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的記憶：談「鳳梨急行軍——身體與社區行動」

吳思鋒 14 Sep, 2016

嘉義三興村盛產鳳梨，鄰近的中正大學為了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認識周邊村落，推行「鳳梨急行軍」計劃，透過田野調查與戲劇展演，細細紀錄下農村的故事。攝影／記者陳永順

如果不是嘉義中正大學圖書館藝文中心與差事劇團合作「鳳梨急行軍——身體與社區行動」，我大概不會踏入嘉義縣三興村，甚至不會聽過那裡。那是偶然間從差事劇團團長鍾喬那裡獲得的訊息，恰好不久後有一趟南行之旅，遂先中途停留嘉義，觀看排練。

雖然造訪三興村是2014年的事了，不過雙邊的合作一路持續至今，亦已於村落與學校演出過《三興村的滋味》和《人像顯影—滋味三興村》。

這項計劃，最初只是希望透過田野調查與戲劇展演，讓學生有個與周邊村落接觸、認識地方的機會，發展到現在，社區、劇場、學校三者的關係，鳳梨急行軍團隊一直細微、謹慎地磨合、探索著。

中正大學與差事劇團合作，讓學生親自走入社區、了解居民，並透過表演、刊物呈現農村的故事。圖為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帶領學生練習表演。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為了更瞭解農村故事，鳳梨急行軍走訪當地耆老，記錄下珍貴的農村記憶，並以年代為座標，出版地方誌《急行誌》。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計劃執行之始是為讓學生有更了解鄰近社區的機會，但發展至今，學校、社區、表演三者的關係，不斷改變也更為緊密。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我所獲知的最新情況，這組鳳梨急行軍團隊於今年六月創刊《急行誌》，內容主要是將兩年來累積的田調筆記，分別以1945前、1945-1960、1960-1980、1980-2000及2000後之時序，濃縮、扼要地整理出來。

每一則年代紀事約莫300字左右，紀事的敘述方式，則結合了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例如〈1945-1960〉這一則：

彼個時陣就算不歡喜不甘願，政府要叫你安捏做，你就要遵守，不然你也沒法度。」回憶起當年土地改革，陳珠華阿公、鄧翁雀阿嬤有共同的心聲。

1951年後，政府推行土地改革，除了放領公地，也徵收地主的部分土地，轉賣給佃農及農工，農工定期繳交農作物以換得土地，政府再將這資源從農村轉移至都市的工業發展。在同個小村莊，不同的身分，還是對這些政策有不同的詮釋，李淵阿公因此得到土地，他非常感激政府，認為是土地的重新分配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而另一位不願具名的阿嬤，卻因為土地被徵收，而覺得原有的生活資源被剝奪。

無論對這些政策抱有正反意見，阿公阿嬤都必須遵照辦理。「因為有台灣的農業，才有後來的經濟發展。」他們自豪地說。傾聽他們的故事，急行軍才發現：國家推行的雖是同一套政策，不同位置的人民，卻有各種不同處境。

兩年來，鳳梨急行軍從工作坊、戲劇展演到刊物出版，試圖走上一條與一般社區戲劇不同的道路。

在繼續閱讀鳳梨急行軍與社區戲劇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先回頭略述台灣社區劇場。

鳳梨急行軍從社區出發，但試圖走出一條不同於一般社區戲劇的路，他們嘗試各種工作坊、戲劇展演並出版刊物。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除了在劇場進行演出，鳳梨急行軍也規劃「踩街」活動，邀請居民一同參與，卸除只有演員才具有表演權利的框架。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從政策面回顧，社區劇場在台灣大抵存有兩種源起。其中一種是文建會（現今的文化部）為了均衡城鄉文化發展與資源的差距，於1991年所發佈，推動歷時三年的「社區劇團活動推展計畫」。該計畫目標為：

輔助各縣市成立劇團，並巡迴鄉鎮演出。

加強編制、導演及演出人員之參與及培養，促進劇團邁向專業發展。

鼓勵蒐集、整理與編撰以地方風土民情為題材之劇本，促使民眾對鄉土、社區文化的了解。

在此，社區幾乎等同「台北以外」——與其說是社區，倒不如說更接近當時的「本土」。

至於另一種，則來自九零年代，由時任文建會主委的陳其南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文化政策；與前一種模式同樣不脫當時本土化的社會情境與國家文化意識型態轉向，但第二種社區劇場的興起，要到兩千年後才逐漸浮出，由文建會及各地縣市文化局陸續舉辦社區劇團等相關計畫。

在這個時期，社區營造下的社區劇場主導了劇場與社區的關係想像，使得在九零年代，即以差事劇團、烏鶩社區教育劇場（雖有「社區」二字，但與兩千年後的「社區」內涵有別）為組織，以「民眾劇場」之名，展開體制外文化工作的鍾喬、賴淑雅等人，面臨新的國家文化體制化、機構化的課題。

鍾喬、賴淑雅等人路線的民眾劇場，源於巴西左翼劇場人波瓦（Augusto Boal）「被壓迫者劇場」系統，以及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Philippines Educational Theatre Association，簡稱PETA），帶有第三世界抵抗內涵，人民作主的象徵意味濃厚。

隨著陳其南將「社區總體營造」做為後解嚴社會的文化議程，社區劇場一詞在這樣的時空突現，一定程度接續了九零年代初民眾劇場的發展（晚近，「應用劇場」則再主導了想像）。從「民眾」到「社區」再到「應用」，劇場、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不斷演化，反應的也是國家文化資源的權力分配與社會結構轉型的變遷。

台灣社區劇場的起源有兩種，但都不脫當時本土化的社會情境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轉向。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鍾喬、賴淑雅等人路線的民眾劇場，則源於巴西左翼劇場人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系統，帶有第三世界抵抗內涵，人民作主的象徵意味濃厚。圖／取自《鳳梨急行軍》

資源起自學校，由差事的鍾喬與李哲宇帶領外地求學青年組成的鳳梨急行軍，以外來者的身分，走入學校附近盛產鳳梨的三興村，用鳳梨串起團隊與村民的溝通，以及展演的主意象。

閱讀《三興村的滋味》劇本，可察覺到裡面的對白來自團隊辛勤的踏查，從村民的口述，經由對台灣農業與台灣社會的閱讀，試圖將三興村的「共同記憶」，轉化為一種回應台灣農村乃至側擊戰後經濟史的「共享記憶」。

以色列學者阿維夏伊．瑪格莉特於《記憶的倫理》提到：

共同的記憶是集合性的概念，它集中了經歷並記住某個事件的所有人的記憶......共享的記憶卻不是個人記憶的簡單相加。共享的記憶需要內部之間的關聯，它融合和調整著記住事件的人的不同視角......共享的記憶建立在記憶的勞動分工基礎上。

共享，而不只是共同，毋寧更是劇場或者藝術的創造力本質。

若將鳳梨急行軍的身體與社區行動視為一種對社區劇場的回應，從展示的田調敘述，以及試圖將三興村融入台灣農業／村史的一部分，他們的努力似在描繪一種「人民－社會－國家」的日常生活圖像與橫向連結的想像，跳脫以往社區劇場在操作上時常以地域性、人情故事自限社區意涵，也跨時代地向九零年代的民眾劇場對話。當然，也是與兩千年以降的社區劇場對話。

這也就說明了，鳳梨急行軍是如何「緩步」於這項仍在進行中的身體與社區行動，以人民為優先，以戲劇為方法，誠懇樸拙地從三興村開始，探索農村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