有效捐助是自由選擇而非道德義務，那無效捐助似乎是可容許的，亦即人們沒有道德義務來讓自家捐助有效到特定程度。
困難：副作用與「選擇性捐助」
此外，無效利他主義並非刻意追求無效，而是不優先追求有效。那麼長期來看，無效利他主義當然有機會產生實質效益。如果無效利他主義者經常捐助各種重大災難，平常也固定捐助某些慈善組織，只要大部分捐助有其實質效益，我們應能肯定其良善意圖，對於那些偶爾出現的無效捐助，或許不用太過計較。
但有兩種例外值得另行思考。
首先是可能有副作用的捐助。例如，基於台灣在國際上的特殊處境，一種比較激進的言論是，捐助一個不放棄武統自己的國家，而且有不少物資會被分配給其軍隊，很可能導致資糧於敵的情況。
又例如，明知物資會被剋扣還堅持捐助，是鼓勵發慈善財的惡質組織存在，有心行善的組織反而分不到資源。長期來看，這樣的捐助會使惡質組織更為壯大、善意組織更為弱小，導致未來的災民更難得到有效援助。後面這種情況跟捐助的本意更加矛盾，不只是副作用，而且是反效果。
副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不容易確證，但如果有充分證據顯示它們極大機率會出現，就算是無效利他主義者也應該避免如此做。畢竟這類行為非但不太利人，反而害人，而避免害人行為是一種普遍的道德義務。
一個類似的例子是放生。如果沒有任何副作用，我們可以尊重放生做為一種宗教儀式或信念，而不去干涉。但由於有不少放生案例造成生態環境的危機，使得社會上出現了管制放生的聲音。大多數人應該能夠同意，「好心辦壞事」就算並非道德上的惡，也應該試圖避免。
其次是選擇性捐助，亦即平時不太熱心於慈善，但由於特殊因素，在特定的某些災難中格外積極捐助。在這種情況下，「利他」的潛在受益者似乎很有限，會因某些特殊條件（譬如血緣相近或文化同根）而有所偏好。
當然，人不總是客觀道德的。縱觀古今中外，選擇性捐助其實很常見。但當人基於特定偏好進行選擇性捐助，導致無效捐助成為常態而非偶然，那麼其行為意圖是不是真的從「利他」出發，恐怕值得進一步討論。
小結
貧窮、疾病與緊急災難等情況，都值得人們的捐助。而由於距離、技術、器材等因素，比起一切自己執行，把資源交給中介的慈善組織，往往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運用。
據此我們可以說，慈善組織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捐助效益最大化。對個人而言，只論意圖而不論效益的話，自己親身前往幫助災民，是更直接的方式。如果選擇透過慈善組織來援助受害者，為何不選一個最有實質效益的呢？「選擇最有效益的捐助管道」或許不是道德義務，但應該是理性思考者所會認同的。
當然，這之中還有哪些組織值得信任的問題。或許有些人之所以進行無效捐助，是因為無從判斷哪些慈善組織更可信任，才乾脆說效益不是主要考量。
因應這一問題，辛格推薦了一個名為GiveWell的網站，每年公布各大慈善組織的評比，並且有堅實的數據分析來支持。如果能夠有東亞或兩岸三地專屬的、具備公信力的慈善機構評比機制，我們生活周遭的無效捐助應該會少得多。
- 此評論收錄於辛格（Peter Singer）著，李建興譯《真實世界的倫理課》，臺北：大塊文化，2019，頁187-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