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冷戰蔓延時：聶華苓的文學生涯（中）

朱宥勳 12 Mar, 2020

全世界最閃的文學小屋

聶華苓抵達愛荷華之後，很快便與第一任丈夫離婚，與安格爾結為伴侶。作家伴侶感情如膠似漆者不在少數，但在回憶錄裡面一閃再閃，整本讀來如此嚴重傷害讀者視力的，就並不常見了。有次，安格爾去上班，聶華苓從家裡打給他：

Paul在學校辦公室。我從家裡給他打電話。

喂！Paul像中國人一樣回應。
我大笑：你怎麼知道是我？
電話鈴的聲響不同，透著點兒溫柔。
Paul，你回家的時候，順便帶幾個信封回來。
我很失望，你不是要我回家，只是要信封。Paul說完哈哈大笑。

其他諸如看醫生時被問及有沒有抽筋症狀時，安格爾回答「第一次見到聶華苓的時候」（為什麼要這樣傷害醫生）；或在稱讚聶華苓時講出「妳的腦子很性感，妳的身子很聰明」這類句子（詩人的專業是這樣用的嗎），族繁不及備載，暫且打住。

這對作家伴侶，就在這樣濃情蜜意的氛圍之下，創辦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在安格爾認識聶華苓以前，本來就是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的主持人，學生包含寫了《好人難遇》的小說家芙蘭納莉．歐康納。

1967年，他從主持人的位置退下來。根據聶華苓的說法，他們常常帶著酒、肉，在住家附近的河面上乘小船閒盪。就在船上，聶華苓突發奇想，對安格爾說：「何不創辦一個國際性的寫作計畫？」原本「作家工作坊」是以美國作家為邀約對象，讓作家來愛荷華駐校、授課、交流；聶華苓的建議，是升級為國際版本，以全世界的作家為邀約對象。

安格爾的第一反應是：「愛荷華大學瘋瘋顛顛的作家還不夠嗎？」

說是這麼說，但這個計畫迅即在1967年付諸實行了。從那時到現在，「國際寫作計畫」邀請了超過一千兩百名世界各地的作家前往愛荷華。他們偶有公開活動，更多時候是在聶華苓與安格爾的招待下，與彼此交流閒談。聶華苓對「中國作家」的交流有極大的熱情，力圖在政治分隔的情況下，邀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作家前往愛荷華。台灣作家如白先勇、楊牧、王文興、王禎和、鄭愁予、陳映真、蔣勳、商禽、吳晟、王拓、李昂、宋澤萊、張大春等人；中國作家如丁玲、艾青、汪曾祺、阿城、王安憶、北島、張賢亮等人，都是「國際寫作計畫」的座上賓，在聶華苓與安格爾的小屋裡聊文學、談政治。

除了「中國作家」的交流外，「國際寫作計畫」更邀了世界各國的作家。當他們在聶華苓和安格爾的小屋裡聚會時，往往就會產生奇妙的化學變化。

被蘇聯迫害的羅馬尼亞作家易法素克，愛上了來自伊朗巴勒維專制體制的詩人臺海瑞。來自西德的柏昂與來自以色列的森乃德在此遭遇，當時納粹屠殺記憶猶新，森乃德拒絕與柏昂見面，說：「請原諒，我們再也不能和他們在一起了。」然而在八個月的參訪結束之前，他們終於破冰，最後成了朋友。

此外，蘇聯詩人佛茲尼桑斯基則在愛荷華朗誦了自己的詩作〈湖的呼喚——獻給納粹屠殺的犧牲者〉，哀悼一處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遺址，此刻已被湖水淹沒：「液化在水中的可能就是我新娘的手—— / 可不是那很久以前活著的姑娘—— / 還有她的乳房，她的頭髮，她的慾望。」而同時參訪的以色列作家巴拓夫送給他一本自己的小說，扉頁題詞是「送給佛茲尼桑斯基——湖中姑娘的女婿，巴拓夫贈」；巴拓夫就是佛茲尼桑斯基詩中受難者的後代。

