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芳／在越南我是中國新二代，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我到底是誰？

獨立評論在天下 20 Nov, 2020

「您好，我是新住民中心的社工馮玉芳！」這是我每天上班時在電話裡重複說的自我介紹。但電話的另一端的回應往往是：「可以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嗎？｣

是的！我的口音就是有「越南腔」，台灣人一聽就識破「你是越南人」。然而在我的故鄉越南，當地同學卻說我是「華人的孩子」。「在越南我是中國新二代，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在這個世界裡，我到底是誰？」身份認同纏住我將近30年，直到邁入不惑之年，我才找到答案。

被家暴的童年，我只想逃離那個地方

1980年，我出生於一個重組家庭。我母親從中國帶著女兒逃難到越南，之後嫁給父親。童年的記憶裡，父親每日酗酒打人，受暴者不是母親就是我，因為我是家中長女，要負責家裡所有的家務。13歲那年，父母分居，我與兩個弟弟及小妹妹跟父親同住。父親自己開三輪車，凌晨4點出門，下午3、4點才到家。有時父親出門沒留下菜錢，當日只能吃白飯。有時家裡沒米，我不敢提醒父親害怕被打，只能挨餓。

父親對我煮菜太鹹、衣服洗不乾淨等小事都會生氣謾罵甚至毆打，因此每晚夜裡我都帶著恐懼入眠，深怕明日不知道又會為了什麼事被打。後來父母雖然復合了，但父親的家暴未曾停止過。2000年，我高中畢業。母親問我是否願意相親？我同意了。我想離開家，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重新生活。2001年，隨著婚姻移民潮的高峰，我來到台灣成為新住民。

母親「要出人頭地」的教誨，成了我一生不敢忘記的事

事隔將近30年，我還是記憶猶新，國小三、四年級時，同學不曾喊我的越南名字「Phương」，而是喊「Con ba tàu」，語意是「華人的孩子」，不過比較帶有輕視與貶抑，大概像是「大陸妹的小孩」這樣吧！我母親為中國大陸的新住民，這樣的身份使她除了得忍受父親的家暴，也飽受越南社會與夫家的歧視。母親在越南沒有自己的名字，生活只剩下代號「Bà ba tàu」，差不多就等於「大陸妹」。

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時常對我耳提面命：「你要努力讀書，未來出人頭地，別讓他人看不起媽媽！」如今回頭看自己在台灣的求學歷程，才驚覺發現，母親當年的教誨，已經內化成我的價值觀。我拒絕複製母親當年的生活樣貌，不想再像一個飽受歧視的弱勢新移民，只能盼望子女出人頭地，才能慰藉自己在他鄉的孤寂與苦澀。

在台灣，長達18年之久，我除了白天工作來養活自己與孩子之外，晚上下了班再去學校進修。識字班四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研究所兩年，假日還當新住民中心的活動志工。同時我也參與五花八門的課程，如蠟染、手工包、編織、美髮、中餐、美容、導覽、母語教師等等，並取得中餐丙級、美容丙級、導遊證照。除了滿足母親的期待「未來出人頭地，別讓他人看不起媽媽」，我也害怕再次經歷童年挨餓的日子。不眠不休努力學習，都是為了取得在台灣謀生的能力。

國小時，同學不曾喊玉芳的越南名字，而是喊Con ba tàu（華人的孩子）。示意圖，攝於越南。圖／新華社

是神帶領我成為一名「新住民社工」

母親說我是早上7點出生，但人生這條路，我總覺得一直走在正午烈日下，每天都須打著算盤過日子。自從踏上台灣土地那天起，我整整五年還存不到買機票的錢讓自己回家探親，第一次回娘家是為了奔喪。借錢讓我回越南的親戚說：「恭喜你終於可以回家了！」我聽在耳裡卻既苦澀又哀傷，心想，別人是回去探親、回去過節，我卻是回去送父親最後一程啊！

在台灣的日子，我拚命學習、拚命工作賺錢，曾做過的工作也五花八門，有家庭代工做手工、工廠作業員、清潔人員、跑單幫、越南語教師等等。許多年前，偶然看到嚴長壽先生的書《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其中「只有你是你自己的天使，決定你的未來！」成為我強大的信念，就這樣陪著我挑燈夜讀許多年。

大學畢業的那天，我告訴自己「玉芳，恭喜妳已成為自己的天使！」在台灣念完大學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成就，但它讓我在就業上有機會做不同的選擇，尤其擔任社工，得具備考社工師的資格。然而我中文聽、說、讀及打字程度雖沒問題，唯有手寫相當弱，使我一直無法突破心理障礙去為這個職位努力。

