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建宇／內蒙語言政策爭議：中國為何禁用蒙古語教學？

獨立評論在天下 26 Sep, 2020

2020年8月，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發佈政策命令：蒙古族中小學的三門科目，在9月開學後轉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就是漢語或普通話）」進行教學。圖／法新社

2020年8月，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發布政策命令：蒙古族中小學的三門科目；也就是「語文與文學（語言）」、「道德與法律（政治）」和「歷史」，在9月開學後轉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就是漢語或普通話）」進行教學。

換句話說，「教學語言」將從蒙古語轉成漢語，儘管其他科目如數學、音樂、體育仍維持蒙古語教學，但當地蒙古族家長和學生百般不願，認為此舉將衝擊原有的雙語教學。原本的雙語教學使用蒙古語教學，同時學習漢語，現在政策改為運用漢語直接教學。很多蒙古族菁英與中國民族政策研究者擔心，這將是「漢化」或「同化」的開端。

「兩全其美」的雙語發展不好嗎？

政策發布後，不少網民在微博張貼一篇名為〈兩全其美，和諧發展—解決少數民族雙語問題的最佳模式〉的研究論文，這篇文章兩天後遭到全面封鎖與下架。

這篇由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戴慶廈撰寫的文章，行文非常符合「中國特色」。四平八穩的腔調，只是文中夾雜幾句看似不經意的論點，提醒少數民族語言可能因現代化發展而有瀕危趨勢，卻被當成大逆不道，牴觸並有違當前民族語言政策，強調大力提倡「國家通用語言」的論點。文中是這樣寫的：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裡，通用語應有的地位容易被保證，其使用和推廣容易施行；但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母語，會由於認識上的原因，或由於使用範圍小，容易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引導而被忽視。所以，在處理兩者的關係上，重心應放在維護少數民族母語的使用上，重視保證各個少數民族語言都能得到使用與發展…¹

這篇論文援引雲南基諾族（人口約兩萬人），以及雲南跨界的克木族（中國境內約有一萬人，另在寮國與越南共有50萬人之眾）為例證，發現大部分的族人都有不錯的雙語能力，不僅能操持熟練的少數民族母語，更能應用漢語。而且年輕人雙語能力都非常優秀，操持「熟練」漢語的人口操過8成以上。

讓人好奇的是，現有的「兩全其美」雙語發展情況不好嗎？為什麼要改變語文教學政策？

中國邊疆雙語教育模式的演變

要熟練掌握一種語言其實並不容易，不是課堂上每週學習幾小時就足夠，通常得透過長期的生活實踐。日常所操持的語言，透過社交環境浸淫，才能細緻掌握詞彙中的多重意義與語氣。

教學過程也是一種重要語言運用與學習的環境，尤其對於習得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知識，學生第一層會學得課本與老師的表達方式，故意模糊和一箭中鵠；表達本身就是一種習慣，背後有著刻意的政治操弄。

稍有悟性的學生就會進入第二層，開始理解為什麼要模糊或精確；也才能全面地掌握語言的字面意義，進而懂得運用多樣的詞彙與修辭技巧，表達字面以外的深層引申、甚至玩弄潛藏的多層暗示。

過去，內蒙古以蒙古語教學的學校，一直到小學三年級才會增加學習漢語和其他外語的教學課程。如今，內蒙古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將原本作為「教學語言」的蒙古語，改成漢語，適用於語言、政治、歷史三個科目，等於是「縮減」蒙古語的教學應用範圍。

如果將來逐步擴大，當然很可能切斷蒙古年輕學生習得母語精緻表達的能力。事實上，這三個學科的統一國家課程，2017年就在新疆推動，2018年在西藏實施，內蒙古則拖到2020年。

過去十年，新疆與西藏由於政治反抗運動逐步升高，中國政府更加意識到漢語教育的重要，維吾爾語和藏語教育受到更多限制。雙語教育已經逐漸改成以漢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少數民族語言為輔；漢語既然是通用語，就不再是「被學習的課目」，轉身成為日常應用語言。而少數民族的語言則不再扮演教學語言，重要性逐步退縮。

雙語教育原來在中國民族政策上，就像中央民大戴慶廈教授所述，應該是少數民族語言發展為重，不要讓它在日常收活中逐漸萎縮，政府應大力扶持，然後同時也學習通用語的漢語。但是，從中國政府當前的民族語言政策表現來看，似乎完全顛倒。

中國的雙語教育已經逐漸改成以漢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少數民族語言為輔。圖為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宣導使用普通話的看版。圖／美聯社

少數民族的語言則不再扮演教學語言，重要性逐步退縮。圖為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圖／新華社

語言作為一種文化發展和政治想像

雙語和多語的使用會發展出混合語彙／語言的現象，這個過程裡，人們能夠操持的語言決定現代化的程度，以及對未來的想像。某種語言缺乏的概念、或因時代發展產生的新事物，會被併入原本的日常用語中，成為外來語，直接挪用，在日本語，香港人講的廣東話中，「混合語」非常多見。

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境內的蒙古語使用者身上，生活在大城市中，像北京或是呼和浩特，儘管蒙古語保有自己作為主流漢語外的次文化，但隨著語言掌握的程度不一，常出現不同程度的雙語並用的情況。

