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敬杰／轉角遇見一座廟：評賴伯威《寄生之廟》
街角小廟是台灣常見的一道風景。它們不是詳載於史的區域性模範大廟，城市規劃者很少將它們放在心上，規劃時也不傾向留設增建信仰中心或神聖地的餘地，這使得現代民俗大量生產的街角小廟總帶有某種非正式色彩，有著很強的俗民生活特質。我們時不時會瞥見它坐落於路旁、橋下，乃至於穿插在住宅立面上，似乎台灣人迄今的精神需求，其重要性仍遠遠高於城市分區的功能性。
與神靈溝通的便捷通路
然而，由於街角小廟不是典型的聖地，它為數眾多且形式上沒有制式要求，人們對待它因此不像是在朝聖，不需拘謹地順服大廟裡諸如左進右出等等規矩。人們對待它，反而像是在對待溝通神聖世界的一顆顆快捷郵筒。
因此在位置上，街角小廟可以東鉤西掛，功能上則四處拼裝，盡其所能地開發各種據點與服務項目。反正再怎麼刁鑽的收信地點，對慈悲的台灣神明來說一定是隨傳隨到。
這也同時表示，一旦街角小廟被修得特別好、特別隆重時，那座小廟也許就死掉了。因為這樣的信仰空間太過正式，一點都不像便利商店般方便實用。這種既不見容於現代城市規劃的秩序期待，又頗具當代性格的實用主義特性，呈現了不過度擠壓現代生活秩序的中型或迷你信仰空間，已成為多數台灣人託付精神需求的首選。在這裡，人與神的關係反而親密。
顯然街角小廟不完全是傳統的產物，而更多是人們為配合現代生活需求與勞動、居住條件，調整傳統信仰的結果，它是由不同過往的人事物所交織而成的新型態社會容器。也正因此，身為當代人的我們更能想像自己身在其中的模樣，能思索它的需求源自哪裡？它如何適應它的地點？乃至於它進一步對人和環境的益處與壞處。
對此，《寄生之廟》的作者賴伯威，巧妙運用建築師的圖示工具及洞察之眼，為我們呈現了遍佈全台的街角小廟，如何精采地拼裝於性質殊異的人造與非人造環境之中，帶出當代廟宇寄生之「妙」的空間異趣。
生猛不忌的廟宇案例
我們已經很久沒看到這樣一部堅持數年，執意調查家鄉風土空間，以回饋社會的建築知識作品了。它並且成功地避免我們一下子掉入傳統民俗的懷舊溫柔夢中，使我們能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重新審視我們的周遭環境。
儘管本書採用的圖示與研究方法，似乎借鑑日本犬吠工作室出版的《東京製造》，但書中各類生猛不忌的廟宇案例，在取材與呈現上其實略勝一籌，更貼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想像，對普通讀者來說極具可讀性。我想縱使不是台灣人，也能感受到本書富藏的趣味。這也修正了《東京製造》為明確表達作者立場，將空間紀錄大幅簡化，因而降低了非建築圈讀者發展聯想之樂趣的問題。
然而，如果我們說《東京製造》為了加強專業者的論述力道而削弱書籍與讀者的親近感，《寄生之廟》也很可惜地沒有完全發揮它所調查與繪製的成果。閱讀本書時，我正好坐在收假回營的列車上，在窗外不斷變化的城鄉景色與本書所記錄的各式廟宇之間，我感受到的其實是「家鄉」此一概念撲面而來的活力與變化能力。
想想看，當台灣人帶著從小到大的廟宇經驗，乘著火車四處討生活時，廟宇這個概念是一股多麼強大的地貌改造力量？它曾是人們安定感的來源，如今使廟宇無處不在、無處不存。但當作者強調自己僅試圖以廟宇為媒介，拓印廟宇的局部空間視覺關係時，我們其實錯失了從原則上去理解「信仰空間如何成為這座島嶼特殊地理空間秩序」的機會。
許多城市研究者常停留在文化空間的視覺秩序上，很少去追問空間文化的行為與進程，也就是人們如何在日常文化中經營和安排空間。但如果這些調查或研究不只是純粹描繪性的，它們還是可以帶來一些能夠探討的、具普遍性的問題角度。
從城市空間回溯傳統與現代的歷史特質
《寄生之廟》以全書篇幅專注於街角小廟的書寫方式，已是站在處理城市空間議題時更有利的位置。畢竟，僅僅是這樣的空間形式，就已有力地揭露台灣廟宇夾陳在城鄉之間，以及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歷史特質。所以，當我們能夠以本書的街角小廟為契機，提出「為什麼人們會不斷做一些他們平時不加思考，卻強而有力地主宰他們生活的事情」這個問題時，就已經處在文化現象分析的軌道上了。
在建築類型學的涵意上，神聖地就和住宅一樣，一直是對具有「安定感」空間形式的回溯。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在社會大幅現代化以前，許多民族的神聖地和住宅空間往往相互重疊，今日台灣人的家中亦普遍設有公媽廳。這表示人們的心理狀況始終與安定感，以及具安定感的空間或物件緊密相關，因此沒有人可以不帶過去地成為現代人。
試想，當多數旅外求學的遊子們往往在行李箱塞滿家鄉味時，1970至1980年代，大量從農村離鄉背井到現代都市落腳的台灣城鄉移民，能不把一間間記憶中的廟宇以各種方式呈現出來嗎？現代都市對於當年的他們來說一定相當陌生，因此人口遷移或城鄉轉變的一項重要環節，往往是旅途中包含著歸途：人們必須把家鄉的某一部分帶著走，以使新的環境看起來足夠安定成熟。
