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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芳/在越南我是中國新二代,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我到底是誰?

新住民中心社工馮玉芳。 圖/作者提供
新住民中心社工馮玉芳。 圖/作者提供

「您好,我是新住民中心的社工馮玉芳!」這是我每天上班時在電話裡重複說的自我介紹。但電話的另一端的回應往往是:「可以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嗎?」

是的!我的口音就是有「越南腔」,台灣人一聽就識破「你是越南人」。然而在我的故鄉越南,當地同學卻說我是「華人的孩子」。「在越南我是中國新二代,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在這個世界裡,我到底是誰?」身份認同纏住我將近30年,直到邁入不惑之年,我才找到答案。

被家暴的童年,我只想逃離那個地方

1980年,我出生於一個重組家庭。我母親從中國帶著女兒逃難到越南,之後嫁給父親。童年的記憶裡,父親每日酗酒打人,受暴者不是母親就是我,因為我是家中長女,要負責家裡所有的家務。13歲那年,父母分居,我與兩個弟弟及小妹妹跟父親同住。父親自己開三輪車,凌晨4點出門,下午3、4點才到家。有時父親出門沒留下菜錢,當日只能吃白飯。有時家裡沒米,我不敢提醒父親害怕被打,只能挨餓。

父親對我煮菜太鹹、衣服洗不乾淨等小事都會生氣謾罵甚至毆打,因此每晚夜裡我都帶著恐懼入眠,深怕明日不知道又會為了什麼事被打。後來父母雖然復合了,但父親的家暴未曾停止過。2000年,我高中畢業。母親問我是否願意相親?我同意了。我想離開家,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重新生活。2001年,隨著婚姻移民潮的高峰,我來到台灣成為新住民。

母親「要出人頭地」的教誨,成了我一生不敢忘記的事

事隔將近30年,我還是記憶猶新,國小三、四年級時,同學不曾喊我的越南名字「Phương」,而是喊「Con ba tàu」,語意是「華人的孩子」,不過比較帶有輕視與貶抑,大概像是「大陸妹的小孩」這樣吧!我母親為中國大陸的新住民,這樣的身份使她除了得忍受父親的家暴,也飽受越南社會與夫家的歧視。母親在越南沒有自己的名字,生活只剩下代號「Bà ba tàu」,差不多就等於「大陸妹」。

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時常對我耳提面命:「你要努力讀書,未來出人頭地,別讓他人看不起媽媽!」如今回頭看自己在台灣的求學歷程,才驚覺發現,母親當年的教誨,已經內化成我的價值觀。我拒絕複製母親當年的生活樣貌,不想再像一個飽受歧視的弱勢新移民,只能盼望子女出人頭地,才能慰藉自己在他鄉的孤寂與苦澀。

在台灣,長達18年之久,我除了白天工作來養活自己與孩子之外,晚上下了班再去學校進修。識字班四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研究所兩年,假日還當新住民中心的活動志工。同時我也參與五花八門的課程,如蠟染、手工包、編織、美髮、中餐、美容、導覽、母語教師等等,並取得中餐丙級、美容丙級、導遊證照。除了滿足母親的期待「未來出人頭地,別讓他人看不起媽媽」,我也害怕再次經歷童年挨餓的日子。不眠不休努力學習,都是為了取得在台灣謀生的能力。

國小時,同學不曾喊玉芳的越南名字,而是喊Con ba tàu(華人的孩子)。示意圖,攝於越南。  圖/新華社
國小時,同學不曾喊玉芳的越南名字,而是喊Con ba tàu(華人的孩子)。示意圖,攝於越南。 圖/新華社

是神帶領我成為一名「新住民社工」

母親說我是早上7點出生,但人生這條路,我總覺得一直走在正午烈日下,每天都須打著算盤過日子。自從踏上台灣土地那天起,我整整五年還存不到買機票的錢讓自己回家探親,第一次回娘家是為了奔喪。借錢讓我回越南的親戚說:「恭喜你終於可以回家了!」我聽在耳裡卻既苦澀又哀傷,心想,別人是回去探親、回去過節,我卻是回去送父親最後一程啊!

在台灣的日子,我拚命學習、拚命工作賺錢,曾做過的工作也五花八門,有家庭代工做手工、工廠作業員、清潔人員、跑單幫、越南語教師等等。許多年前,偶然看到嚴長壽先生的書《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其中「只有你是你自己的天使,決定你的未來!」成為我強大的信念,就這樣陪著我挑燈夜讀許多年。

大學畢業的那天,我告訴自己「玉芳,恭喜妳已成為自己的天使!」在台灣念完大學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成就,但它讓我在就業上有機會做不同的選擇,尤其擔任社工,得具備考社工師的資格。然而我中文聽、說、讀及打字程度雖沒問題,唯有手寫相當弱,使我一直無法突破心理障礙去為這個職位努力。

