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喬愉／登山活動不該為了保護而管制，而應為了保護而教育

特約作者 04 Oct, 2016

登山社群比起全民仍是少數，因此在媒體片面報導之下，大多數不登山，不了解登山的民眾，用輿論扼殺了登山這項戶外運動。攝影／記者邱德祥

「管制入山，是戒嚴遺毒，是民主倒退」，這句話許多人不能理解，因為事不關己，因為登山社群比起全民仍是少數，因此在媒體片面報導之下，大多數不登山，不了解登山的民眾，以輿論扼殺了登山這項能專業的戶外休閒運動，並且暴露了台灣人民還不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在不久前，由時代力量所舉辦登山活動管理的公聽會中，山友一致表達不該管制入山，因為管制絕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台灣，憲法保障人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若非「危害第三人」，沒有人可以侵害這樣的自由。有人活動的地方，就可能存在意外，無論城市或山林。而政府本來就對人民有急難救助的義務。

違憲這件事，人民自由這件事，並非只是登山者的事，而管制，打壓則是全台民主發展的不堪，這樣的方式如果成功，接下來就是海洋，就是溪流，就是一件接一件的戶外活動。台灣登山的歷史不短，但是與世界各國相比，其發展卻極為落後，就連對岸戶外活動的發展，都在這短短幾年狠狠將台灣甩得看不見車尾燈，這是媒體和輿論塑造出的社會風氣發酵而成，我們無法鼓勵孩子有冒險精神，因為父母（政府）不讓你有對自己負責的權力。

用規範來管制入山的條件，名義上是「保護」，事實上就像是有掌控慾的父母在管理成年的兒女。不能獨攀，要五個人才能上山，因為萬一一個人出事，要兩個人照顧，兩個人去求救，這是什麼樣的神邏輯？意外總會發生，五個人不代表可以避免意外，而如果登山者願意承擔沒人知道甚麼時候會發生的風險，那麼他也該有獨攀的權力。（延伸：逼人民違法爬黑山的偽善法條，忘卻初衷的民意代表）

如以這樣的邏輯用在台灣十大死因上看會如何？有心臟疾病且為高風險的患者，立法禁止一個人行動，逛街需兩位沒有病史的人陪同，如果突然心肌梗塞，一個人CPR，一個人求救，兩個人還可以換手做。也禁止一個人在家裡，至少每十分鐘要有人探視，以免心臟病突發死在家裡。這種名為「管制」的「美意」，真的合理嗎？

什麼是民主倒退？這種自以為保護的管制，就是民主倒退。不能因為這活動我不從事，就可以用戒嚴的方式去管理。無論是證照、資格，還是人數，都是違反憲法對人民的保障。證照與資格可以用來規範職業，但不能擴大濫用在任何人民的活動之上。

真正的保護是教育，讓人民擁有知識，擁有技能，擁有能力去自我掌控風險。再多的管制只能讓行為者想盡辦法達到所謂「標準」，卻不能讓行為者真正對自己該有哪些知識、該有什麼準備負起責任。擁有證照不能保證擁有知識，門檻再高，也無法喚起人民對自我負責的認知心態。

登山並非高風險活動，尤其在台灣海拔不算高的山區裡，九成的風險是可以經由事前準備和經驗去避免的。奇怪的是，儘管登山人口暴增，但登山社團卻漸漸勢微，尤其一些擁有嚴謹訓練歷史的社團，已經被許多網路社團所取代。或許缺乏登山教育推廣的資訊管道是其一，但民眾不將知識學習視為自己的責任，肯定是其二。

反感的起點在於資源濫用

正義的鄉民看不慣濫用資源的民眾，於是看不慣所有登山者。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登山」等於「浪費資源」。但所謂「濫用」指的是「非真正急難」的資源使用，又或是可以「低成本」完成搜救任務，卻採用耗費人力與資源的「高成本」方式。將登山活動與濫用資源等同看待，自然是污名化特定社群，然而對於救難資源如何合理、有效的運用，卻從來進入不了公共討論中讓人民有所認識並理解。

「登山的人都很自私，自己要爬山，出事又要所有人去救你」，這句話相信許多從事登山活動的人都聽過不少次。但自私的真的是登山者嗎？我認為說出這句話的人更自私，因為他不理解人民有擁有移動遷徙的自由，而以自己對特定活動的刻板印象與偏見發表意見，而這樣因個人好惡而產生的評價是否合理？不管在山岳或是都會，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意外，然而社會面對風險的方式卻不是教育與識認，而是以一貫的奚落與嘲諷來看待。

因為台灣人的自私，救自己有理，救別人是浪費資源，尤其只要涉及到人民的「納稅錢」，輿論往往殺紅了眼，而這樣對「納稅錢」的控管遠高於對風險的控管，進而打壓了冒險運動的發展。這對納稅錢的全民監管怎麼來的？是用「新聞出現的機率和數量」來衡量。儘管實際上山難的案例比起水上活動、比起車禍、比起許多運動都仍是少數，但普遍大眾對登山活動不瞭解，嗜血的媒體就更有操弄的空間。在「浪費我的納稅錢我就跟你拚命」的風氣中，新聞上不合日常想像的直升機出勤勤務就是罪。而這些因不瞭解而產生的無知，以及因個人好惡所造就的正義鄉民，是對特定社群的霸凌。