有趣的是，在聶華苓的記述中，「國際寫作計畫」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文學交流計畫，作家們在此談詩論文，浸泡在文學的世界裡。但如果我們觀察「國際寫作計畫」的名單，會發現聶華苓與安格爾邀請作家的時候，時時刻刻都是把政治放在心裡的。「中國作家」的概念是政治，德國與以色列是政治，東德與西德是政治，納粹及其遺緒是政治，活在專制的阿拉伯世界作家與鐵幕之下的東歐作家也是政治。這些作家除了是文學上的一時之選，其政治身分也有很強的代表性。

這不但是世界文學的小屋，也是縮影了整個冷戰世界的小屋。

發生在1968年的兩樁邀約，很可以展現「國際寫作計畫」中，政治與文學如何交纏難分。那一年「國際寫作計畫」的邀請名單上，有來自台灣的陳映真與來自捷克的哈維爾，但這兩樁邀約都失敗了。不是作家拒絕愛荷華，而是政治讓他們來不了。

作為「布拉格之春」的回應，蘇聯的坦克進入布拉格鎮壓，哈維爾潛入地下躲藏，自然出不了國；而陳映真則因為牽涉「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入獄。聶華苓與安格爾獲知訊息之後，立刻計畫營救陳映真。安格爾聯絡媒體圈的朋友，在美國的主要報刊上大篇幅報導了此事，以向國民黨施壓。同時，他們也聘請在台灣開業的美國律師協助此案，雖然無法在法庭上辯護，但這位律師全程「旁聽」審判過程，多少產生了一點保護陳映真的作用。

「國際寫作計畫」當然是一個以文學為主軸的計畫，但聶華苓與安格爾這對作家伴侶並不是只會讀書搖筆、不知世事的天真文人，更不是只會放閃而已。從作家邀約名單到如何應對政治迫害，他們自有一套章法。聶華苓可是從威權體制的虎口之中逃出來的人，而安格爾——他所牽涉到的政治，可是來自另一個次元的。

在聶華苓主持「國際寫作計畫」期間，或許有幾個瞬間，她會想到殷海光對她說過的那個「夢想的莊園」吧，一個哲學的、藝術的、文學的匯聚之地。殷海光困死在台灣而不可能完成的夢想，竟然在愛荷華，以一種更盛大的規模重現了。談到那個莊園時，殷海光曾笑說：「我真想發財！」因為唯有發財了，才能建得起這樣一座莊園。

是了，在浪漫的文學夢想背後，我們可以問一個毫不浪漫的問題：那是誰出錢資助「國際寫作計畫」的？殷海光沒有發財，難道聶華苓與安格爾就有嗎？

答案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

沒錯，是情報單位。整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從一開始就是CIA贊助的一項計畫。聶華苓在小船上提議的場景可能是真的，但這種以全世界為範圍、綿延數十年的活動，絕不可能僅僅靠著突發奇想就完成。考慮到CIA所代表的「美國因素」後，我們便能看到前述故事裡，一直被隱蔽起來的另一層次。

盡季季（右）在《行走的樹》書中，記錄了牽連陳映真（左）入獄的「民主台灣聯盟」事件。圖／印刻提供

「隱蔽」的美國身影

話說從頭，我們要再回到1963年那場改變了聶華苓命運的酒會。那確實是聶華苓極為慘淡的一段日子，但她的文學事業並未完全斷絕，其中關鍵角色就是「美國新聞處」。美國新聞處並不只是一個辦酒會的地方，在1950到1960年代的台灣，它事實上是台灣許多文學青年獲取外國書籍、理解歐美思潮的唯一管道。

