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神豬爭議：當代祭祀的「首選豬」，我們要的是什麼？

蕭文杰 05 Sep, 2019

近來神豬競賽的問題引發各方爭議，尤其是在動保議題上，讓民俗圈與動保團體再次交火。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近來神豬競賽的問題引發各方爭議，尤其是在動保議題上，讓民俗圈與動保團體再次交火。而日前則有新聞指出，有民眾在國發會所設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將矛頭指向了由國家認定、具有無形文化財民俗類文化資產身分的「褒忠亭義民節祭典」，並要求農委會等必須「終止神豬重量比賽祭祀」。

對於動保團體的反彈，客委會與文化部也紛紛做出回應，客委會發布聲明表示，「義民祭典是客家主要的信仰，神豬比賽是祭祀文化中的一環，請各界給予尊重」，也強調「尊重祭祀文化，反對虐待動物」；而另個被點名的文化部也提出說明：「文化部公告登錄『褒忠亭義民節祭典』為重要民俗，但並不包括『神豬重量比賽』。」至於農委會則允諾「會找出平衡點」。

神豬的問題造成廟方與動保團體的對抗，但是兩者的溝通不良與誤解，對於動保及民俗文化都是傷害。這也促使筆者想由「文化」，探討神豬文化該何去何從？

用大牲祭祀

「神豬」的說法，是出現在近代，筆者查閱中國古籍與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尚未發現有「神豬」的用字說法；日治時期，固然已經有豬的競重比賽，但是多稱為「犧牲豚」，而非「神豬」，不過人類在遠古時期，就已經有選擇「大牲」及毛色單純動物祭祀的例子。

「犧牲豚」的名稱，看似是日本文化，但在廣義的華人居住區域，遠古時期就常用「犧牲」這樣的說法，來形容祭祀用的動物。

例如「犧」，宗廟之牲也；「牲」，牛完全也。康熙字典：「色純白曰犧¹，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牲醴」兩字常出現在中元節等民俗祭祀中，「牲醴」最早的意思，是用來形容祭祀用的動物與酒。嚴謹的祭祀選用的動物十分謹慎，所養殖的動物需要透過占卜來決定。太牢、少牢等都是指祭祀前必須將動物圈養，選擇體型肥碩、精心飼養的動物用於祭祀是敬神習俗，也是當時的美學體現。如易經指出：「用大牲，吉」。在美學方面，把動物養的肥大，象徵的是財富或是物質美，《說文解字》「羊大為美」的說法，正是說明了選用大牲的美學思想。

被選為犧牲祭祀用的動物，光是肥大是不夠的，也必須考慮毛色整齊，色彩正確。《禮記》指出：「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所以祭祀用的動物是千挑萬選出來的，十分寶貴。

古代畜牧養殖畢竟不是科學化，牲畜很難肥大，即使透過悉心飼養，大牲的體型還是有限；魏晉畫像磚的肥豬圖，筆者認為帶有一些誇大與想像，因為似乎太肥了；但這樣的想像，不就是人類期待養出又大又肥的豬嗎？尤其是豬肉可以提供人類蛋白質與脂肪，對於當時社會環境與條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由犧牲豚到神豬

養大牲、養大豬的習慣也隨著移民唐山過台灣。不過渡海來台的先民，並非每人都可一帆風順，清朝官威不振，導致台灣有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基於捍衛一點一滴好不容易開拓的田園財產，不少先民因此戰死，村民集資興建義民廟，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這些聚落的中元祭典，大多是聯庄制度下，採取輪值經辦。舉例來說，新竹枋寮義民廟是十五大庄組成，對於15年才能輪值到的庄頭而言，當然不能隨便，在輸人不輸陣的心態下，輪值祭典區無不卯盡全力，習俗也就延續。

依據1921年8月1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紀載，該年中元祭，新竹枋寮義民祭的犧牲豚就用了700頭、山羊500頭，盛況可見一斑。到了1928年中元祭，犧牲豚數量更來到2000頭，成長幅度驚人。但是若不能了解這樣的背景，可能就把十幾年才輪值該庄頭主辦的祭典看成浪費的行為。

