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勳／治病先醫心：藥籤從日常生活彌補生物醫療的不足

民俗亂彈 26 Feb, 2018

日治時期，民俗療法與宗教醫療被視為迷信、落後的象徵。圖為台南祀典興濟宮的藥籤。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在科學昌明、醫學進步的現代，臺灣幾乎人人都有全民健康保險，但為何藥籤依然未被淘汰，仍有民眾會去寺廟求藥籤？本文將從民眾視角，來聊聊藥籤的形象。

解嚴前：藥籤是迷信、落後的象徵？

臺灣是移民社會，隨著政權更迭，醫政性質也有不同。1895年日清戰爭後，臺灣作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個殖民地，有別於歐美帝國殖民地為殖民母國提供資源，日本將臺灣作為現代性實驗室（Rogaski，2004），藉以向歐美列強證明自身的殖民能力（呂紹理，2011[2005]），政府對於民俗療法的管制也越趨嚴格。

1903年，後藤新平提出「以生物進化的真理作為標準」（引自范燕秋，1998），在「生物學原則」治理臺灣的思潮下，民俗療法與宗教醫療被視為迷信、落後的象徵。1919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就有報導：

「押收靈籤」：臺南興濟宮…香火甚盛，廟內置有籤詩藥籤。每日自上午四五點起，入廟求籤問卜者，絡繹不絕…尤以鄉人貧民為多…然當道深恐迷信太過，不延醫誤服方劑，貽害不淺。（臺灣日日新報，1919）

在強調生物醫療的殖民政策下，求藥籤被視為無知民眾或是貧窮人家才會做的迷信行為，政府當局以治理民眾的健康為由，不得不採取嚴禁收押的措施。

類似的治理態度也表現在對稽查者——警察的教育上。日治時期針對在臺日警自習臺語的刊物《臺灣語學雜誌——語苑》（1928）：

（傳染病預防上的注意）也不俾醫生看也不食正經藥，有人去廟裡抽藥籤，將彼個籤詩去拆藥，食能對沒對無議論，拿準好藥俾病人食。

認為藥籤治好疾病純屬偶然，因為內容物藥效極薄，且多為滋養強壯的藥物，卻是臺灣本島人盛行的習俗。換言之，負責公共衛生稽查的警察得到關於藥籤的訊息，依然是迷信、造成防疫漏洞的民間習俗。

戰後，1950年代依舊將藥籤與不良社會風俗做連結。1953年屏東縣警察局向當時臺灣省警務處請示，勸導寺廟不得設置藥籤，如抗不遵行者可否沒收。而警務處的回覆除應依法取締和處分，從公文中亦可看到將藥籤視為迷信無知的象徵：

查寺廟設置藥籤無知愚民抽籤求藥一事…應依照法令規定併配合社會改造運動予以革除…依「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規定處分。（臺灣省政府公報，1953）

文中傳達當時政府認為求藥籤是無知愚民因民智未開才有的行為，更認定是不良習俗。

1987年解嚴後，臺灣政府對藥籤的態度逐漸從文化面向，轉至法律責任及健康安全的層面。圖為1999年衛生署長詹啟賢（左起）、高市衛生局長陳永興參觀寺廟的藥籤。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解嚴後：藥籤無「法」可管？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解嚴後，臺灣政府對藥籤的態度逐漸從文化面向，轉至法律責任及健康安全的層面：

中南部地區有若干香火鼎盛之寺廟，提供藥籤給信徒，而且還準備藥材讓信徒可以依所抽中的藥方來購用…為病人治病並且賣藥，已涉嫌違反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影響病人正常醫療。（高雄市政府公報，1988）

此時，政府認為提供藥籤與販賣藥物違反法律規定，為了保障國民健康應查察取締。

因應宜蘭發生民眾服用藥籤中八角蓮事件，1999年張永勳教授、何玉鈴教授等（2000[1999]）受政府委託進行藥籤調查與藥物毒副作用研究。研究報告中的政策建議提到：

藥籤之求取，乃信仰之一部份，不應由政府強制禁止，宜由主管機關內政部加強宣導改正…臺灣地區民眾求藥籤之歷史已很久，藥籤應可算是臺灣早期之醫療習慣之一…應可對寺廟之藥籤了解後，著成專書或報告，此舉才可保留臺灣慣有的宗教醫療文化。

中醫藥委員會在管理藥籤的態度上顯得有些為難，一方面呼籲民眾尋求專業諮詢，另一方面卻不願完全禁止，此次查禁是以藥物本身的特性（保育類、毒劇類，管制藥品及須中醫師處方用藥）來立論，且納入保育觀念。有別於過去強制的取締藥籤，此次政策採取有條件的禁止，並輔導民眾接受專業、正規醫師的診治。

寺廟藥籤的法律問題之所以曖昧複雜，以下報導可見一斑：

衛生署主任秘書賴進祥指出，寺廟提供之藥籤，非針對特定人開立，並不涉及醫療行為，且藥籤多半放置在藥籤筒中，也與醫療廣告需「公開對外、向不特定人傳播」等要件不符，理應由內政部統籌管理。（醫虎全球醫療網編輯群，2000）

因藥籤非由人開立處方，也非針對特定人開方，更由於求籤儀式中無醫療廣告之虞，所以無「法」可管，衛生署也只能建議內政部以增修宗教法的方式來管理。

圖為1999年宜蘭縣史館派員到縣內擁有藥籤的員山普照寺，訪問有解籤經驗的廟公游文衍（左）。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民眾如何看待藥籤？