我的上一份工作原本是駐廠翻譯。但因我無法昧着良心配合工廠逼迫移工休無薪假,最後被老闆開除。當時湊巧新住民中心開出職缺,我於是前往應徵,也順利錄取了。如今回頭看,若不是神的安排,或許我會一輩子留在舒適圈「待遇不差、事少、離家近」的工作。

我是新住民,但請別為我貼上標籤,我也不需要特權

近年在社會工作領域常聽到「新住民服務新住民」的觀點。我在新住民中心擔任社工員,主要負責的業務是翻譯人才培育、翻譯人員管理及翻譯媒合等。歷經1年又11個月,我看到社會大眾對於「新住民社工」的接受度並不高。我們「新住民社工」的優勢,似乎比不上限制。

96年新住民中心首次辦理翻譯人員培訓時,我通過考試取得越南翻譯人員合格證書。這十多年,我不只協助中心翻譯文件,同時也擔任新住民中心的志工及文化講師。我對於新住民中心的業務早已熟悉,如今負責翻譯業務,我原以為如魚得水,但事實與想像有一段距離。當我請新住民翻譯人員改稿,翻譯員的回應總是「以前的社工都不會要求這麼多!」然而曾負責翻譯業務的社工都是台灣人,看不懂越南文,當然無從檢查翻譯內容。當被質疑同為越南人還故意刁難同鄉,我感到無比沮喪。

對我而言,翻譯文件並非轉換兩種文字的單字而已,句子中有文法、語意、拼寫文字等細節,都必須同時兼顧。尤其許多翻譯後的文宣會傳到成千上萬的新住民面前,翻譯內容需特別謹慎,這不僅是敬業,更是重視原生國家的文化。

在電話聯繫時,當對方說「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我會表明「我是新住民中心的社工」,但對方有時還是會繼續堅持「麻煩把電話轉給其他社工」。有時我會在聯繫時介紹自己為「新住民中心的馮社工」,但對方來信時對我的稱呼卻是「馮志工」。甚至有人貼心詢問「你看得懂中文字嗎?要不要我幫忙加上注音符號?」諸如此類的事件總令我思考:難道在多數人的眼裡,新住民不配當社工嗎?「新住民教育程度低」、「新住民看不懂中文」,彷彿是一張被護貝的標籤,歷久不衰又無比堅固的貼在我們身上。

當社工的第一年,對於他人的質疑,我滿是自卑。童年家暴的陰影屢次浮現,讓我覺得是自己的錯,是我不夠好。但現在我會認為,新住民從事社會工作還不普遍,所以人們並沒把我跟專業的社工聯想在一起。我要用實力告訴大家,「新住民社工,我當得起!」各種業務也許同事只需花一小時處理,我卻會要求自己多花多一倍的時間,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

當同事看到我辛苦學習手寫中文,準備社工師考試,曾經向我提議:「或許你可以跟考選部建議,社工師考試能不能用越南語寫考卷?」然而回想自己的求學歷程,除了教育研究所為在職專班之外,我其他的教育階段都是與台灣應屆學生一起學習的。我想,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但我不想被貼標籤,也不想要特權。

不眠不休努力學習,都是為了取得在台灣謀生的能力。示意圖。 圖/路透社
不眠不休努力學習,都是為了取得在台灣謀生的能力。示意圖。 圖/路透社

聲音是權威,你學台灣腔吧!

有次,我對人分享工作上總是遇到「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的事件,一位專業人員對我說:「聲音是權威,你學學台灣腔吧!」他告訴我自己也曾遇過越南新住民,但對方刻意學了台灣腔,說起中文誰也分辨不出來,他對此相當讚嘆。

然而,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並不希望大家因為聽不出我的越南腔而「誤認」我是台灣本地社工,才因此願意在電話裡讓我服務。我出生於越南,在越南受教育,也在越南生活了20年,這是事實。但同時我也具備社工員的資格,我的服務並不亞於台灣人。我沒有理由因自己的中文帶著越南腔而感到自卑。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不應該透過口音來判斷一個人的工作能力。若「聲音是權威」的論點成立,我想,台灣在尊重多元文化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的子女無須背負「傑出新二代」的包袱

孩提的我,已經背負母親的期待走了數十年。「你要努力讀書,未來出人頭地,別讓他人看不起媽媽!」母親的盼望成為我的人生目標,支持我度過童年的家暴及失敗的婚姻,在這漫長的人生裡不管遇到任何關卡,我都「不允許」自己放棄求學,但這過程既艱辛又孤獨。

由於兒子曾通過鑑定為資優生,我也曾經複製母親的價值,時常對子女耳提面命:「你們不能浪費自己的聰明,努力讀書才會讓你們有好將來!」直到任職社工後,透過許多的專業課程,我再次回頭看自己的生命經驗,才驚覺這一路上的我,許多時刻並不快樂。我期待我的子女擁有屬於自己的人生,開心地過生活,無須代替我實現我的夢想,更無需對世人證明「我是新二代,我比他人卓越」。