日本統治時代以全豬祭祀的豬隻稱為「犧牲豚」，由1911-09-19《日日新報》內容可以發現，開始有了競重競賽，且是新竹廳農會來發放獎金，最重的「犧牲豚」當年是六百三十八斤。不過「犧牲豚」採用獎金制度來鼓勵參加，背後卻是近代養殖知識的推廣。要養出又肥又大的豬，是配合獸醫術的講習，日積月累的經驗，使豬隻能達到最高的經濟效應。

不過若理解台灣史便知道，殺豬公敬神的活動其實在日本統治時代，也曾經一度被打壓。如1933年（昭和8年），新竹州便因為質疑鋪張浪費而出現廢止義民祭祭神豬活動的聲音，而殖民統治的日本人，基於推行皇民化運動，更認為殺豬公祭祀是迷信的宗教問題，甚至原本為了養肥、養大的思想，後來也被認為過於浪費飼料，妨礙農業發達、不文明、不衛生。

到了1938年（昭和13年），《新竹州時報》記載，新埔枋寮義民祭按例邀請官員致詞，日本官員即針對義民祭要求往後以糖果或水果尤佳，將節省的經費奉獻國防或社會事業。

在日本時代，日本人不理解台灣文化下，試圖要台灣人來改變這樣習俗；不過在眾多理由當中，筆者卻沒有看見虐待動物這一項理由。

二次戰後，蔣介石政權來台，民間信仰並沒有因為日本政權離去而得到改善，蔣介石為了鞏固政權，頒布多如牛毛的宗教法令，尤其是1950年代，退守台灣這塊土地的蔣家，強調「節省節約」與「勤儉建國」概念，這種氣氛下，祭祀神豬的活動可能會與蔣介石的「厲行節約，崇尚儉樸」政策牴觸。

1952年3月14日頒布的「改善民俗綱要」，本來台灣農曆7月各地不同日舉辦普度，竟然也以節儉理由，被統一成同一日，祭品也規範以清香菜果鮮花為原則，其必須用牲祭者，以豬羊一對為限，超出者甚至可能被取締。

不過被打壓的民俗宗教，想出了一條出路，以各種「愛國」為名義的動作，可以死裡逃生，繼續保有習俗。例如淡水三芝的八庄大道公，祭祀時殺豬公會在豬背上插滿國旗，避免被找麻煩。

隨著時代氣氛較為緩和，經濟逐漸成長，1970年代左右，《中國時報》出現了「神豬」的名稱，該篇文章是由台灣早期民俗研究專家施翠峰所寫，文章可以看出1970年代是養大豬習俗的復興，不過可能是飼養技術更精進，神豬重量竟然高達一千一百三十三台斤，而神豬是否在養殖過程，為了要增肥而受虐，也有小篇幅的討論。

到了2019年，神豬的飼養與比賽遭到動保團體嚴重的抨擊，對抗也每年越來越強烈，難道「賽神豬」此這個民俗活動真的一無是處嗎？而民俗與動保又該如何相互理解？？

神豬與動保

豬被人類馴養後做為家畜而非寵物，自然難逃被宰殺的命運。

早期人餵養神豬，除了是為了該庄輪值外，多數養神豬者是因為跟神明還願，通常信徒為了跟義民爺等神明祈求保佑會許願，在輪值祭典前，自家便會搭建神豬專屬套房，養一隻神豬表達誠心。

而飼養神豬有許多規範，替豬按摩、有蚊帳防蚊，讓豬吃好、住好、睡好，不能任意驚動神豬，因為習俗上認為，神豬若養不好，家裡會有不好的事。而神豬在宰殺後，是必須抱持感恩的心，與親族、鄰里分享豬肉，吃豬肉也吃平安。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先投入感情細心照顧，再宰殺吃掉，其實心理感受是五味雜陳的；但有肉可吃，是動物犧牲而來的觀念留在人心，神豬肉是恭敬領受的。

當今社會，空間結構已經改變，多數人已經無法自行養豬，祭祀用的神豬只有委託交給養殖業者，因為一般人無法擁有符合衛生條件的豬舍。商業養殖場的任務是替客戶贏得大獎，客戶只有付錢，卻少了自己照顧的過程，這也導致原本的習俗本義變了。而依照動保團體說法，這些養殖場為了養出超級肥大神豬，仍有一些採取違反動保規範的方式，如下窟、灌食，使豬隻無法站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