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馭博／《1947之後》：備忘二二八，人該如何描繪裂縫中的黑暗？

特約作者 25 Feb, 2020

陳永興、鄭南榕在1987年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呼籲政府正視歷史真相。圖／取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粉絲專頁

美國作家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曾在《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Practicing History:Sefected Essays）提到，「有意識地運用藝術手法」是歷史學家或從事人文工作者的工具之一。這也代表，作者群與讀者群都將面臨，以何種方式面對歷史材料與書寫素材，甚至是喚醒大眾的道德良知判斷。

對抗現實暴力的書寫

例如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曾在與《海盜報》（Corsaren）的言論攻防之下，開始意識到人們在忙於世俗之物時，在某種意義上會選擇忘記自己，不敢信賴自己，最後以最保險、最容易的方式，像是數字一般混進人群（crowd）之中。久而久之，他們便會被一種象徵所迷惑：現實暴力是世界的主宰，人類內心的愛是無法戰勝它的。

齊克果後來的抉擇是護衛個人意志，不與群眾的譏諷起舞，但一顆碎裂的心在他的體內爆裂，讓他在日記寫下：「這個時代需要悲愴，就像敗血症需要蔬菜」。但倘若我們將齊克果的悲劇重新檢視，便能發現某些具有影響力的言論並不是為了傳達意義，而是用噪音與情緒掩蓋虛空中的孤獨。

此時，書寫的意義便顯得重要，在一切都越來越快速的時代，人們開始忘卻真相——起因為何？過程為何？若我們將這些細節擱置不理，便會讓曾經的暴力得逞。

我們寫過去的事，但我們不是過去的人。我們永遠也不能保證，我們重寫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證用證據說話。

塔奇曼曾舉例，當她在書寫一段關於英軍在法國登陸的下午，一聲夏日驚雷在半空炸響，到處都是血色殘陽的景象時，讀者以為那是她藝術加工出了一種末世景象——但事實上那是真的。這是他在一部英國軍官的回憶文章中找到的細節，只是用對了地方，好好地將這份真實描繪呈現出來。

高雄市二二八罹難者家屬在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對面的紀念碑前獻花。攝於2019年。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備忘細節、描繪真相

《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便是一部關於細節與真實的歷史備忘錄，如同英軍登陸景象震撼的，第一章節第一篇〈牆裡的青年：新竹二二八與施儒珍〉，開頭便以小孩誤認「床母」，透漏了自己被通緝的父親（施儒珍）其實還躲藏在家裡的磚牆夾層內，一躲就是數十年。

多年之後，老家的舊磚牆蹦落，顯露出父親當年自囚的狹室，就連躺臥的木板床都腐爛了，自由的風才遲遲到來，使空氣攤在陽光之下——但在這幾十年間，家屬們到底經歷了多少恐懼？

又或著是末章末篇〈再婚的生存牌坊〉的張七郎事件，寫遺族陳惠操與母親張玉蟬（張七郎的媳婦）出席二二八受難家屬聚會為開端，書寫她們幾十年來內心的恐懼、委屈與不安。其中有一段特別感人，以勞動（農務）呈現內心欲想振作，但又疼痛不已的狀態：

有時會夢見那個晚上被抓走的三個人，腳步蹣跚地被持槍的士兵趕往鳳林公墓深處。玉蟬在夢中能聽見他們內心絕望低語，此行必死無疑，聽見他們憂慮孤兒寡母如何承受，又怎麼在世間生活下去？玉蟬想放聲大叫阻止一切，但在夢中卻怎樣都發不出聲，只能眼睜睜看他們一一倒下，痛徹心扉的驚醒。
有時在她眼前的是蔓延天邊除不盡的野草，夢中的她全身無比疼痛，很想放下刀具休息，但有一個聲音告訴她：不能停下來！為了救父親、母親，為了惠操、至滿，她要繼續除草！不能停下來！在夢中如此疲累的她，醒來時身體仍痠痛不已，彷彿不曾真的好好休息。但她仍然會掙扎著起身，辛勤努力打理農園裡的一切，持續勞動一如往日。

——《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林雅婕、劉承欣〈再婚的生存牌坊〉P.180

英國歷史學家特裡維廉（George Macaulay）曾說道，最好的歷史作家是能夠把事實證據與「最大規模的智力活動」、「最溫暖的人類同理心」以及「最高級的想像力」相結合的人。而我們在這種具有創造性的真實故事中，所面對的就是那些曾經發生過的黑暗——我們不能讓它隨意消逝。書寫便是讓黑暗發出回聲，真相是什麼，我們便描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