最好的例子就是「颱風天到底該不該撤退下山？」這個問題對有經驗的登山者來說，第一個反應都是「幹嘛下山？你傻了嗎？」因為那才是真正危險的做法。颱風天趕緊找地方搭好避難所躲颱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跟颱風賽跑看誰先到，就算安全撤退到登山口，還得賭命閃落石下山，要不就困在坍塌的公路上。前陣子的公聽會，登山老前輩梁明本先生說：「以前的颱風從來沒死過人，自從颱風天得下山的規範一出，意外傷亡卻一大堆。」而第一個意外就是東海大學登山社的學生，因為颱風天撤退下到思源啞口溪邊，而被暴漲的溪水捲入涵洞¹。

自詡正義的民眾呢？他們不這麼想。政治人物義正嚴詞的叫所有登山者颱風天通通下山！大家鼓掌叫好說他好有威嚴。因為他要討好的不是區區登山客這幾條小命，而是廣大、不理解登山的民眾。似乎颱風天不下山就是要搜救人員冒風險上山救援，是藐視他人子女性命，是浪費國家資源。錯！大家不知道的是，大多數準備在山上度過颱風的隊伍，根本就沒有發出求救訊息，根本就不需要救援，需要救援的是山下想表現的長官，讓搜救人員冒著風雨上山才能表示他們有所作為，縱使所有登山客都知道，那些搜救人員上來也沒有任何「救援」行為可為，就是淋著雨、頂著風走一遭，硬要山上待得好好的人像他們一樣冒著風險下山罷了。而基層搜救人員與相關單位只能聽令行事，只能把所有怨言怒氣發在登山客身上，指責他們的「自私」，因此積極的想要管制入山的人。

登山並非危害第三人的行為，管制登山並不能與酒駕，與駕駛汽機車的風險相提並論。有人說危害「搜救人員」，我只能笑笑，工作是自己選的，搜救人員不應躲避搜救任務，因會危害搜救人員的並非事故，而是不當派遣、不合理的派遣、為了作秀而派遣的派遣。救援人員有權利選擇在真正適合的天候，能掌控風險的範圍內去幫助別人，而非英雄式的救援行為。在不適當時機，登山者出了意外，就該有「沒有人能夠救自己」的心理準備，政府要讓人民自我負責，就該讓他們承擔後果，而不是滿足上級虛榮，派遣搜救人員作出危及自身安全的救援。

要人民「負責」就得放手，讓他知道如果因不當的選擇將自己陷於險地，不會有人冒著風雨去救他，真正面對死亡的威脅，才能使他擔起對自己的責任。當然這並非見死不救，大家在意的是救援資源不應該無限上綱，救難人員都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救援，我們必須排除不合理的救援要求，必須要讓被救者自行負擔風險成本。

救援是有價的，以完善的保險條例搭配使用者付費，可以防止真正發生意外的民眾，不會因為無法負擔而不敢請求救援造成遺憾，並且可以運用保險條例「除外條款」作為審視救援理由的把關。基於保障人民安全，國家很難條列並規範出所有的出勤理由，也避免在考量是否出勤時而延宕搜救的時機。但假設我們將搜救價格予以量化，並透過商業保險的審核與把關，以這些駁准的流程設計，民眾就必須思考自己所申請的救援是否合理？是否足以說服保險公司支付該筆搜救費用？這才是透過機制設計進一步做到管理的職責，同時也達到風險分擔的教育目標。

登山教育包含對自我負責的意義，但是登山者仍缺乏自我負責的「權力」。攝影／記者邱德祥

是登山者不願「自我負責」？還是不讓山友自我負責？

然而，救援有沒有標準？當人民沒有發出求救訊號，必然不需要出動援救，但詭異的是，登山者總是以「被強迫救援」的方式下山。另一方面，當人民真正發出求救訊息，總是有想便宜行事的老鼠屎，一當濫用搜救資源的行為被媒體報導後，所有山友同罪，上山即是罪。

登山教育包含對自我負責的意義，但是我們仍缺乏自我負責的「權力」。為什麼會這樣說？由於現行制度上的規範，使得想要自我負責的行為者沒有「自我負責」的選擇。

舉例來說，萬一不幸你在山中出了意外，若是讓熟悉山林的朋友們來救援（以前古老的登山社團有山難組機制），很抱歉，前來搜救的山友是違法入山，救人不成還犯法。其次，若你或你的隊友沒有第一時間報案，是你們的疏失，也等著挨告吧。很荒謬嗎？不只如此，如果你的隊員在沒有收訊的地方受傷動彈不得，你和隊友出去求救，結果他死了，很抱歉，漫長無期的官司在前方等著你。又當為了保險起見報案，而現場危機又在稍後得以解除後，此時你卻無法取消報案，為了你的安全搜救隊員必須到場，如果看到你剛好在玩樂，那你就等著被「山友通報緊急事故搜救員摸黑上山一群人竟玩得開心！」的新聞痛批吧，以上都是真實案例。

