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下）：俳徊在日本與「祖國」的吳新榮
▍上篇：
1936柏林奧運的認同衝擊（上）：首位參與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
前文提到，吳新榮觀看《爆音》與《民族的祭典》時，油然而生的卻是「日本人」的認同。
《爆音》是1939年田坂具龍導演所拍的國策電影，其內容是農村的人們想盡辦法為國家製作戰鬥機捐款的故事，導演將農村的樸實與人情味描寫得淋漓盡致，這或許是吳新榮大受感動的原因。那《民族的祭典》讓吳新榮感動的機制可能是什麼？這必須從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的電影美學開始說起。
納粹導演蘭妮・萊芬斯坦
蘭妮・萊芬斯坦這位傳奇的女性導演，1902年出生德國柏林的富裕家庭，年輕時一心想往舞蹈發展，儘管家裡反對也不為所動，直到練舞受傷後轉往電影界發展。
蘭妮・萊芬斯坦演員生涯的轉折點是出演范克（Arnold Fanck）導演的《聖山》（1926）與《死的銀嶺》（1929）一躍成為巨星。范克的出身頗為特別，他是地質學博士，因為善於用攝影機從下往上仰望拍攝阿爾卑斯山的雄偉，他的電影也被稱為「山岳電影」，這樣的表現手法也為蘭妮・萊芬斯坦所承襲。
蘭妮・萊芬斯坦日後從演員轉為導演，但她是如何與納粹政權產生關連的？1987年，她在《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一書中提到，1932年2月希特勒到柏林演講，當時整個城市為之沸騰，她也好奇前往聆聽，之後還去信給希特勒請教演講中不明瞭之處，而後希特勒約見她，就這樣產生聯繫。
值得一提的是，蘭妮・萊芬斯坦之所以出版自傳，某種程度是為了撇清自己的歷史責任。書中論及她與納粹政權的關係經常避重就輕，或者把自己描寫為不知世事的單純女性，前面所說她與希特勒初次見面的過程就帶著這樣的色彩。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在回憶錄的描述裡，確立她在納粹宣傳電影當中的重要性。
《意志的勝利》（1935）是蘭妮・萊芬斯坦所拍納粹經典宣傳電影的第一部。這部作品以1934年9月在德國倫堡所舉行的納粹黨大會為主題，按既有電影研究的討論，這部紀錄片主要的邏輯是建構希特勒的權威形象。一開頭，希特勒的座機在空中飛行俯覽紐倫堡，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意味；而後，則是座機降落希特勒乘車往會場，納粹黨員夾道歡迎的畫面，攝影鏡頭從希特勒身後拍攝，是以希特勒的視角呈現他萬民擁戴的意象。
電影最後的希特勒演講，則是仿效范克的山岳電影由下而上仰望的角度拍攝，呈現希特勒的權威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演講所在的場地與舞台設計是由建築師亞伯特・史佩爾（Albert Speer）一手挑選與打造。
《意志的勝利》裡納粹的集會場所是能夠容納30萬人的齊柏林廣場（Zeppelinfeld），在這個宏大的廣場裡，史佩爾打造了古希臘神殿的樣式，長300公尺通往舞台的走道供希特勒進場，加上兩邊144根柱子，舞台中央更有三幅巨大的納粹旗幟，透過這樣的裝置烘托希特勒權威神聖的形象。
今日，《意志的勝利》當然是被視為納粹政權的宣傳之作；不過，問世之初，不僅在德國大為轟動，在德國之外也得到1936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牌獎等獎項。
奧運會史上第一支紀錄片《奧林匹亞》
繼《意志的勝利》的成功，1936年8月的柏林奧運會，是納粹政權向世界宣傳的大好時機。希特勒再次找來蘭妮・萊芬斯坦，表明無論需要什麼樣的拍片條件，都極力給予協助。在此情形下，奧運史上第一部紀錄片就在150萬馬克的巨額預算下開拍。
