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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媛媛/北歐國家真的比較清廉?從瑞典政治人物身上看見不同政治文化

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讓北歐國家在政治透明和廉潔程度表現特別突出?圖為三角巧克力事件插圖。 圖/Mia Nilsson繪,kingmagazine
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讓北歐國家在政治透明和廉潔程度表現特別突出?圖為三角巧克力事件插圖。 圖/Mia Nilsson繪,kingmagazine

一般來說,人們對北歐國家的政治通常有透明清廉的印象,根據國際透明組織分析整理出來的政治清廉感知指數,北歐國家也常常名列前茅。

防止公家機關貪腐,和以下各層面的完善程度有很大的關係:各政府機關的分權制衡和問責程序、新聞自由、公民組織、以及法律對爆料、吹哨者的保護等等。看看瑞典近幾十年來公家機關和政治人物的重大醜聞,會發現瑞典政治人物本身並沒有比較高尚,但是因為上述各種功能發揮效用,因此貪腐的規模和頻率和其他國家相比也比較輕微。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瑞典政治醜聞,是1995年的「三角巧克力事件」。當時社會民主黨副主席Mona Sahlin原本是呼聲最大的黨主席接任者,並很有可能成為下任首相,然而,媒體卻揭露她在 1990~1991年擔任勞工局局長期間用公款金融卡支付私人消費,其中包括了餐廳、超市、還有給女兒的腳踏車等等,前後共計 53,174 瑞典克朗(當時約為20萬台幣)。這個事件被以「三角巧克力」命名,是因為在記者揭露的所有帳款明細中,包括了兩條瑞士三角巧克力。

這個事件的名稱可能有一點誤導,讓人們以為Sahlin只用公款買了兩條巧克力。不過,如果和過往更大條的瑞典政治醜聞比較,會看到在其他事件中,有的公僕使用各種手段將大筆公款挪用於私人投資獲利,或是進行精巧的逃漏稅,涉及金額動輒以數百萬計;有的則是鑽法則漏洞,濫用政府補助或領取多重薪資,每月也往往超過10萬克朗。相較之下,一年內挪用5萬多克朗公帑,的確顯得是一個「巧克力等級」的小規模醜聞。

Sahlin後來辯稱她並非有意佔用公款,而是由於瑞典公家機關的帳目手續和規定複雜難懂,而造成錯誤。但是後來記者又揭發在這5萬多克朗當中,包括了多次違規停車罰款,還有支付一位沒有確實登記繳稅的「黑市」保母。這些細節累加,足以斷送Sahlin的首相之路。她一直到 2006 年才正式回歸政治事業。

看到這些醜聞報導,我最驚訝的是在瑞典取得每位公僕的財務明細進行檢視,是如此容易。這些檢視有的來自反對黨的問責,有的來自內部吹哨者,有的來自媒體或公民的爆料。檢視的時機通常是在政治人物即將接下重要職位之際,例如 2006 年溫和黨內閣剛上任時,三位內閣成員前後因為曾經在家中雇用「黑市」勞工、逃漏稅、甚至欠繳國家公共電視費,而被媒體揭露。

圖右二為Mona Sahlin。 圖/維基共享
圖右二為Mona Sahlin。 圖/維基共享

因為房租問題被罷免的首相

健全的民主法治、媒體和公民社會,的確能夠讓更多汙點見到陽光,然而北歐國家在全球政治清廉指數的表現特別突出,我認為這還出自於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

瑞典政壇在傳統上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在歷史上代表資產階級的中間偏右聯盟 (bourgeois alliance),他們屬於相對保守的經濟自由派,以溫和黨為代表;另一個是歷史上代表勞工階級、講求平等和革新的中間偏左陣營(left bloc),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瑞典每次大選,民眾用選票將代表自己的議員送入國會(立法院),進行辯論、倡議和立法。這種意識形態的左右之分,也可以說是一種基於階層的身份政治,一般來說,勞工階層較支持偏左政黨,資產階層較支持偏右政黨,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2019年1月,瑞典由於反移民的排外極右政黨崛起,打亂了瑞典議會中的傳統生態,偏右聯盟當中出現了分裂,溫和黨和極右黨靠攏,自由黨和中間黨則和偏左陣營協議組閣。這個政府不能按傳統叫做「偏左陣營」了,瑞典媒體索性就叫它「一月內閣」。

