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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樺/白色的憤怒:德國「強制接種疫苗」爭議

德國社會正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養老院及醫療院所擔任醫療與照護工作的人力,是否應該強制接種疫苗?圖為柏林伯特利醫院的一名物理治療師正於院內接種疫苗。 圖/美聯社
德國社會正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養老院及醫療院所擔任醫療與照護工作的人力,是否應該強制接種疫苗?圖為柏林伯特利醫院的一名物理治療師正於院內接種疫苗。 圖/美聯社

新冠疫苗上市後,德國社會正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養老院及醫療院所擔任醫療與照護工作的人力,是否應該強制接種疫苗?

會有此爭論是因為,直到2021年1月中為止,德國醫護與照護人員接種疫苗的比例不高。巴伐利亞邦邦總理瑟德(Markus Söder)便認為,應該立法強制醫護人員接種,因而引發了激辯;而《明鏡週刊》做的民調顯示,民意多數支持他的提議。更有評論認為,醫護人員在防疫第一線,視同作戰,必須有接種義務,否則就如同軍人在戰場上,卻不服從軍令。

一時間,媒體上熱議「接種義務」(Impfpflicht)、「接種強制」(Impfzwang)、「接種的道德」(Impfmoral)、「願意接受接種」(Impfakzeptanz)等詞彙。 投入辯論各方除了醫護行業從業者、新聞界、政界以及社會大眾,也包括倫理學學者。

政府可以要求你打疫苗嗎?

自歐盟允許疫苗上市、德國在2020年12月27日開始為民眾施打疫苗後,疫苗成為重新恢復正常生活的寄託。在德國,多數民意都接受疫苗,願意接種,但是仍有不少人拒絕。身為民主國家的德國政府不可能強制全民施打疫苗,可是問題來了:即使不能強迫全民,某些行業中的人,是否可被強制施打?如同在戰場上軍人沒有說不的權利?

德國的聯邦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宣布,德國國防部強制執行軍人施打疫苗是合法的。拒絕施打的軍人,必須接受軍令懲戒。這就是目前激辯中的「視領域而定的接種義務」(bereichsbezogene Impfpflicht)。除了軍方,被認為有接種義務的領域,主要就是醫護與照護產業。

與瑟德意見不同,德國聯邦衛生部長許班(Jens Spahn)表示,他傾向非強制的做法。除衛生部外,司法部長、勞動部長以及其他在野黨立場也多是不應強制。可以理解,因為強制人民接受醫療措施,很有可能違反憲法保障的「身體的完整性」(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以及自主權。

前聯邦憲法法院院長Hans-Jürgen Papier即表達了他的疑慮,Oldenburg大學法學教授Volker Boehme-Neßler也提出警告。不過,醫事法專家Alexander P. F. Ehlers則認為,在滿足一定條件下,接種義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這場爭辯還在進行中,我認為比較可能不會有強制措施。除了政界與醫界的反對、以及法律上有必須釐清的灰色地帶,有一個棘手處是:這可能翻動德國歷史裡敏感的一章。法西斯獨裁時代,醫療以及人的身體都曾經為政治目的服務過。但是即使可能不會通過強制性法令,為什麼醫療與照護人員施打意願不高,仍值得討論。

即使不能強迫全民,某些行業中的人,是否可被強制施打? 圖/法新社
即使不能強迫全民,某些行業中的人,是否可被強制施打? 圖/法新社

資訊不夠透明,讓人對疫苗產生疑慮

部份德國醫護與照護人員對於疫苗的安全性仍有疑慮。德國向來就存在抗拒疫苗者,在新冠病毒出現前就已不少。每次流感疫苗的接種,總是會有部份民眾明確表示拒絕。而根據媒體報導,照護人員中更是有大約10~15%拒絕接種新冠疫苗。《德國醫師報》就報導,根據12月時一項匿名問卷,願意接種的醫護人員大約有四分之三,照護人員則大約一半有意願。

