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是他方！談在地認同與路名改正

邱秉瑜 10 May, 2016

「台北市街圖」製於1914年，從中可見艋舺、大稻埕與城內帶有豐富文化的路名。圖擷自臺北市歷史百年地圖

地名是文化的產物，台灣的傳統路名皆為有機形成，卻在近代國家政權介入下逐漸被消滅，路名與地域抽離，造成了在地認同的弱化。應以政府之力由上而下、系統性地進行道路再更名，以達成文化重建。

地名是文化的產物，它起自人類對某特定空間的認知與指稱，可反映人類的價值觀與社會脈絡。路名也如同地名般，是文化的產物，當一條道路在市鎮中形成，人類便以附近明顯可見的地景特徵或所經重要的公眾生活場所來指稱它。

然而，儘管地名與路名是文化的產物，國家亦可能以權力介入，將地名與路名「改正」，以求達成政治目的。地名與路名一旦遭到了政治化，其原先所帶有豐富的文化意義就會受到掩蓋。台北作為近代國家政權在台灣的統治中心，可說是路名因政治介入而喪失文化性的最佳例證。以下，對台北的城市發展及路名沿革稍作爬梳，即可看出路名政治化的趨勢。

▎傳統路名的有機形成

台北盆地於18世紀初進入農耕時代，歷經一個世紀的開墾後發展出成熟的農業社會。艋舺，因兼具北台灣內陸農產集運及對中國本土轉口貿易等兩項機能而繁榮，成為台北盆地的第一個中心市街。1856至1860年間，發生了西方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軍之役，中國因戰敗而被迫在台灣開放淡水的港口給外國人經商，而使整個台北盆地進入世界經濟體系。艋舺也因茶葉、煤炭與樟腦貿易而更加致富。

可以說艋舺的路名由來，除地景（如江瀕街、大溪口街、後菜園街）及廟宇（如龍山寺街、祖師廟前街、水仙宮口街）外，便以產業活動所在地、即市集（如歡慈市街、剝皮寮街、帆寮口街）為大宗。

英法聯軍之役於中國本土爆發前，已然是個繁榮河港市鎮的艋舺，於1853年發生「頂下郊拚」這一場大規模的族群武力鬥爭，敗者向北逃亡，來到大稻埕，建立新的商業市街。北台灣於該戰役後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稻埕既因艋舺港口淤積，也因比艋舺採取對國際貿易及外國商人更開放的態度，而迅速取而代之，成為台北對中國本土的主要貿易港，更變成了台北盆地的第二個中心市街。西方的茶商紛紛湧入此地，建築了西式的洋樓與商行。

因此大稻埕的路名由來，除卻地景（如港邊街、坊隙街、河溝頭街）及廟宇（如法主公街、城隍廟前街、媽祖宮後街），便以商行（如建昌街、六館街、建成街）及祈求市街商業發展興隆的吉祥願景（如朝陽街、太平街、日新街）為主。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為轉移國內政治不滿而採取海外軍事行動，首次對外用兵的對象，即為殺害琉球船難漂流者的南台灣原住民，中國稱為牡丹社事件，日本則稱為台灣出兵或征台之役。事件發生後，中國官方為強化北台灣對日本之防務，於艋舺、大稻埕兩地之間營造了台北府城，民間習稱為城內，成為了台北盆地的第三個中心市街。

城內因為是政治性的市街，其路名由來與艋舺與大稻埕路名的經濟色彩大異其趣，而幾乎全為機關建物（如府前街、撫台街、西門街），呈現了鮮明的政治性格。

▎國家介入消滅傳統路名

台灣進入日治時期後，台北原本「線條思維」的中國式街路系統，被轉化為「區塊思維」的日本式街區系統，每個街區雖仍沿用清代舊名，卻已各分為若干「丁目」。及至台灣總督府結束軍人統治期，迎來首位文官出身總督田健治郎，又在「內地延長主義」風潮下，著手進行台灣各城市的街區整編及改名，以使台灣的都市空間命名系統與日本本土一致，以「町」為基本單位。

