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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城市就是名人紀念館:倫敦的藍色牌匾

倫敦共有超過900個紀念個人、團體或事件的牌匾。圖為作家吳爾芙故居。 圖/Eng...
倫敦共有超過900個紀念個人、團體或事件的牌匾。圖為作家吳爾芙故居。 圖/English Heritage

建立「城市名人堂」是否就足以讓市民重視歷史人物?要讓市民易於對歷史人物產生情感連結,應在城市各處建立小而簡單的紀念物,可借鏡倫敦藍色牌匾計畫,紀念曾在城市活動的傑出歷史人物。

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在2014年11月初次競選市長時,曾表示希望台北能有一座類似巴黎先賢祠(Panthéon)的「台北名人堂」,將曾在台北活動的各領域佼佼者故事彙整在一起,讓不同族群、領域、行業與階層的歷史人物能被記憶、感念與傳頌。

細讀柯文哲這項政見的遣詞用字,不難發現其弦外之音,就是在「超越藍綠」的選戰主軸底下,試圖讚揚戰後台北不同族群共存的景象,以淡化其過往的泛綠色彩,消除戰後移民族群對他的疑慮。但柯文哲就任市長一年半來,這項政見卻始終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其實,柯文哲這項政見大致做到了對本土及移民歷史人物的「等量頌揚」,有別於往昔台北市政當局指定名人史蹟的族群偏見。若柯文哲的政見能落實,除能為他本人贏來更廣大的民意支持外,更能藉機改善台北歷史人物紀念資源嚴重傾斜問題。

若分析位於台北市受到文化部認定的文化資產,以「故居」為名者有14處,其中佔人口多數的本土人士竟只得3處(雕塑家蒲添生、作詞家李臨秋、茶商陳天來),以戰後移民為紀念對象者則高達10處,剩下一處則是中國學者章太炎於台灣日治時期訪台短居半年之地,而日本治台半世紀,日本人物在台住所卻無一處列入。

話說回來,倘若未來「台北名人堂」真的得以建立,單憑這樣的一座建築物,是否就足以讓市民登門造訪,進而重視歷史人物?如果要讓市民對歷史人物產生情感連結,讓市民體會到「原來歷史人物也曾在這座城市裡,和我們現在一樣地生活,使用著同樣的日常空間」,會不會是更有效的做法?

化整為零,在城市各處建立小而簡單的紀念物,讓市民易於產生「空間的歷史感」,倫敦藍色牌匾計畫(London Blue Plaques Scheme)就是一個絕佳的典範。

倫敦藍色牌匾因提高了人們的歷史意識,而促成了建築物的成功保存。 圖/Englis...
倫敦藍色牌匾因提高了人們的歷史意識,而促成了建築物的成功保存。 圖/English Heritage

倫敦藍色牌匾計畫 紀念傑出歷史人物

「倫敦藍色牌匾計畫」是一個開放大眾提案於倫敦建築物上設置藍色圓形牌匾的計畫,以紀念曾在該地居住或工作的傑出歷史人物,並彰顯人與場所之間的關係。目前,倫敦有超過900個紀念個人、團體或事件的牌匾。

已有150年悠久歷史的倫敦藍色牌匾計畫,於1866年由藝術學會(Society of Arts,即後來的皇家藝術學會)創立,後改由倫敦郡理事會(London County Council)推動,再因地方政制調整而為大倫敦理事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接手,現在的主辦單位則是英國文化部出資成立的英格蘭遺產委員會(English Heritage)。

第一個牌匾於1867年頒給已逝的詩人拜倫(Lord Byron)故居,可惜該建物於後來拆毀。現存的最古老牌匾則為同年頒予法國末代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流亡倫敦的寓所,當時他本人仍健在。

起初,牌匾的顏色、形狀與材質均五花八門未得統一;直至二戰後,由中央藝術與工藝學院(Central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即後來的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學生於1938年設計的藍色圓形,才成為定制。

至於頒發牌匾的條件,也是在二戰後才確立的:(一)紀念對象須逝世滿20年,如此其歷史定位才有充分時間蓋棺論定;(二)掛牌之建築物需為紀念對象生前確實曾駐、且留存至今者,亦即不可以為原址重建之新建築物。

