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一位香港人離鄉抵台的人生自白——嚴防分化台港,警惕認知作戰 | 特約作者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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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普/一位香港人離鄉抵台的人生自白——嚴防分化台港,警惕認知作戰

1997年香港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1997年香港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 文:桑普,政治評論人、律師、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去(2021)年秋天,我與幾位香港年輕人到外島遊玩,一個禮拜去澎湖、一個禮拜去綠島。他們不情願下離開香港,受生計、簽證、心理各種因素所累,生活過得並不容易。我能力有限,幫不了什麼,只能暫時陪伴。某天黃昏,我們來到綠島南邊的沙灘。我在較高處的涼亭望向遠方。夕陽無限好,浪過水無痕,歡笑聲從遠方傳來。不知怎地,我喜極而泣,只不過,他們都不知道。

我在香港出生,自小受洗,接受天主教會創辦的小學和中學教育,經歷過香港的黃金歲月。我從小愛讀歷史,尤其討厭中國共產黨,知道它殺人如麻、鼓勵鬥爭、毫無人性。我的祖輩被它害死,尤其憤恨。

中學時期,六四事件後,我更與同班同學創辦校內刊物,第一篇文章就痛罵鄧小平,之後寫了一篇民國歷史連載短篇小說。回憶總是美好的,那個年代真的很自由。當時,我的身分認同是:「香港人+中國人」。

求學階段:台灣知識的滋養,身分認同的轉變

已經入籍台灣的父親將屆退休年齡,希望未來能夠舉家來台生活。當初,他鼓勵我在香港完成中六學業後到台灣讀書,之後才可以適應。回顧90年代初,到台灣讀書的香港人不算多。我就讀國立台灣大學,雙主修法律和哲學,之後也順利考取台大法律研究所及台灣律師資格。

在台灣念大學學費遠比香港來得實惠,每位學生所繳交的學費,只能算是高教成本的九牛一毛。因此,我很感謝台灣,重點不只是替我父母親省錢,而是在最求知若渴的年紀滋養我,更重要的是,給予我思想上的啟蒙,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台大的日子,與老師、同學無憂地討論,天南地北,博通中西。這種思想激盪,在當時的東亞華人文化圈裡,難能可貴。

也是在大學期間,我開始如飢似渴地閱讀台灣近代歷史:二二八、自由中國、白色恐怖、康寧祥、美麗島、陳文成、江南、鄭南榕等,是台灣完全打開了我的歷史眼界。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大的椰林大道兩旁掛滿了聲援大陸學運的白布條與海報,各社團不分黨派一致表達了他們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的不滿。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大的椰林大道兩旁掛滿了聲援大陸學運的白布條與海報,各社團不分黨派一致表達了他們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的不滿。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還記得謝長廷先生曾到台大法學院演講。他說:「如果我說天上的月亮是我的,月亮就是我的嗎?如果中國指著台灣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就是中國的嗎?」他的說法博得當場如雷掌聲。我與老師、同學在課後反覆討論,也重新反思一系列「中國、中共、中國人、台灣人、台灣、中華民國」的概念,最後逐漸得出一個結論:「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

一旦陷入悖離現實、想入非非的國界觀念,那麼人與人之間根本無法就國家定義開展有效溝通。坦誠面對現實,拋棄想入非非的民族主義,才能真正體會1996年台灣首屆民選總統的劃時代歷史貢獻。

我開始破除對大一統的迷思,也對自己曾誤信威權的國民黨感到扼腕。完成大學學業後,我上成功嶺接受軍事訓練,入籍台灣,之後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完成法學碩士學位,考獲紐約州的律師資格,在美國求職成功,返回香港擔任國際商務律師工作。

當時,我的身分認同是:「香港人+新台灣人」。

1996年李登輝當選台灣首屆民選總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1996年李登輝當選台灣首屆民選總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回港任職:在成為一名公共知識人之前的自我裝備

在碩士畢業後,我選擇回到香港擔任商務律師。為何?坦白說是為了賺錢。記得我和幾個大學同學曾立誓:未來要做一個公共知識人,但在這之前必須要先有自己的根基,顧好自己本分,吸收社會經驗,才有信心踏足這個領域。