「町名改正」政策推行之初力道太強，台南、台中等城市的清代街名幾乎消滅殆盡，田健治郎反省後，要求台北的町名務必尊重歷史。結果，1922年台北的町名改正完成時，台北市區的64個町名中，尚有三分之一完全或部份源自傳統地名或路名，如西門町、太平町、建成町、龍山寺町、大龍峒町；其餘雖皆為日式町名，但也多有考量當地地景特徵後而制定者，如港町、濱町、入船町、河合町、川端町。

及至戰後，日本向聯軍投降，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隨即基於破除日本統治影響的原則而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並通令各地方政府以兩個月為期，進行街道名稱中國化、去日本化的更改。雖然，根據該辦法，「適合當地地名或習慣且具有意義」的名稱亦可作為道路名，但是事實上，在戰後初期的台北，這種路名雖大部分獲得恢復或保留，少部分卻已被行政長官公署挪為上述政治用途，如本町通即以行政長官陳儀的字改名為公洽路，而非改回傳統名稱府前街。

至於倖存的傳統路名，更在1947年初，於行政長官公署官員鄭定邦仿效其家鄉上海，以中國地名為來源，參照中國版圖相對位置命名台北全市各處街道時，悉數遭到消滅。

現在的重慶南路，日治時期名為本町通，清代街名則為府前街。圖擷自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路名與地域抽離在地認同的弱化

台北的艋舺、大稻埕、城內等三市街的路名，係有機地形成，並符合人民視角，然而這些路名卻受到日本與國民政府兩個先後由外而來的政權，以統治者視角重新命名，試圖汰換人民的集體記憶，以塑造合乎統治者所需的新認同指標，路名的「文化性」被「政治性」取代。而相對於日本的規劃者仍將台灣在地的歷史與特色納入考量，國民政府的「大中國規劃者中心主義」則將之忽視，於台北市留下了一個如中國版圖縮影般的道路命名系統，並導致道路名稱與所在地域之間長期的抽離與斷裂，使台灣在地認同弱化。

台北與其他台灣城市，若要發展出強固的在地認同，則路名就應該排除政治性、恢復文化性，且需以政府之力有系統性地來做。由於路名的變更對於社會來說必然要有一段適應期，因而容易造成民眾短期內的生活不便，往昔，日本與國民政府即以公權力為後盾，強制性地推動路名更正。

現在的迪化街，日治時期名為永樂町通，係以永和街及長樂街這兩條清代街名組成。圖擷自莊永明書坊

▎改路名法源到位規劃三步驟建議

其實，各地道路改名所需法源已陸續齊備。以台北市為例，2011年，《台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從其前身修正更名而來時，道路的命名原則，即已完全排除中國地名、三民主義與中華民族精神，而是：（1）對國家之發展有卓越貢獻或於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之人、事或地名；（2）本市舊有地名、紀念性文物或建築物名稱；（3）具有或型塑當地特色之名稱；（4）具有共同記憶價值之名稱；（5）其他具有創意之名稱。

看來，若台北要推動路名的「再改正」，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驟進行規劃：

指認所有遵守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源自中國大陸地名等命名原則的道路。

將指認之道路，以下列選項進行更名：

於1922年町名改正前就已存在的傳統路名（例如，廣州街可改為「龍山街」，南海路可改為「龍口路」）。

於1922年町名改正後出現、但不具明顯日本色彩的舊有町名，適度轉化後可作為路名（例如，從前位於幸町、現在屬幸福里的濟南路可改為「幸福路」，從前位於錦町、現在屬錦安里的潮州街可改為「錦安街」）。

符合現行《台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道路命名原則的新路名（例如，昔日為台鐵新店線的汀州路，因民間習稱為萬新鐵路，可改為「萬新路」）。

以上採納之改正路名，應再依現況進行必要之調整（如傳統路名系統與現行路名系統有接軌困難者，即屬有必要調整者，茲舉台北市「迪化街一段」為例：因其以中國地名命名，故應改正，但迪化街一段現今範圍於1922年町名改正前，係由六條街南北串連而成，即南街、中街、中北街、普願街、杜厝街及益保裕街，此與現行道路命名方式不符，故宜採1922年町名改正後出現之永樂町名稱，改名為「永樂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