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指、默語、以（無）父之名——《菠蘿蜜》裡的離散寓言

也許該說，《菠蘿蜜》是一則從「斷指」開始說起的離散寓言。

第一次的斷指，出現在電影前段。受制於馬來西亞高教系統而沒有大學唸的一凡，有一日回到家中，與積欠賭債的父親爭吵，憤而切下父親小指。下一個鏡頭，他已經身在台灣，半工半讀唸大學。第二次的斷指，則在中後段出現。一凡在打工的羊肉爐店內場用機具切割肉片時，不小心切到自己。

第一次的鏡頭，讓人十分驚愕，畢竟一開始就走這樣的情節，活像要給出一整場令觀眾屏息以待，一點都不像菠蘿蜜那麼美味的暴力敘事。但在父親小指被切下之前，一凡的那句對白非常值得玩味，大意是說，債主要他（父親）用手指交換欠的賭債，他怎麼不讓債主切。

這句對白把父子關係一下翻了兩翻，先是子不再背負父的債務（這裡的債務非關物質，而是家庭的倫理債務，及親緣的關係債務），再是父親的歷史象徵意味從此不在／再，像被一刀截斷。

繼續延伸下去，對馬來西亞華人來說，離散恐怕早已是既定的「事實」，就像發投機財的債主，怎麼能做為削父之肉的審判者？抑或，離散的華人非得藉「斷指」之途，自認離散的不即不離，也才能放下血緣與國族，創作全新的「（歷史）父親」？

沉默無語的一代

與一凡現代生活的平行世界，則是1950年代的「新村」。「新村」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以前，英國殖民統治的馬來亞政府在「緊急狀態」下建立的華人村落統稱，每個村落架設圍籬，嚴格管制。

作用其一，是為了防馬共游擊隊。在那個世界，一生下小菠就丟給馬來人家庭的小菠媽媽，幾年後走出叢林，用牲畜與農產領回小菠。小菠便從新村之外的有父之家，回歸新村之內的無父村落。直到母親受到馬共同伴出賣，槍殺而亡，同時馬共進犯該村落，眾人走避，惟留倖存的他。

這位馬共母親在屬於她的敘事裡，幾乎沉默無語，因此，她那種冷中帶熱的表情與眼神，接近於囚禁與壓抑。也因此，當被英軍槍押的馬共同伴，在新村居民眾目睽睽之下將要指出誰是馬共的時候，她那句「漢奸」吶喊得多麼撕心裂肺。

關於「父」，在這段亦有可想之處，那是在小菠媽媽被揭穿之前，她帶著小菠出村勞動，秘密與馬共同伴會合。其中一位馬共將與她們回村，小菠被叮囑，不論什麼人問，他都必須稱呼這位陌生男子「爸爸」。

但至少在電影中，我們沒有聽到這聲「爸爸」，男子就被槍殺了。換句話說，「爸爸」的非法性並不在於沒有血緣（畢竟小菠從小生長的馬來家庭，父子關係似乎一切正常），而是馬共的非法性。

「複語」下的隱晦角落

那麼，要在無父的無籍之國，完成這樣一部頗有自傳意味的電影，這位在台的馬來西亞華人導演廖克發，可以怎麼辦呢？

不如把印尼、越南、菲律賓的女性移工拉進來，把連鰻魚也要偷的台灣人拉進來，弱弱何必相殘，階級與跨國界何妨相生？台灣與馬來西亞的距離有多遠？是否一如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文學評論家黃錦樹，於〈Negaraku——旅台與馬共〉所言，可以如此「切近」？

如果說這數十年來，因此而有了規模不大的旅台知識社群、留台文學，那小小的自己的援地，在國土邊界之外。那豈不也是個新村？雖然並沒有實質的邊界，但其「他性」總不難被辨認、指稱（一如我們之常被戲稱為「馬來幫」） 。

而大盛於1960年後的大規模留台，其實也是讓較貧困的華裔子弟有個似真的上升之路的替代設施，以緩解華裔青年對馬共或左翼的想像。……雖然仍必須接受非我族類的現實考驗（及台灣文憑長期不受大馬政府承認的現實）。¹

在一凡為主角的敘事中，他似乎與同學沒什麼來往，比較有互動的同學與老師皆為大馬國籍。到後來，更長的篇幅，則花在他與菲律賓女移工萊拉的情誼，甚至情慾流動上。

萊拉在東南亞女性為主的非法按摩院負責清潔、打雜，兩人因萊拉不諳中文而偶然相識。但當他們再度相遇、關係加溫，反而也是一凡的語言回復本色的時候，一句話可以混雜了華語、粵語、英語、馬來語，完全不需要在意說話對象是誰，只要做自己。

但兩人的關係最終仍止於萊拉對一凡說，我們還是不一樣。下個萊拉出現的鏡頭，她已改到工地工作，午餐時間，另一菲律賓移工將好笑網路影片遞給她看。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有時候，也限制了共通的譯體。

相對於小菠媽媽的默語，兩個時代兩種處境在複語和默語的對照下，顯然不代表社會會隨著時代的腳步變得更自由與進步，而是總有隱蔽、晦暗的角落，在等待陽光普照。

廖克發在映後座談上說，小菠就是一凡的爸爸。電影裡剪得隱晦，我以為也不重要，因為兩組平行時空已剪得各有韻味、節奏，且產生幽微的相對關係。

離散即歷史債務，斷指即神經的隱隱作痛。一凡與父親的斷指，既是前者的永不休止，也是經由後者之肉的割離與修復，一再確認安身立命的不可得，與走向「歷史／父親」以外的路之必須。

• 詳參黃錦樹，《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台北：麥田出版，2015。引文括弧為本書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