當年在香港任商務律師,其中一個好處,就是能夠接觸東方和西方各行各業的人,處理不同範疇的公司、投資、併購、勞動、融資業務,盡職調查,審閱合約。無可諱言,香港當時真的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我代表的都是外國客戶,而對家很多都是中國國有或民營企業,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近距離深入接觸中國。

以前在台港讀書生活,除了去過幾次中國旅遊之外,基本上不太了解這個國家的人在想什麼,如何辦理公務,如何待人接物。從小到大,常常聽到有種聲音說:「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善良的,中國共產黨才是始終都是邪惡的,所以中國人都很反共」。

直到千禧年代,我進入中國,跟各類中國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接觸,才知道上述觀點,也不全然。如果中國人都很反共,中共早就倒了。事實上,正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的虛偽懦弱與短視近利,滋養著中共的執政基礎。這是一種深層的悲哀。

香港維多利亞港。 圖/美聯社
香港維多利亞港。 圖/美聯社

台灣人常講「產、官、學」三字,在我過去從事對中法律業務時,常只見「產、官」,而獨缺「學」。我曾遇過法官親口向我索賄被我拒絕、有土地官員虛報土地價格、有企業出示虛假帳冊、有企業偽造法律文件想蒙騙我、有流氓故意破壞我使用的出差車輛企圖恐嚇我,有「碰瓷黨」故意刁難索取金錢......種種惡行惡相,於是我心生一念,想知道這樣中國所引以為傲、萬人趨之若鶩的高等教育究竟是如何的樣貌?

當年在北京大學讀博士班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住在當地(所以我根本沒有在北京大學住七年),也不用簽署任何保證自己必須效忠共產黨的文件(當年是比習近平寬鬆的江澤民時期,但我絕對無意為江澤民塗脂抹粉)。基本上,在第一年每個週末上課,兩至三小時就夠了,甚至通過選題口試後,也幾乎不需要出現在校園,可在香港找資料、寫論文,這對於半工半學的我來說,完全能夠應付。

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報考北京大學法律系博士班獲錄取。

北京大學。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北京大學。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身為博士生:中國昔日的批判氛圍已不在

第一年,博士班有堂必修課,由賀衛方教授主講。賀教授問:「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法律上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組織?公司?企業?合夥?大家說說看。」政黨?「中國沒有政黨法!」公司?「難道中共是盈利為目的嗎?」同學們大惑不解。最後教授說:「結論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法律上是一個無照經營團體!」全場學生包括本人,起立報以熱烈掌聲。

後方有個理平頭的疑似特務警察,坐著、呆著、不笑,一副不忿、嚴肅的樣子,讓我當時笑了出來,同時在想:或者這些學生是這個國家未來的希望,畢竟如果中國一直腐敗卑劣下去,香港和台灣,處身暴秦之側,焉得安寢?但時至今日,這個「希望」未見實現可能,而且似乎越來越渺茫。

我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公用事業的管制與競爭》。借撰寫論文的機會,我訪問一些主要的中國國有電廠,也發現了些荒謬現象。我深知這類競爭法的題目是需要有政治敏感性的,因為我的立論重點在於:破除經濟壟斷,必定涉及破除政治壟斷,兩者不能分離。「黨、政、企」分開,是我論文的第一項建議,因為經濟改革,必須伴隨政治改革,也是我在論文裡「蜻蜓點水,點到即止」的結論。

最終,論文獲得所有口試委員高度讚賞。事實上,很多教授們關起門來,也是不停在痛罵一直憤恨和討厭的政權,粗言穢語橫飛。這種景象,我相信很多台灣人如今難以理解,但的確是當時的情況。

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重回職場:失根的香港人與台灣認同

畢業後,我在跨國公司擔任法務長,任職超過十年,除了因工作需要短暫出差中國之外,基本上都不在中國。從2007年開始,我在蘋果日報,以「桑普」的筆名撰寫評論文章;從2016年開始在電台固定評論香港、中國、台灣、國際時事。

一路隨著局勢的變化,我越來越認同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也開始深刻反省司徒華等泛民主派前輩的功過。我衷心認為當年的梁天琦是最出色政治領袖,至今不變。萬山不許一溪奔,堂堂溪水出前川。

