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眼／為《十年》被列黑名單，五位導演如今去向何方？

獨立評論在天下 06 Nov, 2020

香港回歸前，人們最常說的是五十年、香港的未來。許多年之後，《十年》上映，那時候大家都在談論的，是未來十年。然而，今日香港，我們已經習慣不談未來。

跟朋友約出來見過面，明年今日是否還能約在同一個地方聚舊，實在難說。可能對方已經移了民，又或者，移民的人是你自己。今日有所依據的制度，明日亦未必健在。《十年》過後尚未十年，香港已經變天。將電影之中的政治寓言變成預言，甚至現實比起電影情節更要荒誕——我們無法跟2015年的我們解釋這一切。

記得《十年》剛上映時，我約過幾位導演做訪問。來到今年，周冠威執導的《幻愛》終於上映，再次約訪，從話題、氣氛到心態都相去甚遠。現在，香港人變得更常談論去留問題，而當年執導《十年》的五位導演：郭臻、黃飛鵬、歐文傑、周冠威和伍嘉良，他們之中，有人留下來，嘗試轉型或繼續頑抗，有人沉寂下來，亦有人離開。

2015年，五位導演共同執導《十年》，各自負責其中一個單元。起初鑑於涉及政治題材，沒有太多戲院願意上映，但電影仍然掀起社會話題，甚至移師社區放映，看《十年》變成一種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最終，《十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於影史留名，亦成為後雨傘時期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客觀而言，《十年》拍得粗疏，只是一部實驗作品，當年得獎，就被質疑是主辦方的政治表態，多於對電影本身的肯定。但這些認為《十年》值不值得贏得金像獎殊榮的爭議，都已經變得無關痛癢。因為這樣的片，已經不會再有了。無論《十年》還是政治表態，都在短短幾年之後於香港絕跡。

黑名單之後，各自走上不同的路

隨著《十年》觸犯今日所謂的政治紅線，《十年》五子齊被列入黑名單，往後數年，各有出路。當中，最為人熟悉的應該是歐文傑。歐在杜琪峯領軍的銀河映像旗下擔任編劇，拍完《十年》中的《方言》之後，翌年又憑聯合執導的《樹大招風》，與許學文、黃偉傑三人一同奪得金像獎「最佳導演」。

其實《樹大招風》頗有弦外之音，回歸前夕香港賊王三巨頭的末路，反而成為廿年之後香港人所追憶的黃金時代。電影在主流市場取得不俗成績，亦觸碰了逝不可追的殖民思潮。正如電影特意選用了黃霑填詞的〈讓一切隨風〉作為片尾曲，「過去的心火般灼熱，今天已變了冰凍」，在後雨傘時期上映，始終帶著一點政治味道。

卻說《樹大招風》背後，插曲頗多。首先，有傳言說由於歐文傑的政治立場，以及故事本身牽涉到中國大陸官員受賄等種種因素，導致電影無法在中國大陸公映。其後，電影幕後團隊更捲入一宗「印製偽鈔」的刑事案件，該指控聞所未聞，當時轟動了整個香港電影業。

當然，事件發生於2018年，許多人覺得指控荒謬，但所有猜測都只是一些陰謀論，沒有確切聯想到是政治打壓，最終上訴後不了了之。然而，當一般市民連藏有螢光筆都會被判處監禁、巴士司機被搜出維修工具都被認為有襲警意圖，制度崩壞見怪不怪的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在《十年》中拍出《冬蟬》的導演黃飛鵬跟歐文傑頗為不同。在《十年》之後，他繼續深耕細作，為獨立電影籌集資金，同時亦參與不少電影周邊的相關工作。風聞去年完成新作《一雙》，但未有機會看到，亦沒有做過訪問宣傳，因為那個時候已開始了反送中運動。有趣的是，後來黃飛鵬反而成立了「兔角映像」（源自日本近年的流行語「tonikaku」，解作「總而言之」，取其音譯便是「兔角」），與日本電影人合作《落葉殺人事件》。

《落葉殺人事件》的導演三澤拓哉當初遇到車禍，得到一筆保險賠償，他便決定用來開拍電影，然後找來香港的黃飛鵬做監製，促成了這一部別開生面的港日兩地合拍片。然而，雖說是合拍，電影本身卻相當冷門，不但小眾，而且遇到反送中及剛爆發不久的疫情，最終只有幾間戲院上映。

不過，正如他們的說法，就是在各大片商紛紛迴避之際，人棄我取，才於罅隙中找到上映檔期。儘管是非常艱難的時期，但去年底黃飛鵬亦在台灣找到資金，拍攝他的首部劇情長片《低等生物》。「總而言之」，他仍生活在電影工業的邊緣上。