今年,我高二的兒子,由國立高中的資優班轉為普通班的學生。當聽到兒子說:「資優班是高壓鍋,現在的班級我比較開心」,我完全尊重他的想法。我希望背負上一代期望的這件事,就到我身上為止。我的女兒目前則是社工系大一的新鮮人,當老師出報告題目時,女兒未撰寫她熟悉的新住民議題,而更關注社會上其他的族群,如性侵害、特殊兒童、銀髮族等等。身為新住民,我同理母親當年的無力感;但曾經是新二代的我,也能同理子女只想與一般同學一樣,擁有無標籤也無包袱的人生。

我曾經落入「我孩子不會說越南母語就是羞恥」的想法,進而就讀教育研究所,並完成「新住民在家教導母語」的論文研究。但如今我認為,我生命的議題該由我來承擔。我的子女是新二代,但他們的生活不必一直抓住新住民這個身分,或被貼上新二代的標籤,更無需成為世俗定義的傑出新二代。人生之路很長,我的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志向與職業。

玉芳認為她的子女是新二代,但他們的生活不必一直抓住新住民這個身分。示意圖,攝於越南河內。 圖/新華社
玉芳認為她的子女是新二代,但他們的生活不必一直抓住新住民這個身分。示意圖,攝於越南河內。 圖/新華社

個人行為並不代表國家,是寫作讓我變勇敢

除了校園與志工活動之外,曾經的我宛如蝸牛般躲在自己的殼裡,自卑無比,害怕被嘲笑貧窮,害怕被惡語重傷,築起一道圍牆杜絕人際關係。但在因緣際會之下成立臉書專頁「南方的天空-新住民雜記」後,我開始關注周圍的人們如何過日子。有時在社團看到許多人對越南新住民心存反感,內心會百感交集:「越南新娘很會騙」、「越南人私生活很亂」、「越南新娘離婚什麼都想要,唯獨孩子不要」……許許多多跟越南人互動的負面經驗讓我相信,這些話並不是空穴來風。

前陣子才發生馬來西亞籍女學生遭擄殺的命案,不少馬來西亞民眾也對此表達強烈不滿。我想說的是,若馬來西亞人說「台灣人是變態」、「台灣人是殺人魔」,大家肯定無法認同吧!我也不認同。因為殺人是那位犯人的個人行為,並不是台灣2,300萬人的行為。所以,我希望透過「婚姻移民錄」的系列,分享默默無聞的新住民在角落努力過生活的故事,只盼望大眾能中立一些,別把個人行為定義為國家或民族的行為。那些負面的故事可能的確存在,但在台灣生活的新住民並不是全部都那個樣子。

羅珊.蓋伊(Roxane Gay)在TEDWomen 2015「壞女性主義者的告解」提到,「透過寫作與女性主義,我也發現如果我更勇敢一點,另一位女性也許會聽見、看見我,並理解沒有人像這個世界試圖告訴我們的那樣一無是處。」我只是普通的新住民,沒有什麼偉大作為,但「寫作讓我變得勇敢」深深觸動了我。當我成立臉書專頁後,我也有同樣的體驗。我花很多時間在書寫上,在書寫時可以完全地做自己,不受家庭、身份的壓迫,可以脫離某某人的角色、媽媽的角色,完全以獨立的個體存在與思考。

當走入社區,我也看到許多女性受到父權與家庭的壓迫,這無關種族,新住民有,台灣婦女也有。所以我也撰寫了「女人的故事」系列,希望能同理女性朋友,更希望男性朋友多多關注為自己付出的女人。

曾經的我認為自己生活艱辛,就像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填飽肚子更為重要。但如今我透過文字致力推動以上兩件事:一是透過「婚姻移民錄」系列呼籲大眾客觀看待新住民,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二是撰寫「女人的故事」系列,呼籲性別平權,重視婦女在家庭與社會的價值與貢獻。現在的我感到自己充滿力量。我期許自己透過文字翻轉刻板印象,使婦女們不分國籍、種族都能有尊嚴,並快樂地過日子,如同神在這路上給予我滿滿的祝福。

生活如同天氣,有時狂風暴雨、有時天和日麗。我們能做的則是不管天氣好壞都腳踏實地,盡自己所能努力過日子。經過歲月的洗禮,我終於和自己和解、和原生家庭和解。我想給自己更多勇氣,堅持自己所追求的人生意義。不管在越南還是在台灣,我依然是那個喜愛閱讀及書寫的人。

在越南我是中國新二代,在台灣我是越南新住民,在這個世界裡,我是馮玉芳,一個踏實過生活,從創作裡尋找力量,努力尋找人生的亮光之人。

(※ 作者:馮玉芳,越南新住民,108年1月至今任職於新住民中心,擔任社工員。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全國第一位新住民準校長楊小梅,同樣也來自越南。 圖/新北市教育局
全國第一位新住民準校長楊小梅,同樣也來自越南。 圖/新北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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