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萍／沒有未來的主人翁：兒少安置減少，漂亮數字背後的問題

特約作者 04 Sep, 2020

台中三歲童受虐案引起社會關注，但至今仍有不少讓人擔心的真實故事，在兒少安置機構上演。示意圖，非文中所指當事人。圖／路透社

據報載，去（108）年11月結束安置返家才兩個月的台中三歲王姓兒童，慘遭父親暴力虐打致死案，檢方事後將邱姓父親、王姓母親依家暴凌虐致死罪起訴，歷經數月審理，台中地院審結，分別判邱父15年、王母八年四個月徒刑。這樣的案子對第一線服務的安置機構而言並非特例，事實上有不少讓人擔心的真實故事，在兒少安置機構上演。

政府評估結案返家的兒少，會面臨什麼問題？

國小剛畢業的小傑（化名），原本安置在新北市某育幼院，雖原生家庭狀況尚未恢復，政府卻命其結案返家。小傑返家後與阿嬤同住，未改善的家庭環境讓小傑再次逃家，經警察尋獲後又被緊急安置，之後輾轉送到外縣市的少年安置機構。

如此被政府結束安置後再開案安置的個案不是少數。經歷兩到三次的輾轉安置，不禁讓人質疑，當初結案返家的評估根據是什麼？結束安置前，政府真的有協助並確認原生家庭已做好準備了嗎？

一般司法少年以安置兩年為期，得延長兩年為限。許多國中時被安置的少年，高中才讀到一半，就必須離開安置機構，無法在安置期間完成學業，他們必須面臨轉學、休學，或自行謀生就學的困境，離院後真正能夠完成高中學歷的人屈指可數。

過去，經政府評估決定結案的個案，若個案表示期待留院到畢業，而不願意返家或中止學業時，安置機構經常會與政府溝通，以自收的方式照顧孩子到成年，但如今這個選項已不存在了。

此外，由於每一個縣市政府兒少安置預算經費有上限，所以並非所有需要法定安置服務的個案都可以及時獲得照顧，他們甚至需要排隊等待政府的安排。過去有些家庭遇到政府不開案時，還可以自力救濟，請民間兒少安置機構幫忙，也就是所謂的「自收」，自收個案無法獲得政府任何補助，全部安置經費需由民間組織自籌。

但如今政府為了回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書，明定全國所有安置機構禁止自收兒童少年，從此，向政府求助無門的家庭，也無法從民間的救濟之門得到幫助。

《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強調，需為離開替代性照顧系統的兒童少年制定有效且適當的政策和方案，為其個人及家庭做好準備，並在兒少返家後，提供一定期間內必要的支持性服務。然而，我們所謂的「返家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準備」確實做好了嗎？這些方案是足夠的嗎？

8月21日，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與吳玉琴國會辦公室合辦「兒少安置機構委託安置性質疑議及執行業務困境」公聽會，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淑華於會中指出，地方政府委託單位的主責社工，應參與跨網絡合作的團隊處遇（輔導計畫）決策，並且讓孩子在安置結束後，能順利銜接自立生活或家庭功能支持網絡。

彭淑華強調，孩子結束安置後返家，其實是家庭維繫工作的開始，所以不應是「追蹤輔導」的概念，而是開始啟動「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才能真正有效幫助孩子。

學者期待兒少安置個案結案須召開結案評估會議，參與者應包括個案、個案親屬、政府主責社工及安置機構代表，但實務上卻多半是政府主責社工單方自行評估決定結案的，民間安置機構往往收到通知才知道孩子要返家，甚至有些縣市未召開結案評估會議，就直接決定了孩子的未來。這些社工當中，有不少是中途才接手個案的政府社工，他們甚至還沒來得及認識這些孩子，就握有決定孩子未來的權力。

孩子結束安置後返家，其實是家庭維繫工作的開始，政府應啟動「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才能真正幫助孩子。示意圖，非文中所指當事人。圖／法新社

公部門應扮演最後一道防線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為了達到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書所訂定的工作成果目標「每年機構安置占整體安置比率下降至少3%」，除了具體減少兒少安置數量，也要縮短每一位兒少的安置時間。

依據衛福部保護司兒童少年保護統計資料，105年家暴通報數40,660人、開案數10,341人、保護安置5,425人，安置比例為52%；108年通報數73,973人、開案數11,113、保護安置977人，安置比例為8%。安置比例從52%降至8%，政府的確有達到目標，但仔細對比通報數與開案數的變化，這究竟是成全了高舉的兒童人權，還是罔顧了兒少基本生命維護與被照顧的需求？我們的社會安全網都接住這些需要幫助的孩子了嗎？

長期以來，兒少安置機構均面臨政府委託服務性質疑義、服務不敷成本及國家安置策略不明確等困境，因此於8月21日的公聽會中，與政府展開對話。但衛福部社家署主任秘書田基武，卻將兒少安置責任推為感念早期民間團體宗教的大愛精神，並以民間機構可以募款為由，認為政府以補助非委託方式是合理合法的說法，企圖卸責。

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陳毓文於公聽會中指出，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也是將來最重要的人力資本，因此國家照顧這些孩子，僅僅只是盡到維護基本道義的責任而已。公部門不能用「民間可募款照顧這些兒童」為由，將低價委託合理化，這是一種對兒少的歧視，她呼籲每個孩子都應該被平等對待。

此外，陳毓文認為安置費用應分級分層處理，特殊需求的孩子在照顧人力與安置費用上，不應與一般的孩子相同。期待透過修法，以及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合作，回歸到最基本的兒少權利與需求。

立委吳玉琴在公聽會做了八點結論，包括兒童安置既屬法定服務，地方政府與民間安置機構所簽訂的應明確定位為行政委託契約，並要求衛福部以中央指導的角色，於今年12月31日前邀集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和機構代表，共同研擬行政委託契約的範本，未來供各縣市參查。

而在代行監護權的爭議上，也要求衛福部在六個月內參考成人監護實務的實施現況，將代行監護權的授權範圍、同意事項、記錄事項和通報流程等，編製成操作手冊。

有鑑於當前安置費用無法反映機構整體服務成本，要求衛福部與司法院於民國111年制定全國基本的服務費用標準，並增列其他安置兒少生活就學所需的各項支出。針對安置兒少屢遭校方拒絕入學的問題，為維護兒少受教權，兒少應於學區內就學，且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兒少安置前，確認有就學可順利轉銜的機制；教育部則需在一個月內成立單一窗口，接受安置機構的陳情與諮詢；同時，也需檢視學校專業輔導人力是否足夠。

此外，衛福部所成立的「兒少替代照顧工作小組」，應邀集安置機構實務界代表參與，定期參與檢討機構營運的問題；衛福部也應協調身障機構提供18歲以下身心障礙及特殊兒童的安置；安置兒少於18歲離院後的銜接應更細緻化，包括加強自立宿舍相關補助及特殊兒少相關的轉銜服務，若是回到家庭，則應啟動家庭支持系統，協助少年自立。

關於公聽會中一再被提及的「衛福部兒童之家」，吳玉琴也要求重新檢視其角色定位，並重申政府設立的公部門，應該是扮演安置機構的最後一道防線，而不只是收容易照顧的孩子。最後，吳玉琴也呼籲，現今社會少子化現象愈來愈嚴重，社會更不該漏接這些需要幫助的孩子，因此，國家應提出因應少子化的整體對策，更全面性、周延性地建構兒少政策，這需要的是跨部會合作，而不是全由安置機構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