以濫用的問題來說，濫用普遍存在台灣社會，包括「月經來肚子痛叫救護車」，「我媽媽要看病，所以打119叫救護車」，「車禍擦傷聽說保險要叫救護車才能申請？」等奇異現象。以筆者跟著救護車出勤的經驗來說，幾乎百分之九十遭遇的狀況都並非緊急事件，其中喝酒路倒大概就超過半數。明知道喝酒路倒，還是得去；明知道被當計程車了，還是得送，除了通報者本身的心態錯誤以外，但我們也得追問，甚麼樣的救援制度塑造出這樣的媽寶人民呢？

再者，許多民眾對「危急」的認知有極大的落差，對於什麼情況能自己處理也所知有限，登山亦然。山難增加，有許多明明可以自救，能夠避免的事故案例暴增，或許善意來看，不全是民眾故意濫用資源，而是缺乏知識去救援自己。若想不濫派搜救資源，卻盡可能讓民眾安全，是否我們能有個讓民眾詢問的機制？如同德國山區，能夠諮詢並且知道自己的情況該如何解套，或是必要求助外援。

山難最常發生的問題是，搜救任務該設有停損點，停損點不停，這個帳就不斷算到山難者身上，也算在所有登山者身上。這一點都不合理，搜救該花多少人力、運用多少時間、用什麼方式救援，都該由搜救單位以專業知識來決定，而非家屬或立委，也不該由沒有肩膀拒絕無理要求的長官來決定。台灣山域搜救的種種不合理問題，都顯示出我們沒有專責單位、沒有完整架構和制度，我們要需要的不是禁止登山活動，更不是譴責登山愛好者，而是建構一個完善的山域救援體制，加強教育、減低濫用，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透過有計畫性的制度改革管理登山活動，這才是正道。

專責主管機關和完善的山域救援體制

山域有其專業，而消防有其本來所屬的的責任範圍，將這種需要專業、又需要人力的勤務加諸於消防，只不過是隨意個找單位塞業務罷了。台灣山區之廣泛，占土地面積大於百分之七十，所謂的山難，其實並非侷限於「登山活動」才會發生。郊區步道散步，陽明山走走（陽明山山難可不少），靠山居民上山採藥、採竹筍、合歡山度假、阿里山賞神木觀日出……這全都是山區活動，全都會有山難發生，山域搜救因而重要，台灣人民也值得擁有獨立而專業的全職單位，因為山與台灣密不可分。

目前屈於消防體制內的「專責山域搜救」，是一個欺騙人民、好傻好天真的假象。消防人力本不足，現在抓出一群人，再賦予他們「專責山搜」之責任，但是火一樣要打，救護一樣要跑，業務一樣要做，訓練得增加，一年上山最多三次，就要變成山域救援專家？這不是專責山搜，這是超人訓練班。

搜救體系（消防），積極地想要管制，初衷是希望減少山難，但實際上是因為他們被賦予了超出他們所能負荷的責任。而他們能做到的當然不是教育推廣，不是整體的登山政策，僅能提出他們希望管制的意願。畢竟整體性的政策需要更高的機關，需要跨部會的單位才能有效整合。既然不可能將台灣百分之七十的國土與人民分割，就請正視這片土地，我們需要有一個真正專責，層級夠高的單位來統合戶外政策。（延伸：發生山難就封山，發生溺水就關閉海灘，這樣的邏輯通嗎？）

一旦提到「專責單位」，就會有經費、人力等一連串相關問題。如果受限於資源有限，政府無法同時供給全部費用及人力，則可以妥善運用與組織民間資源。參考各國（日本，美國，瑞士，紐西蘭等……）民間搜救人員，都是非常優秀的人力資源。政府專職單位僅僅負責「統籌」，執行則可以外包民間單位。但如果擔心因此無法回應組織化、系統化、效率化之需求，以及明確責任劃分，透過設立專門機構（例如專責法人）來管理不失為一種中間的思考方式。因為組織明確，可以指揮調度，而政府可以負責其中一部分資金的提供，其他則由民間籌募，人力可以招募，這些人也會因有效匯集與傳承經驗而成為有搜救能量的搜救者，地方警察消防則可退居為第二線支援者。舉例，捐血的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但那些遍布全台的捐血機構，皆是民間的組織「公益財團法人」所負責。

如果輿論就是風向，那身為小人民的我們，也可以為輿論盡一份力量。該批判的不是登山活動本身，而是我們缺乏一個權責主管機關，無法提供完善的登山制度並做好管理，面對以限制自由的手段達到安全管理的目的，並將登山社群污名化的社會氣氛，這些才是我們批判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