12年前,我曾在「香港」華人民主書院錄製一集講解歷史和民主的講座,未收取任何報酬,也沒有繼續合作。直到2021年,我則應「台灣」華人民主書院之邀,參加當年度在台舉辦六四周年晚會的籌備討論,我在會上強調,「傳承香港維園的燈火前提在於對中國民運的聲援,而台灣和中國始終不是同個國家,我們只適宜用普世價值的態度看待鄰國的事,要爭取所謂民主,終究還是得靠中國人自己奮鬥,而中國的問題,遠不是民主化就可以解決的。」然而這番言論卻被某位思維卡在舊世代的港人指責辱罵,諷刺地,事至今日,同一人卻藉機針對我的背景大做文章,倍感唏噓。

所謂中國人、華人,都是大約一百年之前建構出來的名詞,這些名詞離我越來越遠。這不代表我要把台灣的中華文化面向連根拔起,我想要推動的是觀念秩序的重新思考,讓台灣變成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如今,我的身分認同是「台灣人+離散香港人」。

香港維多利亞港。 圖/路透社
香港維多利亞港。 圖/路透社

台港須避免被分化,齊心對抗來自中共的惡意

香港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都是我曾經在香港積極參與並一起與港人走上街頭的運動。我自認是「和理非」,不是「勇武」,但我深信勇武,比和理非更愛香港。2020年港版《國安法》訂立後,我隨即離開香港,因為我有一種直覺:2020年的香港如同1949年的中國。一個人要做梁漱溟、冰心,抑或要做傅斯年、胡適,這就是生死抉擇。

有些台灣人未必真正體會到這種悲涼,但我願意把我真實的心情和大家分享。我的論伴傑斯已經在監獄中,我卻僥倖在自由的台灣。可幸的是,我現在可以堂堂正正說我是一個台灣人,勇敢自信,過好每一天。我從來對台灣忠誠,問心無愧。只慨嘆自己對志業、事業、台灣的貢獻不夠多,未來必須加倍努力。

綜觀近日網路言論,我很擔心這是中共認知作戰的一部分:先將我在燦爛時光會客室的發言內容,斷章取義,捕風捉影,借題發揮,侮辱誹謗,一則希望破壞我的名譽,二來是想分化台灣人與香港人(包括新住民)的關係,再來則是企圖在華人民主書院推動重建恥辱柱籌款活動的同時,把我捲入,一起「攬炒」。

儘管我跟華人民主書院的部分人士,可能有不一樣的國族認同,但大抵上都有「反共」這個共識。我和華人民主書院的差異,是可以求同存異的;我和中共第五縱隊、認知作戰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如果台灣不斷流於內耗,中國就會成為最大的得益者。

反送中運動時的香港街頭。 圖/美聯社
反送中運動時的香港街頭。 圖/美聯社

我衷心希望從香港來台灣的人,能夠真心認同台灣、捍衛台灣、貢獻台灣、服務台灣;成全自己、成全別人。我個人不支持訂立《難民法》。港人不會爭取台灣給予特殊的參選權,只期盼台灣提供公開、透明、清晰、明確、合理、可行的移民政策規則,讓大家切實跟從;港人也從不張狂地要求大幅放寬移民數額。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台灣國家安全風險,必須要有實質和嚴格的國安審查,不再單以「在中國出生」或「在醫管局工作」的形式要件,成為否決定居申請的全部或部分書面理據,我很欣慰且肯定台灣政府過去對港人的務實協助,也肯定政府總是傾聽各方民意,未來台灣香港協會也將逐步公開我們過去幾次走踏各地,蒐整到的個案狀況與問卷統計結果,並以務實活動持續推動台港交流、支持在台良心小店,並努力在能力所及範圍為來台港生提供必要的協助。

後記

文章開頭,提及一張張沙灘上的年輕笑臉,如今仍然烙印在我腦海中。他們其中六個人已經離開了台灣,但我相信天涯若比鄰。他們說過:說了再見,就會再見。

如果我先前接受管中祥教授的燦爛時光會客室訪問,有任何表達不周延之處,在此亦再三作出澄清,希望這場爭議能夠盡快平息。網上輿論,分化挑撥,非吾樂見。冒昧之處,請多包涵。祝福香港!祝福台灣!

2014年,一群登山客在九龍獅子山掛上「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標語條幅。 圖/路透社
2014年,一群登山客在九龍獅子山掛上「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標語條幅。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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