每一位拒絕接種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不應該一概而論。但根據《藥房報》(Apotheken Umschau報導,醫護人員心有疑慮的原因可能是資訊不足。例如,究竟疫苗的效力是否在預防你受病毒攻擊外,也能阻止你具有帶原傳染的能力?目前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巴伐利亞邦總理瑟德在呼籲強制接種的記者會上舉例說,當初強制所有在幼稚園與學校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施打麻疹疫苗,以保護學童,就是值得學習的例子。他指的是2020年3月開始在全德正式生效的《防護麻疹與強化預防接種法》(Gesetz für den Schutz vor Masern und zur Stärkung der Impfprävention)。根據這項法律,不打疫苗的小孩無法上幼稚園,家長會受罰;不打疫苗的幼稚園教師員工也必須受罰,且無法在這類教育場所裡工作。

有鑑於麻疹的高度傳染力以及無可治癒,是公共健康的極大威脅,所以德國衛生部在2019年提交該法案,但一如預期,引來社會激烈辯論。德國醫師協會也認為,現在接種麻疹第一劑疫苗的比例已經高達97%,政府硬要通過此立法,是「民粹」以及「盲目行動」,「不符合比例原則」並可能違憲。

不過,即使引來激辯,國會還是多數贊成。因此,在新冠疫苗上,也有不少人認為可以比照強制接種疫苗,瑟德並不孤獨。

但是,基爾大學醫院的醫師及醫學倫理專家Annette Rogge認為,那是因為醫學界已經釐清麻疹病毒以及疫苗的性質。與新冠疫苗的情形相比,資訊充分度是不同的。如果要強制醫護人員接種,必須要有很充足的理據,釐清疫苗效力的程度。否則執行這麼高強度的醫療命令,可能達到的抗疫效果卻有限。

如果要強制醫護人員接種,必須要有很充足的理據,釐清疫苗效力的程度。 圖/路透社
如果要強制醫護人員接種,必須要有很充足的理據,釐清疫苗效力的程度。 圖/路透社

強制、鼓勵或限縮自由

如果不接種,對聘用這些人的醫院或養護院來說,會有什麼後果?

首先,很有可能是一場司法災難。雇主必須面對無數訴訟,因為每一個在這間醫院確診的病患,都可以合理懷疑,傳染源是這家院所中某位未施打疫苗的員工。因此,對雇主來說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不再讓這些人到醫護前線工作。可是這樣一來,勢必有大幅度的人事異動,長久下來,雇主可能會解僱這些人——這又可以預期會帶來無數的勞動訴訟。

我認為,以法律強制、以道德壓力或甚至意識形態壓力來提高接種率,都不是首選的做法,甚至可能會帶來部份反效果。現在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建立人們對疫苗(以及通過疫苗之機制)的信賴。這需要公開透明且詳細的「啟蒙」,提供足夠的資訊以及諮詢。

政府需要儘速在科學上釐清疫苗的效用,不只能說服醫護人員,也能說服人民。例如有醫師在電視上表示,這次准許疫苗上市的時間比起以前的標準程序實在太快了,究竟整個審核過程如何,需要更多的公開資訊,才能化解疑慮。所以政府應該要能證明,時間之所以縮短,只是把行政程序最速化,該做的專業審核還是沒有忽略,德國專門負責此類審核的機關依然做到了專業把關,且公開審核的整個過程、接受檢驗,才能平息醫療照護專業領域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的疑慮。

另外,也可以透過一些政策制度設計,創造接種疫苗的誘因。已有國會議員在討論,與其討論是否立法強制接種,不如討論是否該獎勵那些願意接種的人。此外,政論節目也討論到,未來是否可限制拒絕接種者的某些權利,在不損及其基本人權前提下限縮部分自由,以提升接種意願。例如已有航空公司表示未來可能會拒絕未施打疫苗者上飛機,以保護機組工作人員及其他乘客;或者某些有集會情形的娛樂活動如球賽、演唱會等,也必須證明自己已經施打疫苗才可參加。

以法律強制、以道德壓力或甚至意識形態壓力來提高接種率,都不是首選的做法。圖為杜伊斯堡的新冠肺炎檢測及疫苗接種中心。 圖/美聯社
以法律強制、以道德壓力或甚至意識形態壓力來提高接種率,都不是首選的做法。圖為杜伊斯堡的新冠肺炎檢測及疫苗接種中心。 圖/美聯社