設置牌匾的原則包括:

  1. 同一紀念對象只能有一個牌匾。
  2. 同一建築物最多只能有兩個牌匾。
  3. 除了個人以外,團體或事件也能成為紀念對象。
  4. 受頒牌匾之建築物,外觀需大致符合紀念對象在世時之狀況。
  5. 受頒牌匾之建築物,需可從公共道路上看見。
  6. 公共建築物如教堂、學校或劇院等,因與太多人物皆有關連,故不列入考慮。

欲申請設置牌匾,應先查閱牌匾清單以確認同一紀念對象尚未獲頒牌匾,再以電子郵件向主辦單位概述申請大要,才獲得初步評估之機會(若同一案於過去十年間曾遭駁回則不予受理);而後利用紀念對象傳記、或免費公家資源(如選舉人名冊、郵局地址名錄或人口普查繳回表等)研究紀念對象生前活動地址、使用日期及相關細節,最後則正式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向主辦單位提交申請表。

主辦單位的「藍色牌匾審議小組」(Blue Plaques Panel)每年進行三次掛牌提案的審查,決定駁回或入圍。入圍之提案因後續研究、建築物所有人同意書取得,以及牌匾手工燒製所需時間,至少需歷時兩至三年才能掛牌。若提案所述建築物為具文化資產地位的「登錄建築」(listed buildings),則程序更為複雜。

主辦單位除在網站上以不同專題(如非異性戀者、奧運選手、女權運動家、喜劇演員、歐陸作曲家、莎士比亞戲劇劇作家及演員)引發大眾對牌匾的興趣外,也研發手機App,讓使用者循導覽路線一探蘇活區(Soho)名人史蹟,或搜尋所在位置附近牌匾及特定人物的牌匾;此外,也推出牌匾餐盤等周邊商品。主辦單位接受單筆或定期捐款,而大筆捐款者甚至可望獲頒自己的牌匾。

倫敦藍色牌匾計畫,因提高了人們對特定建築物歷史重要性的意識,促成了若干建築物的成功保存,甚至成為登錄建築。但也有例外:馬克思(Karl Marx)在倫敦的故居,於1937年獲頒牌匾後,便屢遭惡意破壞,使屋主不願再保有牌匾,後來更拆毀該建築。

無論如何,倫敦藍色牌匾計畫確實引起了倫敦境內各區、英國國內其他城市,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仿效,也鼓勵了其他針對特定類別人物如演藝人員或黑人的牌匾計畫。

倫敦各處設置小而簡單的名人紀念藍色牌匾,讓市民易於對名人產生情感連結。 圖/En...
倫敦各處設置小而簡單的名人紀念藍色牌匾,讓市民易於對名人產生情感連結。 圖/English Heritage

台北應訂定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

倫敦的藍色牌匾計畫,為彰顯歷史人物與城市場所之間的關係,規定掛牌之建築物需為紀念對象曾使用的原建物;而為有效喚起市民紀念意識,亦強調掛牌建築物需能輕易從道路上看見。該計畫的主辦單位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從提案審查到牌匾製作的縝密過程,以及包括接受提案、網站、App、捐款及周邊商品等,促進公眾參與的多樣手段,亦值得我們留意。

台南市政府於2013年10月頒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自2015年起開始為名人故居掛牌紀念,截至2016年3月共有超過150位分為藝文、學術教育、政治、醫療、經濟、宗教、技術等7大類的已故名人通過審議,其中有10座名人故居已完成掛牌。

古都台南有成為「文化首都」的雄心,而台北市為全台政治經濟中心已逾百年,光以大稻埕一地即有傲視全台的人文底蘊,實在不該沒有屬於自己的一部《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明訂公平、公正、公開的審查原則,開放社會大眾提案申請名人故居紀念牌。

只是,倫敦規定掛牌之建築物需為紀念對象曾使用的原建物,相較之下,台北往昔文資保存意識薄弱,留下來的名人故居恐怕不多,若真打算在城市各處都讓市民產生空間的歷史感,可能需將條件放寬,允許原址重建之變了樣的故居也能掛上紀念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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