然而，離鄉背井的人們在決定成為完全的都市人之前，需要放棄的不僅僅是曾經一成不變的物候與作息，更包括一系列已經習慣的社會習俗與關係網絡。因此在織造更完整的城市生活網絡前，移民不敢徹底擺脫農村，不敢在建立穩固的新社會關係前就放棄退路。一時間應需求大量湧現的街角小廟，因此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
一，使移民透過它來維持既有的農村關係。由於漢人信仰常帶有地域性格，人們於是可以藉由祭祀團、進香團等方式來維繫與農村的關係。
二，使移民在保有農村關係的同時，漸次推動都市關係網絡與身分的新生與再造。人們可以在街角小廟此一連絡點互通聲息，學習落腳現代都市的各種方法與途徑。
信仰空間背後，帶有實用主義地域色彩
儘管信仰空間可以給予從事各行各業的移民們某種程度的安定感，但不同個體轉換身分、適應及融入現代都市生活的速度並不均等。也因此我們看到了《寄生之廟》所展現的怪誕，實則是不同社群將程度不一的傳統安定感需求置入現代生活的同時，相互衝突、妥協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有的人堅持對信仰空間的大筆投注，能換來順遂一世的都市生活，因此不惜逾越產權分際，也要在城市的某個縫隙中蓋廟酬神。有的人則認為這種行為，破壞了現代生活普遍仰賴的人我之別與視覺秩序。信仰空間的無節制增長，表現的是一種不能正視現代生活益處、不能擺脫故鄉舊態的心理退化與資源錯置。
不過人們對安定感的衝突並非總是壁壘分明。相反的，它是一道持續相互交織的光譜。隨著年歲增長，為生活奔波的我們總是不停地在這上面做調整，有時前進、有時後退，端視我們的處境與需求而定。
例如我們仍可能在高級現代學區住宅旁，看見用來保佑住戶小孩升學順利的小型鐵皮屋文昌帝君廟，也可能在鄉間看到村人們合作推平廟宇的一翼，為的只是興建一座現代化的公共老人會館。
信仰空間常常成了要反哺世人的一方。這種交疊往復的空間營造結果，可以發生在城市中的社區、單一集合住宅單元內的不同世代，乃至所有被現代經濟活動席捲的鄉村地區。對此《寄生之廟》已給予我們許多參考及發展聯想的案例。
大量城鄉移民落腳城市，在原則上重新組織了這座島嶼的特殊地理秩序。但我們仍不可忘記，台灣信仰空間背後的安定感本質，有著非常鮮明的實用主義地域色彩。街角小廟的信徒是台灣人，不是西方人。當討生活的城鄉移民因孤獨而無人可話家常時，神明可以是他或她在都市中唯一的家人。畢竟你祈求什麼、哭訴什麼，神明在台灣人的習俗上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頻繁考驗人類。
這使得我們能夠將人神關係延續至今。街角小廟因此不僅僅是一個體現台灣人如何在短短數十年間，從村民轉變為市民的空間與身分轉換器，迄今也是當代人面對現代社會的新興風險時，尋求安寧與解決諸事煩疑的重要場所。
我們帶著特定的神明住進現代城市，也總是能在轉角遇上另一座功能不同的廟宇。這表示信仰空間的研究不僅包括主流的形制分析、信仰的權力運作或再現，更重要的是它的實用主義特性所展現的各種排除、淨化、占居或共生等赤裸裸、活生生的地方實作特質。而這正是《寄生之廟》已探查卻未進一步開發、分析的潛力之處。
告別田園牧歌與意識形態的廟宇空間研究
本書原有機會跳脫由視覺形式單純分割的圖繪空間，進入被人們反覆經驗與營造的空間，但在作者關注局部空間描繪、中性環境單元分類，以及對「寄生」這個看似描述現象，實則承載著價值立場的字詞運用下，書中所激起的另類想像，便難以與廟宇生成的時空脈絡直接對話。
「寄生」本質上是某一生物體暫時或長期生活於另一生物體的內面或表面，並從後者吸取營養以維持自身生活的偏利關係。倘若作者能在「寄生」的辭源上，調整為強調生物體因無法獨存，而必須以各種方式相互仰賴的異養（heterotroph），或許能讓我們看到更精采的信仰空間分析與分類方式。
畢竟，人類不是植物般通過葉綠素自養（autotroph）的生物，異養下包含的寄生、共生、腐生，乃至共生下更詳細區分的共棲、互惠、互利等營養攝取關係，應能更系統性地類比、呈現出廟宇雜陳在都市空間中的實作狀態，突顯各類組合對周遭環境或好或壞、或增加或削弱、或不痛不癢的空間使用關係，強化本書的立場及特色。
《東京製造》強調西方現代城市規劃下功能僵固的建築物，在日本異文化與擁擠現況的跨功能整合手法下，使既有關係產生預想不到的翻轉。《寄生之廟》就像它一樣精采，不只使廟宇空間研究告別了浪漫主義的民間田園牧歌，告別了傳統漢人廟宇所背負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重擔，同時也告別了在呵護搶救傳統時，市民階層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浮躁熱情。
《寄生之廟》既是對台灣日常生活樣態的某種啟蒙，也是一種對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回應，和滲入生活其中的冷靜思考。在這樣的思考中，我們不僅看到人是考慮現實，甚至某種程度上是順從命運安排的存在，同時也會對人的可能性寄予樂觀期待。（本文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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