面對以生物醫學為圭臬的政策，藥籤何以依舊存在民間廟宇，民眾又是如何看待藥籤的使用？張珣（1989）認為求藥籤是由信徒主導，且信徒能充份表達或陳述病情，與生物醫療普遍由醫師主導截然不同。求籤者因認同藥籤背後所代表的病因觀念，才會使用藥籤。

宋錦秀（2011）認為信眾對器質性、功能性與心理性疾病往往無明顯區分，雖然此分類方式不能真正呈現信眾對各種疾病的辨識，但在生物醫療資源相對匱乏或醫療選擇相對稀有的年代，求取藥籤是非常生活化的醫療策略。

以生物醫療為主的國家政策，雖然賦予西醫制度的正當性，但所有的醫療體系都有其限制（楊翎，2002），民眾求藥籤的動機乃因應西醫體制的限制和資源不足而生。西醫的限制多為生病尋求西醫治療一段時間卻不見起色，像是寺廟D委員提到西醫醫院無法治癒他小孩的疾病，才會尋求藥籤：

阮某常來求籤，像是前一兩年阮兜細漢囝（我家老么）破病，病院攏（都）看不好，藥籤求完回去煎一煎，嘛毋知影吃什麼的，但吃一吃就好起來了。¹

另外，臺南北門文物館服務臺的A職員也表示：

以前遮（這裡）的很多人會來求藥籤，不過現在醫療進步，大部分會去醫院看醫生，但是如果醫生檢查不出原因，或是吃藥入院很久都沒好的話，就會來求藥籤…這裡老人家無爽快的話會說：我先去給王爺求藥籤再去看醫生。若嘸（不然），阮就得去佳里的病院看病。²

當地西醫資源不足亦是求取藥籤的原因：

（耆老）他們是說早期太保沒有什麼診所、藥局，生病的話常來娘媽廟，求神明降乩開藥方，後來有人覺得也不是每次有急需來求，都有乩童可以起童派藥，所以就把派過的藥方集結，刻印成藥籤，隨時要求都可以。

基金會F職員表示：

在光復前太保這裡還是沒有診所藥局，生病要到朴子看醫生。後來診所較多，來求的人變少，在十年前左右就把藥籤收起來了。³

另外，一位目前仍參酌藥籤的K中醫師表示使用的時機：

通常是大醫院看不好的癌症病患，我會請他們去求藥籤，分析籤中藥物組成的方義，再開相應的科學中藥給他們…這樣給他們希望，也比較願意服藥。⁴

臺灣於1995年3月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解決沒錢看病、因病致窮的情況，使用藥籤的現象也隨之改變，臺南北門的中藥房G老闆表示：

藥籤的藥物，量很少又便宜，以前（西醫）醫療不發達，比較多人來抓藥籤的藥，不過（近年來）漸漸減少，年輕人很少求藥籤，而且水藥（煎煮用的藥材）也越來越貴，現在常一兩個月才有人來抓藥籤的藥。現在來抓藥的多是70歲以上的老人，主要是這裡的居民。⁵

然而，全民健保解決了西醫就醫的經濟問題，卻無法解決西醫資源分布不均、不足的問題。

小結

從政府對藥籤政策的變遷，再對應民眾生活脈絡中的藥籤，可發現藥籤形象在政府論述內容及民眾的生命經驗中有很大的落差。不管是以迷信為由，或是認為內容物有毒不安全，也可見藥籤在臺灣一連串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直被國家和西醫體系所排除。

然而，民眾生活中的生病經驗，卻看透了政策與西醫的限制和資源不足，才進而選擇藥籤作為療病方式。當生物醫學無法解決身體的苦痛，患者在重新賦予病痛意義時，藥籤自然成為療癒的最佳選項。

不管是以迷信為由，或是認為內容物有毒不安全，也可見藥籤在臺灣一連串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直被國家和西醫體系所排除。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參考書目｜

作者不詳（1928），〈簡易警察用語〉。《臺灣語學雜誌——語苑》，臺灣語通訊研究會，21（8）：100-101。
呂紹理（2011[2005]），《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
宋錦秀（2011），〈寺廟藥籤療癒文化與「疾病」的建構〉。《臺灣文獻》62（1）：55-96。
范燕秋（1998），〈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9（3）：49-86。
《高雄市政府公報》（1988），高雄市民政局函，高雄市各區公所受文，5月24日，77高市民政三字第4404號。
張永勳、邱年永、何玉鈴、高國清、尤紹懿、邱年永、陳忠川、謝明村（2000），〈臺灣地區寺廟藥籤現況之調查研究〉，《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年報》，18（3）：411-602。亦見〈臺灣地區寺廟藥籤現況之調查研究〉，《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北：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1999。
張珣（1989），《疾病與文化》。臺北：稻鄉出版社。
楊翎（2002），《臺灣民俗醫療——漢人信仰篇》。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臺灣日日新報》（1919），〈赤崁特訊，押收靈籤〉。03月01日第四版。
《臺灣省政府公報》（1953），臺灣省警務處令，屏東縣警察局受文，12月12日，42府警一字第90419號。
醫虎全球醫療網編輯群（2000），〈衛生署將明文禁止寺廟提供藥籤〉，檢索日期：2013年10月30日。
Rogaski, Ruth（2004）.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