一月內閣上路以來,為了迎合偏右的新盟友,偏左政黨們(社民黨、綠黨、左派黨)在勞權立法和富人稅上讓了幾次步,而今年偏右政黨又極力推動新建公寓租金的市場化。

讀者可能會問,公寓的租金不是本來就是市場決定的嗎?只要有人出得起,房東要收多少房租是他們的自由,我們怎麼管得著?在台灣也許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國家,和人民居住權息息相關的房屋租賃市場,對包租公包租婆們是有許多限制的。

瑞典偏右政黨就經濟自由派的立場出發,自然是以去除這些限制為目標。但是這一次,偏左陣營的左派黨說,我們不能再讓步了,如果再讓步,左派黨就要撤回對一月內閣的支持。而就在社民黨的首相Stefan Löfven和左派黨進行協調的同時,極右黨趁機在議會提出對首相的不信任案。

左派黨並不是第一次向社民黨提出異議,極右黨也不是第一次對首相提出不信任案。首相善於談判,多次在自家盟友和新盟友之間周旋,排解糾紛,然而這一次事態不如以往,左派黨主席Nooshi Dadgostar態度堅決,投下不信任票,讓Löfven成了瑞典史上第一個被國會罷免的首相。

當時歐洲足球錦標賽正踢得火烈,不信任案通過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在看足球。手機傳來快訊時我嚇了一跳,瀏覽各媒體報章上的評析,口吻多很冷靜。有社民黨、綠黨的支持者對左派黨不滿,認為左派黨的反抗以作秀成分居多,在瑞典文叫做「採集政治點數」(picking political points),結果採得過了頭,反而讓偏右聯盟得到良機。除此之外,人們看一看媒體報導分析,了解一下未來走向,就轉台繼續看足球,不太像是一個首相剛被罷免的國家。

在幾個星期過後,各黨終於又達成協議,偏右政黨在房租問題上讓步,左派黨保住了他們對瑞典房客組織的承諾,Löfven和一月內閣也得以在鋼索上繼續前進。

如果說勞工組織是在勞動市場中處於弱勢的勞工們的自救管道,房客組織就是在租賃市場中處於弱勢的房客們的自救管道,瑞典勞工組織和房客組織在歷史上都和偏左陣營有很深厚的連結。這一次左派黨杯葛一月內閣,是一個很大的政治賭注,但也向民眾證明了左派黨的堅持,那個月左派黨的新入黨人數大增。

勞權、居住、稅法都是核心價值問題,各黨基於不同的光譜和方針取得選民支持,也難免為了維護其利益而產生糾紛。然而只要程序合法,不管議會中政黨們怎麼樣去談判結盟,瑞典的各級行政機制還是照常依法運作,不會因此大亂,而與其看政治口水戰,足球還比較好看。我倒是覺得,一個國家的首項可以因為人民租房子的問題被罷免,是挺令人羨慕的。

首相善於談判,多次在自家盟友和新盟友之間周旋,排解糾紛,然而這一次事態不如以往,左派黨主席Nooshi Dadgostar態度堅決,投下不信任票,讓Löfven成了瑞典史上第一個被國會罷免的首相。圖為Stefan Löfven。 圖/法新社
首相善於談判,多次在自家盟友和新盟友之間周旋,排解糾紛,然而這一次事態不如以往,左派黨主席Nooshi Dadgostar態度堅決,投下不信任票,讓Löfven成了瑞典史上第一個被國會罷免的首相。圖為Stefan Löfven。 圖/法新社

「房客權益是最靠近我內心的議題」

左派黨主席Nooshi Dadgostar出生於瑞典的難民營,父母是來自伊朗的政治難民。她在瑞典第二大城哥德堡長大。「我家幾乎一無所有,度假旅遊或買車是我父母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夢想,但是我們有居住權,我們租的公寓旁邊有公園,有幼兒園和學校,給了我最好的童年和教育。」後來她也親身經歷瑞典都市公共租房架構的崩解,和家人在沒有保障的私人租房契約下輾轉搬家。因此她在踏入政治生涯後,房客權益一直是她的中心訴求。

左派黨身為資源較少的小黨,要求從政的黨員將薪水回饋於黨。在瑞典當國會議員(立法委員)的每月薪水是6萬多瑞典克朗,相當於20多萬台幣,而左派黨的國會議員在「繳稅」給黨以後,薪水是3萬多瑞典克朗,大約是瑞典高中老師的薪資。