我不會為了你們去接種

除了對疫苗資訊掌握不夠充分之外,勞動條件的惡劣以及缺乏相對應的尊重,可能也造成部分醫護人員無法建立對政府信賴感的原因,並因此缺乏施打疫苗的意願。尤其是照護人員,他們接受疫苗的意願明顯更低,雖然這群人面對的風險極高。曾擔任護理師超過30年的德國醫學史學者Monja Schünemann,於2021年1月13日出刊的《時代週報》上,寫了一篇非常值得讀的文章〈白色的憤怒〉(Weiße Wut),敘述照護人員面對的勞動困境,提出一些犀利見解。

她說,在強制施打疫苗與否的討論中,政治人物與社會都忽略了照護人員的立場與心情。在疫情發生以前,原本照護人員應享有的喘息時間就常被剝奪了,醫學報告也指出,在過度密集的輪班表下,照護人員的心理也開始出現狀況。此外,女性照護人員還常必須面對性騷擾等事件。這些身心壓力,在沒有疫情時,早已難以承受。

一年來,照護人員更是在防護物資短缺、人力短缺的情形下工作,人們期待他們做得更多、投入更多、冒更大的風險,以社會團結為名,無止盡徵用他們的勞動力與身體,彷彿他們天生與病毒絕緣。「照護者的身體必須無間斷的付出,而其他行業的人卻可以暫停運作。」Schünemann認為,在這一點上照護人員確實如同戰場上的士兵,被期待必須絕對服從命令,必須要有犧牲的準備。

但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又長期以來輕視照護人力的專業與貢獻。且不論薪資過低的問題,在疫情發生前,社會早在道德上傷害了照護人員(moralisch verletzt)。疫情期間,照護人員應有的勞動條件保障被暫停,例如人力愈來愈短缺、防護衣及口罩不夠,照護人員卻還是得排上愈來愈密集、愈來愈長的班,照顧愈來愈多的病患,大家都到了人類的極限。但是社會中許多人卻歧視他們,認為他們是最前線最危險的一群,甚至有超市工作人員拒絕為之服務。

此外,社會也不夠尊重照護者的專業。德國政府之前為解決照護人力短缺問題,曾宣傳「照護,每個人都做得到!」(Pflege kann jeder)口號,希望多一些年輕人投入。可是,照護長者甚至病患不只是職業,還是需要嚴格訓練的專業,政府卻以輕鬆的說法,想吸引覺得可以賺輕鬆錢的年輕人,許多在這行業裡工作多年的人都覺得受到侮辱。

Schünemann說,「白色憤怒」產生的原因,就是社會不承認這個職業多年來的貢獻,而這明明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職業。所以可以理解憤怒的、受到虧待的照護人員,此時會拒絕其身體再被徵用:「我不會為了你們去接種!」

所以,這時候社會發現照護人員不願施打疫苗,不應該一味要求「社會團結」(Solidarität),或者指責他們缺乏專業的自覺,甚至將他們打為陰謀論者。這只會使白色的憤怒更加憤怒。

曾任醫師的喜劇演員Eckart von Hirschhausen在談話節目上說,包括他在內的醫界大多反對強制接種疫苗,因為那會帶來更多問題。例如一旦強制,那麼反抗的人就會越來越多。而現在的說詞都是,大規模施打疫苗才能達成「群體免疫」(Herdenimmunität)——這說法無法打動人,因為沒有人喜歡聽到自己是可能染病的群體之一。

他認為,更好的說法是為了保護共同體(Gemeinschaftsschutz)。可是,一個共同體要能運作下去,不該一直是單方面地動員、要求某個群體配合;不該是照護人員必須證明自己願意與社會團結,而是社會應與他們團結。這個社會需要他們,而以前的作為傷害了他們。

下一步該做的,是彌補長年來對照護者身心造成的過度壓力,是建立照護者的正義,不管是從薪資結構上、醫療院所管理制度改革上,或者建立一種正確的與之相處的倫理,社會必須尊敬他們的專業,以及正視勞動者身體與生命的有限性。不管面不面對疫情,沒有人有那麼強大的身心,可以被無盡地徵用或耗用。

(※ 作者:蔡慶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不管面不面對疫情,沒有人有那麼強大的身心,可以被無盡地徵用或耗用。 圖/路透社
不管面不面對疫情,沒有人有那麼強大的身心,可以被無盡地徵用或耗用。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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