這是一種各取所需的結構：苦悶的文學青年渴求突破戒嚴封鎖，獲得外界資訊；而美新處則透過傳播經過篩選的書刊，強化美國文化的影響力，以此對抗蘇聯的左翼文學宣傳。美新處的文化宣傳無孔不入，但又不像國共兩黨那麼教條、粗暴，因此能夠吸引真正有品味的精英知識分子。透過贊助、委託寫作或翻譯、推薦有潛力的新秀赴美國留學等手段，他們直接影響了1960年代的整個文學世代，包括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還有我們的主角聶華苓。

我的老師陳建忠將這套制度稱之為「美援文藝體制」，學者王梅香則將美新處隱晦又細膩的手法稱為「隱蔽權力」（Unattributed Power）。如果你是熟悉台灣文學的人，應會因上述事實驚出一身冷汗：因為，這批作家就是戰後至今，影響力最為巨大的一個世代，他們基本上決定了我們的「文學感覺」，什麼是好作品、什麼是好作家，定義都是他們寫下的。而他們的文學養成，則是美新處一手布置的；也就是說，戰後台灣文壇的主流，幾乎可以說是美國文學的台灣分部。

1958年到1962年間，美新處的處長是理查．麥卡錫（Richard McCarthy）。他的閱歷十分豐富，在中國、香港、泰國、越南都任職過，稱得上是美國在東亞冷戰「前線」的一名「文化戰士」。

根據近年解密的資料，我們已知麥卡錫是帶著情報任務的文化官員。而他本人很有文學品味，修養良好，因此許多作家都樂於與他往來，這更使他的工作有卓越的效果。在香港，他甚至說動了張愛玲為美新處寫了反共宣傳小說《秧歌》，並在小說創作前期就參與了大綱的討論——當然，美新處提供了頗為豐厚的報酬。

他在台灣期間，也很自然跟作家們打成一片。數十年後，麥卡錫回憶起初識聶華苓的印象，稱讚她中英文極佳，並且「有奇妙的風采魅力」。他甚至告訴記者，他為了跟聶華苓多交流，取消了自己週六固定的高爾夫球活動，好跟聶華苓多談談。

從聶華苓的作品年表來看，我們會發現一些有趣的蛛絲馬跡，證明美新處與她的長久合作。1959年，她在「明華書局」出版了小說集《翡翠貓》，又在「文學雜誌」出版社翻譯了亨利．詹姆斯的《德莫福夫人》；1960年，還是明華書局，她翻譯了《美國小說選》。不管是「明華書局」還是「文學雜誌」，這兩個單位其實是同一組人，「文學雜誌」其實是「明華書局」創辦人劉守宜，偕同夏濟安、吳魯芹創辦的雜誌。而《文學雜誌》，根據王梅香的檔案考證，是完全由美新處提議、出資創辦的，吳魯芹更是美新處的顧問。¹如此回頭去看，聶華苓翻譯的兩部作品都跟美國文學有關，那就毫無意外之處了。

而在1960年的《自由中國》案爆發之後，麥卡錫對聶華苓的資助更清晰可見。麥卡錫創辦了「傳統出版社」（Heritage Press），將台灣的藝文作品翻譯成英文。之所以要中翻英，是為了與共產中國競爭，想要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理解一個「更進步、更現代的中國」，而不被左翼文學作品佔據了話語權，這正是美新處文化宣傳戰的一環。

在文學部分，「傳統出版社」翻譯了八本作品，其中，聶華苓翻譯了一本《中國女性作家小說選》，另外也把自己的作品《李環的皮包及三篇中國生活小說選》翻譯成英文，除此之外還入選了《中國新小說選》、《中國新作品選》，八本裡面有四本出現聶華苓的名字，份量十分吃重。

從這些痕跡，我們或許可以說：聶華苓雖然在政治風暴之後嚐盡了人情冷暖，但美新處與她深厚的連結、強烈的支持從來沒有斷過。這些連結與支持，都發生在麥卡錫任內。

而麥卡錫，正是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教過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