在起伏的電影圈中生存

還有一個邊緣人，卻是《十年》中拍出《浮瓜》的郭臻。關於郭臻的資料不多，在訪問中他曾提到，在《十年》後自己一直受到政治現實所困，再無動力繼續創作，想拍劇情長片，結果連申請補助計劃的表格都沒有遞交。直到反送中期間，郭臻拍攝了跟社運有關的劇情短片《夜更》，故事描述一名計程車司機於深夜經過抗爭現場的經歷，從市井小人物的角度觀照大時代。

拍攝《本地蛋》身兼《十年》監製的伍嘉良，當年有意推動《十年》的日本版、台灣版，初時亦深受關注。可惜結果不似預期。與香港《十年》的政治意識不同，台灣《十年》關心的是就業、外勞、經濟、婚姻、生活這些較為實際的民生問題，日本《十年》則拍成一系列科幻故事，大大淡化了以電影預視未來政治生態的批判力度，算是失敗收場。

去年，伍嘉良、歐文傑以及《樹大招風》另一編劇伍奇偉，轉而投身到壹傳媒新成立的網路電影製作公司「一丁目」。事實上，他們還拉了郭臻參與其中一些微電影的拍攝工作。新公司本身有聲有色，亦可以名正言順拍攝諷刺政事的作品。但隨著反送中運動和緊接而來的疫情，財務困窘，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就散夥。而在《國安法》通過前夕，歐文傑表示自己可能真的「樹大招風」，怕成為針對目標，已悄悄與妻子移民到加拿大。《十年》五子的最後一次聚首，可能就是出席周冠威新作《幻愛》的首映禮。

從現實政治諷刺到純愛留白

話說《幻愛》最近終於在台灣上映，香港的上映時間卻稱得上是命途多舛。官方資料，《幻愛》的上映日期是今年7月，但其實電影早在去年12月已經做過優先場，足足橫跨半年有多。鑑於政治衝突與疫情隔離問題，電影屢次延期，而正式上映之後，又因為政府勒令戲院停業，映期一直斷斷續續的擱置、延長。

同一部電影，去年看和今年看，看到的風景相信完全不同。今年看，你會看見戲院觀眾坐得疏落，而且大家都戴著口罩。但去年看，你會看到許多畢生難忘的畫面。去年12月，反送中、反警暴的遊行集會被警方強行中止，那天晚上，我必須繞過警車和鐵馬路障，而每條街道都有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駐守，空氣中仍殘留著催淚彈的刺鼻氣味，我兜了半天，終於抵達灣仔藝術中心，就只為了看一部愛情片。

終於安全，可以靜下來看電影了。我仍然記得，那一刻自己心裡是這樣想的。今年《幻愛》正式上映，我再看了一遍，但故事情節早已跟我半年前那一夜的經歷連結在一起。

媒體訪問日程之中，再遇到《十年》中拍攝《自焚者》的周冠威，從政治電影《十年》到《幻愛》撲朔迷離的愛情片，故事主題亦轉移到關注精神病患者的感情世界。除了談心理學、談愛情電影，周冠威留下痛心的一席話：其實他還有許多電影想拍。問他是否不再拍政治題材了？他說，政治題材是特別想拍，但是可以找到投資者、能夠上映的，就只有今日大家在戲院能夠看到的《幻愛》。

《幻愛》表面上完全與政治無關。就電影本身而言，是一部潔淨到完全找不到政治訊息的「純愛」電影。當然，好的電影不一定需要牽涉政治，但這種空白、這種「純愛」，不就正是政治因素下的妥協嗎？這部愛情電影，談的是浪漫而不是政治，然而怎可能不是呢？它就在這個城市政局最動盪、最人心惶惶的日子上映。光是上映日期，已經是這一年政治衝突的見證者。用電影裡面的說法，政治藏在電影的潛意識裡，在愛情故事的另外一面。

故事中，男女主角在心理輔導期間戀上對方，觸犯了醫學界禁忌。權威的人跟他們說，他們是沒有好結果的，他們會破壞整個制度，聽從管教，是為了大家著想。但他們已有覺悟，要逃出制度，愛情是需要爭取的，打從潛意識就表達了頑強的不服從。

在一個不能夠再表達政治的時代裡，那就變成每一件事都關於政治。每一部我們看過的電影，其實都有審查、有紅線，都是政治電影。而《十年》五子的電影路，正是許多香港年輕一代的寫照，亂流下各有際遇，亦接受了各自覓路，分道揚鑣。它們亦提醒著我，距離《十年》的十年，還有一半路程，如果世界還未毀滅的話。

（※ 作者：紅眼，後殖民香港出生，旅居台北多年。現為專欄作家、香港文藝雜誌主編，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青年文學獎、城市文學獎等。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