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城市就是名人紀念館：倫敦的藍色牌匾

建立「城市名人堂」是否就足以讓市民重視歷史人物？要讓市民易於對歷史人物產生情感連結，應在城市各處建立小而簡單的紀念物，可借鏡倫敦藍色牌匾計畫，紀念曾在城市活動的傑出歷史人物。

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在2014年11月初次競選市長時，曾表示希望台北能有一座類似巴黎先賢祠（Panthéon）的「台北名人堂」，將曾在台北活動的各領域佼佼者故事彙整在一起，讓不同族群、領域、行業與階層的歷史人物能被記憶、感念與傳頌。

細讀柯文哲這項政見的遣詞用字，不難發現其弦外之音，就是在「超越藍綠」的選戰主軸底下，試圖讚揚戰後台北不同族群共存的景象，以淡化其過往的泛綠色彩，消除戰後移民族群對他的疑慮。但柯文哲就任市長一年半來，這項政見卻始終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其實，柯文哲這項政見大致做到了對本土及移民歷史人物的「等量頌揚」，有別於往昔台北市政當局指定名人史蹟的族群偏見。若柯文哲的政見能落實，除能為他本人贏來更廣大的民意支持外，更能藉機改善台北歷史人物紀念資源嚴重傾斜問題。

若分析位於台北市受到文化部認定的文化資產，以「故居」為名者有14處，其中佔人口多數的本土人士竟只得3處（雕塑家蒲添生、作詞家李臨秋、茶商陳天來），以戰後移民為紀念對象者則高達10處，剩下一處則是中國學者章太炎於台灣日治時期訪台短居半年之地，而日本治台半世紀，日本人物在台住所卻無一處列入。

話說回來，倘若未來「台北名人堂」真的得以建立，單憑這樣的一座建築物，是否就足以讓市民登門造訪，進而重視歷史人物？如果要讓市民對歷史人物產生情感連結，讓市民體會到「原來歷史人物也曾在這座城市裡，和我們現在一樣地生活，使用著同樣的日常空間」，會不會是更有效的做法？

化整為零，在城市各處建立小而簡單的紀念物，讓市民易於產生「空間的歷史感」，倫敦藍色牌匾計畫（London Blue Plaques Scheme）就是一個絕佳的典範。

倫敦藍色牌匾計畫 紀念傑出歷史人物

「倫敦藍色牌匾計畫」是一個開放大眾提案於倫敦建築物上設置藍色圓形牌匾的計畫，以紀念曾在該地居住或工作的傑出歷史人物，並彰顯人與場所之間的關係。目前，倫敦有超過900個紀念個人、團體或事件的牌匾。

已有150年悠久歷史的倫敦藍色牌匾計畫，於1866年由藝術學會（Society of Arts，即後來的皇家藝術學會）創立，後改由倫敦郡理事會（London County Council）推動，再因地方政制調整而為大倫敦理事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接手，現在的主辦單位則是英國文化部出資成立的英格蘭遺產委員會（English Heritage）。

第一個牌匾於1867年頒給已逝的詩人拜倫（Lord Byron）故居，可惜該建物於後來拆毀。現存的最古老牌匾則為同年頒予法國末代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流亡倫敦的寓所，當時他本人仍健在。

起初，牌匾的顏色、形狀與材質均五花八門未得統一；直至二戰後，由中央藝術與工藝學院（Central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即後來的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學生於1938年設計的藍色圓形，才成為定制。

至於頒發牌匾的條件，也是在二戰後才確立的：（一）紀念對象須逝世滿20年，如此其歷史定位才有充分時間蓋棺論定；（二）掛牌之建築物需為紀念對象生前確實曾駐、且留存至今者，亦即不可以為原址重建之新建築物。

設置牌匾的原則包括：

1. 同一紀念對象只能有一個牌匾。
2. 同一建築物最多只能有兩個牌匾。
3. 除了個人以外，團體或事件也能成為紀念對象。
4. 受頒牌匾之建築物，外觀需大致符合紀念對象在世時之狀況。
5. 受頒牌匾之建築物，需可從公共道路上看見。
6. 公共建築物如教堂、學校或劇院等，因與太多人物皆有關連，故不列入考慮。

欲申請設置牌匾，應先查閱牌匾清單以確認同一紀念對象尚未獲頒牌匾，再以電子郵件向主辦單位概述申請大要，才獲得初步評估之機會（若同一案於過去十年間曾遭駁回則不予受理）；而後利用紀念對象傳記、或免費公家資源（如選舉人名冊、郵局地址名錄或人口普查繳回表等）研究紀念對象生前活動地址、使用日期及相關細節，最後則正式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向主辦單位提交申請表。

主辦單位的「藍色牌匾審議小組」（Blue Plaques Panel）每年進行三次掛牌提案的審查，決定駁回或入圍。入圍之提案因後續研究、建築物所有人同意書取得，以及牌匾手工燒製所需時間，至少需歷時兩至三年才能掛牌。若提案所述建築物為具文化資產地位的「登錄建築」（listed buildings），則程序更為複雜。

主辦單位除在網站上以不同專題（如非異性戀者、奧運選手、女權運動家、喜劇演員、歐陸作曲家、莎士比亞戲劇劇作家及演員）引發大眾對牌匾的興趣外，也研發手機App，讓使用者循導覽路線一探蘇活區（Soho）名人史蹟，或搜尋所在位置附近牌匾及特定人物的牌匾；此外，也推出牌匾餐盤等周邊商品。主辦單位接受單筆或定期捐款，而大筆捐款者甚至可望獲頒自己的牌匾。

倫敦藍色牌匾計畫，因提高了人們對特定建築物歷史重要性的意識，促成了若干建築物的成功保存，甚至成為登錄建築。但也有例外：馬克思（Karl Marx）在倫敦的故居，於1937年獲頒牌匾後，便屢遭惡意破壞，使屋主不願再保有牌匾，後來更拆毀該建築。

無論如何，倫敦藍色牌匾計畫確實引起了倫敦境內各區、英國國內其他城市，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仿效，也鼓勵了其他針對特定類別人物如演藝人員或黑人的牌匾計畫。

台北應訂定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

倫敦的藍色牌匾計畫，為彰顯歷史人物與城市場所之間的關係，規定掛牌之建築物需為紀念對象曾使用的原建物；而為有效喚起市民紀念意識，亦強調掛牌建築物需能輕易從道路上看見。該計畫的主辦單位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從提案審查到牌匾製作的縝密過程，以及包括接受提案、網站、App、捐款及周邊商品等，促進公眾參與的多樣手段，亦值得我們留意。

台南市政府於2013年10月頒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自2015年起開始為名人故居掛牌紀念，截至2016年3月共有超過150位分為藝文、學術教育、政治、醫療、經濟、宗教、技術等7大類的已故名人通過審議，其中有10座名人故居已完成掛牌。

古都台南有成為「文化首都」的雄心，而台北市為全台政治經濟中心已逾百年，光以大稻埕一地即有傲視全台的人文底蘊，實在不該沒有屬於自己的一部《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明訂公平、公正、公開的審查原則，開放社會大眾提案申請名人故居紀念牌。

只是，倫敦規定掛牌之建築物需為紀念對象曾使用的原建物，相較之下，台北往昔文資保存意識薄弱，留下來的名人故居恐怕不多，若真打算在城市各處都讓市民產生空間的歷史感，可能需將條件放寬，允許原址重建之變了樣的故居也能掛上紀念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