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劇場年度評論：機構、藝術節與觀眾

吳思鋒 22 Jan, 2020

如果要定一個2019年度，甚至這兩三年來劇場的關鍵詞，我會說是「觀眾」。

無論是劇場創作越趨講求讓觀眾參與進來、把觀眾當成表演的一部分，如參與式劇場、在地居民劇場、沉浸式劇場等；抑或在新型藝術機構，如高雄衛武營、台中歌劇院、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等，各自進入正式營運或籌備時期，同時也就必須設法讓人走進新場館而產生的，對於觀眾的需求；乃至於對基層的劇場工作者、表演團體來說，票價逐漸飆高、成本降不下來所導致的營運困境，都反映了「創作誠可貴，觀眾價更高」的當下現實。

就此，「觀眾」在不同層次、場域的運作軌跡、集體面貌各有差異，本文主要把場域擺在機構與藝術節，因為這兩者已然是現在的一級「資源戰場」。

空間與美學的雙重轉向

「做一齣戲」所需的資本，不再像過往以表演團體為基本單位，而轉以機構與藝術節為基本單位。意思是，當表演團體預備發起一部新作品的時候，只去申請補助然後租借場館、排練及演出的產製模式，在現今的劇場生態中，即便票都賣完，也不敷成本。

所以，能否一開始就進入藝術節的節目清單，或與國內外藝術機構合作，決定了表演團體的經濟基礎。機構與藝術節的策展與審美，也就成了一個「美學的政治性」的文化政治場域。

從八零年代開展的小劇場，自然沒有這樣的「盛世」，但如果我們將當時小劇場生成的場所性質，及其與體制的緊張關係衍伸至今，小劇場從以街頭、替代空間、地下劇場到今日以文化地標式的新型展演場館、閒置空間的藝術縉紳化、官辦城市藝術節為主的文化環境，不但意味著「空間轉向」，也意味「美學轉向」。

在這一套機構與藝術節「說了算」的遊戲規則下，美學留下了，美學的政治性卻被剝除了。小劇場原先生產出來的基進性，跌跌撞撞來到這一時期，已經失去利用價值。小劇場的「小」一路被刪減、去背，除了「年輕」、「沒錢」（今時今日，更貼近「沒補助」的意思），幾無他物。

新型藝術機構的產製，基本上是為了不斷尋找可以拿去進行更大型的交換的創作者或作品，交換對象是更具資本也更國際的藝術機構，同時服膺一套國家文化形象的建構邏輯。為了更「大」，即便作品看起來有種政治性的意圖，也在這種不斷向上滾動的交換—分配結構之中，解消了應然的政治性。即便有，最後也常常變成在交流與討論可資利用的「觀念」，政治性因而被美學化，只是被拿來做為持續衍生各式資本的談資。

遍地開花的官辦地方藝術節則仍處在無方向、缺乏開放性格的在地化，根本上還沒有擺脫文建會時代的「文化下鄉」、「（表演）藝術下鄉」的萌芽期，差別只在於，主辦單位從中央單位變成地方縣市而已。

問題是，萌芽期若做為「延遲的啟蒙階段」，不管如何，仍然有它的作用。因而我們要問的是，這些藝術節提供了什麼更具當代意義的審美觀？觀眾的成長如果注重消費統計，而不探討審美構造，那表示它所訴諸的「觀眾」，仍然故步自封在起源於教育、道德作用，漸次變成消費社會次領域一環的台灣現代文化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