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瑞典政治人物是綠黨的前發言人、瑞典前教育部長Gustav Fridolin,他從學生時代就很熱衷於能源和教育議題,2002年,19歲的他代表綠黨成為瑞典當時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任期屆滿後他一邊當記者一邊完成師資培訓,成為一名教師。2011年,他被選為綠黨發言人之一(瑞典綠黨沒有黨主席,而是採取一女一男的雙發言人制),並在2014年加入偏左陣營內閣,成為瑞典教育部長。2019年,當內閣任期結束,他又回到學校執教。

Fridolin在19歲那年進入國會時提出的第一個議案,是削減議員薪水。十多年後,當他離開國會,他提出的最後一個議案也是削減議員薪水。在瑞典從政任期屆滿後,瑞典政府通常會持續提供一整年的薪水作為轉業補助,Fridolin則拒絕接受這項補助。

他表示,在70年代,瑞典國會議員的薪水和當時的高中老師差不多,現在卻是高中老師的2~3倍,還有各種慷慨的加給,這樣的漲幅真的合理嗎?許多綠黨政治人物和左派黨在這方面信念一致,認為從政的公僕如果享受過於優渥的薪資,來自民眾的信任程度也會降低。

左派黨主席Nooshi Dadgostar。 圖/路透社
左派黨主席Nooshi Dadgostar。 圖/路透社

綠黨的前發言人、瑞典前教育部長Gustav Fridolin。 圖/取自Gustav Fridolin臉書
綠黨的前發言人、瑞典前教育部長Gustav Fridolin。 圖/取自Gustav Fridolin臉書

政治人物與人民站在同一邊?

回到本篇文章的主題,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讓北歐國家在政治透明和廉潔程度表現特別突出?除了上述較健全的民主法治、媒體和公民社會之外,北歐的偏左意識型態,也在政治場域中營造出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政治文化,打破以往「官」與「民」的關係。

瑞典從政的經濟門檻很低,並沒有所謂的參選費用,各年齡、階層、背景的人們只要有熱忱,都有機會進入決策層和立法機制。而偏左政治人物背負著代表勞工、房客等一般民眾的使命進入政壇,支持者對他們的期待,自然也會很不一樣。

比如說,當偏右的政治人物逃漏稅,或是和資方過從甚密,較能得到支持減稅和自由市場的偏右選民諒解,但是如果偏左政黨的政治人物做同樣的事情,不但背叛了支持者,也常被冠上虛偽的罪名。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首相的住處。一般我們會認為一國元首應該住在氣派的官邸中,並受嚴密的保護,然而在瑞典政治傳統中,歷任首相沒有官邸,他們住在舊居,並且以融入市民生活為典範(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首相)。

例如社民黨的前瑞典首相Tage Erlander,他的妻子是學校老師,每天早上開車上班時順便載他到政府辦公室,所以他常是最早到辦公室的人。另一位著名的前瑞典首相Olof Palme經常和妻子走路到斯德哥爾摩四處吃飯看電影,沒有任何隨扈。然而在1986年的一個晚上,他在和妻子看完電影走回公寓的途中,遭到了槍殺。在槍殺發生隔年,瑞典政府基於安全考量,購置了位於國會旁的氣派樓房作為首相官邸。

現任首相Löfven曾是焊接工人,在工會組織裡累積政治事業。擔任首相前,他和妻子住在工會承租給幹部居住的一房一廳公寓裡,約20多坪大。在勒文成為首相前夕,媒體記者比較了他的舊居和首相官邸,並描述這兩個區域的歷史,表示Löfven將從斯德哥爾摩的勞工運動發祥中心,搬遷到富紳聚集的政治中心,希望他不會適應不良。

大家都希望有高素質的公僕,不過在看了瑞典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後,我想,最關鍵的問題,也許並不是政治人物的素質,而是這個政治人物,真的和我們站在同一邊嗎?

(※ 作者:吳媛媛,台大中文系,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現居瑞典。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大家都希望有高素質的公僕,不過在看了瑞典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後,我想,最關鍵的問題,也許並不是政治人物的素質,而是這個政治人物,真的和我們站在同一邊嗎? 圖/美聯社
大家都希望有高素質的公僕,不過在看了瑞典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後,我想,最關鍵的問題,也許並不是政治人物的素質,而是這個政治人物,真的和我們站在同一邊嗎?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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