我的上一份工作原本是駐廠翻譯。但因我無法昧着良心配合工廠逼迫移工休無薪假，最後被老闆開除。當時湊巧新住民中心開出職缺，我於是前往應徵，也順利錄取了。如今回頭看，若不是神的安排，或許我會一輩子留在舒適圈「待遇不差、事少、離家近」的工作。

我是新住民，但請別為我貼上標籤，我也不需要特權

近年在社會工作領域常聽到「新住民服務新住民」的觀點。我在新住民中心擔任社工員，主要負責的業務是翻譯人才培育、翻譯人員管理及翻譯媒合等。歷經1年又11個月，我看到社會大眾對於「新住民社工」的接受度並不高。我們「新住民社工」的優勢，似乎比不上限制。

96年新住民中心首次辦理翻譯人員培訓時，我通過考試取得越南翻譯人員合格證書。這十多年，我不只協助中心翻譯文件，同時也擔任新住民中心的志工及文化講師。我對於新住民中心的業務早已熟悉，如今負責翻譯業務，我原以為如魚得水，但事實與想像有一段距離。當我請新住民翻譯人員改稿，翻譯員的回應總是「以前的社工都不會要求這麼多！」然而曾負責翻譯業務的社工都是台灣人，看不懂越南文，當然無從檢查翻譯內容。當被質疑同為越南人還故意刁難同鄉，我感到無比沮喪。

對我而言，翻譯文件並非轉換兩種文字的單字而已，句子中有文法、語意、拼寫文字等細節，都必須同時兼顧。尤其許多翻譯後的文宣會傳到成千上萬的新住民面前，翻譯內容需特別謹慎，這不僅是敬業，更是重視原生國家的文化。

在電話聯繫時，當對方說「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我會表明「我是新住民中心的社工」，但對方有時還是會繼續堅持「麻煩把電話轉給其他社工」。有時我會在聯繫時介紹自己為「新住民中心的馮社工」，但對方來信時對我的稱呼卻是「馮志工」。甚至有人貼心詢問「你看得懂中文字嗎？要不要我幫忙加上注音符號？」諸如此類的事件總令我思考：難道在多數人的眼裡，新住民不配當社工嗎？「新住民教育程度低」、「新住民看不懂中文」，彷彿是一張被護貝的標籤，歷久不衰又無比堅固的貼在我們身上。

當社工的第一年，對於他人的質疑，我滿是自卑。童年家暴的陰影屢次浮現，讓我覺得是自己的錯，是我不夠好。但現在我會認為，新住民從事社會工作還不普遍，所以人們並沒把我跟專業的社工聯想在一起。我要用實力告訴大家，「新住民社工，我當得起！」各種業務也許同事只需花一小時處理，我卻會要求自己多花多一倍的時間，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

當同事看到我辛苦學習手寫中文，準備社工師考試，曾經向我提議：「或許你可以跟考選部建議，社工師考試能不能用越南語寫考卷？」然而回想自己的求學歷程，除了教育研究所為在職專班之外，我其他的教育階段都是與台灣應屆學生一起學習的。我想，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但我不想被貼標籤，也不想要特權。

聲音是權威，你學台灣腔吧！

有次，我對人分享工作上總是遇到「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的事件，一位專業人員對我說：「聲音是權威，你學學台灣腔吧！」他告訴我自己也曾遇過越南新住民，但對方刻意學了台灣腔，說起中文誰也分辨不出來，他對此相當讚嘆。

然而，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並不希望大家因為聽不出我的越南腔而「誤認」我是台灣本地社工，才因此願意在電話裡讓我服務。我出生於越南，在越南受教育，也在越南生活了20年，這是事實。但同時我也具備社工員的資格，我的服務並不亞於台灣人。我沒有理由因自己的中文帶著越南腔而感到自卑。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不應該透過口音來判斷一個人的工作能力。若「聲音是權威」的論點成立，我想，台灣在尊重多元文化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的子女無須背負「傑出新二代」的包袱

孩提的我，已經背負母親的期待走了數十年。「你要努力讀書，未來出人頭地，別讓他人看不起媽媽！」母親的盼望成為我的人生目標，支持我度過童年的家暴及失敗的婚姻，在這漫長的人生裡不管遇到任何關卡，我都「不允許」自己放棄求學，但這過程既艱辛又孤獨。

由於兒子曾通過鑑定為資優生，我也曾經複製母親的價值，時常對子女耳提面命：「你們不能浪費自己的聰明，努力讀書才會讓你們有好將來！」直到任職社工後，透過許多的專業課程，我再次回頭看自己的生命經驗，才驚覺這一路上的我，許多時刻並不快樂。我期待我的子女擁有屬於自己的人生，開心地過生活，無須代替我實現我的夢想，更無需對世人證明「我是新二代，我比他人卓越」。