這在歷史上也時有所見，例如《元典章》中的元代白話，或稱蒙式漢語。以及「漢兒言語」，作為當時北方民族互相溝通不鹹不淡的漢語變體。此外，由於過去百年俄羅斯向東擴張，整個中亞與蒙古的語言也多夾雜俄羅斯詞彙，尤其一些現代科技發展的詞語，像電報、電話都是借用外來語。

蒙古族分布的地域非常遼闊，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現代因為政治疆域劃分的關係，中國內蒙古口語上以察哈爾蒙古語為標準，外蒙古（蒙古國）則是以喀爾喀蒙古語為基準。於是內、外蒙古真正的歧異就在書寫體文字上，內蒙古使用的是回鶻蒙古文（老蒙文），而外蒙古使用的是俄羅斯的西里爾（Cyrillic）拼音文字。

外蒙古就是過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現在的蒙古國，在蘇聯影響下，1946年正式使用西里爾蒙古文。其實蒙古的書寫文字在1930年代曾出現爭議，蒙古人民革命黨內部對於使用拉丁拼音文字取代傳統回鶻蒙古文的問題存在分歧。

傳統派的總理阿穆爾堅持老蒙文的重要，一直到1939年蘇聯以日本特務罪名逮捕阿穆爾，1941年蒙古政府才頒布使用拉丁蒙古文的決議。但是決議方案推出不足一個月，蒙古政府又片面宣稱拉丁拼音文字有瑕疵缺陷，「為鞏固蒙蘇兄弟友誼、掌握蘇聯人民豐富的文化」，決定改採西里爾字母作為為基礎的新蒙土文字。

也因此使得蒙古國融入斯拉夫文化圈，在蘇聯鼎盛時期，政治權力決定文化發展的核心與邊陲，俄羅斯語的重要性更高於蒙古語。西里爾字母不僅使得外蒙古人學習俄羅斯語變得容易，但是，內、外蒙土之間的書寫聯繫卻因此斷裂。

中國內蒙古口語上以察哈爾蒙古語為標準，外蒙古（蒙古國）則是以喀爾喀蒙古語為基準。圖／歐新社

內、外蒙古真正的歧異就在書寫體文字上，內蒙古使用的是回鶻蒙古文（老蒙文），而外蒙古使用的是俄羅斯的西里爾（Cyrillic）拼音文字。圖／路透社

當內外蒙古「書同文」，誰最害怕？

蘇聯瓦解後，西里爾蒙古文被視為「斯拉夫化」和「被殖民」的標誌而遭到社會強烈質疑，恢復回鶻蒙古文的老蒙文呼聲，極為強烈。儘管逐漸形成共識，但由於印刷技術、師資、經費資源各方面因素，政策一直無法落實。

2010年蒙古國將語言文化納入國家安全框架，恢復並傳承蒙古國歷史文化的回鶻蒙古文被視作國家安全、獨立自主、重塑蒙古的象徵。2020年3月蒙古國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官方公文書開始使用新、老蒙文，同時國家公務員開始進行老蒙文培訓，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儘管恢復老蒙文的步調緩慢，但是目標非常確定。

面對新局，中國的蒙古族菁英也正面評論，認為內、外蒙古「書同文」，語言書寫文字相通，有助推進中蒙兩國「一帶一路」的經貿合作，展現十足信心。但是半年後，情勢匹變，中國內蒙古的語言教學政策開始重漢語、輕蒙古語。

就像Benedict Anderson對民族的定義：民族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這個想像通常有著政治主權的界線，而且這個想像在現代通常透過印書文字來進行。換句話說，民族與民族主義取代神學宗教，土地與群體成為一般人生命的依據，但是這個依據卻來自文字閱讀的傳播，進行跨時空的民族意識想像。

中國漢語、蒙古語、俄羅斯語會繼續在草原與城市隨著時間與客觀的需要，生成各種「混合語」。從前，中國與前蘇聯官方相信，透過強制政治能主控文化核心的內涵，也不在乎內、外蒙古這種混合語和蒙古語並行的狀態。但是外蒙古的蒙古國已經獨立，並確立恢復老蒙文的「反殖民族主義」走向，努力去除俄羅斯百年文化影響的陰影，長期下來必然會衝擊中國內蒙古原有的民族關係。

一直以來，北京中共政權與內蒙古的關係不像西藏新疆，蒙古族幹部在體制內可以晉升到「國級領導人」的地位；從早期的烏蘭夫，到現在的前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外交部前副部長又擔任人大發言人的傅瑩，更不用說佔據要角的諸多蒙古族菁英。

中共政權下的漢族與蒙古族一直處於「合作、共治」狀態。但是，北京現在的民族政策似乎仍然落入語言帶動民族共同體想像的圈套，暗自擔心外蒙古的書寫文字改革所象徵的「反殖民族主義」，將在未來影響內蒙古的政治認同，於是祭出僵固地中國「官式民族主義」。

在內蒙古推出強化漢語教學的語言政策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020年9月出訪外蒙古的蒙古國，強調「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對方國家內部事務」，欲蓋彌彰。

（※ 作者：侍建宇，逐水草而居的台灣浪人。長期關注中亞局勢、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香港問題，大國邊陲下的地方與區域意識，如何與國際權力結構進行碰撞。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