今年，我高二的兒子，由國立高中的資優班轉為普通班的學生。當聽到兒子說：「資優班是高壓鍋，現在的班級我比較開心」，我完全尊重他的想法。我希望背負上一代期望的這件事，就到我身上為止。我的女兒目前則是社工系大一的新鮮人，當老師出報告題目時，女兒未撰寫她熟悉的新住民議題，而更關注社會上其他的族群，如性侵害、特殊兒童、銀髮族等等。身為新住民，我同理母親當年的無力感；但曾經是新二代的我，也能同理子女只想與一般同學一樣，擁有無標籤也無包袱的人生。

我曾經落入「我孩子不會說越南母語就是羞恥」的想法，進而就讀教育研究所，並完成「新住民在家教導母語」的論文研究。但如今我認為，我生命的議題該由我來承擔。我的子女是新二代，但他們的生活不必一直抓住新住民這個身分，或被貼上新二代的標籤，更無需成為世俗定義的傑出新二代。人生之路很長，我的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志向與職業。

玉芳認為她的子女是新二代，但他們的生活不必一直抓住新住民這個身分。示意圖，攝於越南河內。圖／新華社

個人行為並不代表國家，是寫作讓我變勇敢

除了校園與志工活動之外，曾經的我宛如蝸牛般躲在自己的殼裡，自卑無比，害怕被嘲笑貧窮，害怕被惡語重傷，築起一道圍牆杜絕人際關係。但在因緣際會之下成立臉書專頁「南方的天空-新住民雜記」後，我開始關注周圍的人們如何過日子。有時在社團看到許多人對越南新住民心存反感，內心會百感交集：「越南新娘很會騙」、「越南人私生活很亂」、「越南新娘離婚什麼都想要，唯獨孩子不要」……許許多多跟越南人互動的負面經驗讓我相信，這些話並不是空穴來風。

前陣子才發生馬來西亞籍女學生遭擄殺的命案，不少馬來西亞民眾也對此表達強烈不滿。我想說的是，若馬來西亞人說「台灣人是變態」、「台灣人是殺人魔」，大家肯定無法認同吧！我也不認同。因為殺人是那位犯人的個人行為，並不是台灣2,300萬人的行為。所以，我希望透過「婚姻移民錄」的系列，分享默默無聞的新住民在角落努力過生活的故事，只盼望大眾能中立一些，別把個人行為定義為國家或民族的行為。那些負面的故事可能的確存在，但在台灣生活的新住民並不是全部都那個樣子。

羅珊．蓋伊（Roxane Gay）在TEDWomen 2015「壞女性主義者的告解」提到，「透過寫作與女性主義，我也發現如果我更勇敢一點，另一位女性也許會聽見、看見我，並理解沒有人像這個世界試圖告訴我們的那樣一無是處。」我只是普通的新住民，沒有什麼偉大作為，但「寫作讓我變得勇敢」深深觸動了我。當我成立臉書專頁後，我也有同樣的體驗。我花很多時間在書寫上，在書寫時可以完全地做自己，不受家庭、身份的壓迫，可以脫離某某人的角色、媽媽的角色，完全以獨立的個體存在與思考。

當走入社區，我也看到許多女性受到父權與家庭的壓迫，這無關種族，新住民有，台灣婦女也有。所以我也撰寫了「女人的故事」系列，希望能同理女性朋友，更希望男性朋友多多關注為自己付出的女人。

曾經的我認為自己生活艱辛，就像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填飽肚子更為重要。但如今我透過文字致力推動以上兩件事：一是透過「婚姻移民錄」系列呼籲大眾客觀看待新住民，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二是撰寫「女人的故事」系列，呼籲性別平權，重視婦女在家庭與社會的價值與貢獻。現在的我感到自己充滿力量。我期許自己透過文字翻轉刻板印象，使婦女們不分國籍、種族都能有尊嚴，並快樂地過日子，如同神在這路上給予我滿滿的祝福。

生活如同天氣，有時狂風暴雨、有時天和日麗。我們能做的則是不管天氣好壞都腳踏實地，盡自己所能努力過日子。經過歲月的洗禮，我終於和自己和解、和原生家庭和解。我想給自己更多勇氣，堅持自己所追求的人生意義。不管在越南還是在台灣，我依然是那個喜愛閱讀及書寫的人。

在越南我是中國新二代，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在這個世界裡，我是馮玉芳，一個踏實過生活，從創作裡尋找力量，努力尋找人生的亮光之人。

（※ 作者：馮玉芳，越南新住民，108年1月至今任職於新住民中心，擔任社工員。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