在《意志的勝利》裡，蘭妮・萊芬斯坦已創造出新穎的拍攝方式，在《奧林匹亞》裡拍攝方法也持續創新，例如氣球載著攝影機升空拍攝、水底攝影拍攝跳水選手躍入泳池的瞬間等。此外，攝影組更是大陣仗，多達超過40名的攝影師拍攝奧運比賽。
《奧林匹亞》的第一部是《民族的祭典》，一開頭是奧運的源流介紹，按希臘神話奧林匹亞正是舉辦運動會的所在，因而紀錄片也命名為奧林匹亞。《民族的祭典》回溯古希臘時代奧運的儀式如聖火的點燃，到彼時運動員競賽時的身影。古希臘奧運儀式再次出自史佩爾之手，仿古希臘的運動賽事則凸顯選手的力與美，其間甚至不乏裸露的鏡頭。
從古希臘為開端連結到現代的柏林奧運會，各國選手入場的開幕式裡，德國代表入場外加希特勒的揮手，以及全場觀眾的歡呼聲尤其是重點。在運動賽事方面，《民族的祭典》裡主要記錄了田徑比賽如短跑、跳高等項目的競賽實況；《美的祭典》則是田徑之外的競賽，最受矚目的莫過於蘭妮・萊芬斯坦呈現跳水的方式，選手從跳水台躍下的連續動作，展現了選手在空中的力與美。
《奧林匹亞》同樣受到歡迎也得到高評價，《奧林匹亞》1938年4月20日在德國首映，這一天，正是希特勒的生日，他也出現在柏林的電影館，觀眾看完興奮地喝采。此外，《奧林匹亞》也獲得1938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吳新榮為何因《民族的祭典》感動？
蘭妮・萊芬斯坦所展現的美學，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74年的著名篇章〈迷人的法西斯〉當中，有著犀利的解剖。在她看來，《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無疑是蘭妮・萊芬斯坦最重要的兩部宣傳納粹政權的作品，也是「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代表。
所謂的法西斯美學有兩面性，一是禁慾的秩序，就像《意志的勝利》齊柏林廣場上秩序井然的納粹黨員與軍隊，他們在數萬人齊聚的廣場中，在行進間有秩序地化為整齊的隊伍，這數萬人支撐了希特勒的權威與魅力；二是力與美的慾望，禁慾的反面是慾望的解放，這種慾望可見於《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當中納粹黨員看到希特勒的集體狂熱，也像是《奧林匹亞》當中的不羈的力與美。
無論在日本或是台灣，上映順序是《奧林匹亞》中的《民族的祭典》最先上映，而後是《美的祭典》，最後才是《意志的勝利》。回到吳新榮的日記文本，到底吳新榮在影片當中感動的心理機制是什麼？日記裡提到日本選手得到跳遠與三級跳的榮冠是他激動的原因。該屆奧運當中，田島直人獲得三級跳冠軍，來自朝鮮的孫基禎則獲得馬拉松冠軍。
《民族的祭典》當中確實可以看到兩人奪冠的身影，其中，相較之下鏡頭花在孫基禎身上的時間遠較為多。馬拉松賽前最被看好的是阿根廷選手，不過，到了35公里處，阿根廷手棄賽，孫基禎與其他選手相互競爭，最後階段才取得領先優勢最後奪冠。馬拉松之所以花費最多時間描述，除了過程精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個運動項目強調剛忍堅毅，這恰與法西斯的美學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前後對蘭妮・萊芬斯坦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或台灣文化人不在少數，日本文藝評論家小林秀雄就是一例。他在1940年代看完之後，便對電影中所展現的力與美，以及背後所蘊藏的深不可測的思想印象深刻。
作為文藝評論家的小林秀雄，敏銳地看出電影背後有某種思想的存在，但他無法說出那是什麼。直到30多年後蘇珊・桑塔格將之明確化為「法西斯美學」。但可以看到，蘭妮・萊芬斯坦電影鏡頭下的力與美，確實在1940年前後對文化人有種強烈的吸引力。
德國之力的新世界想像
總結張星賢與吳新榮的1936年柏林奧運心得，兩人都因這場奧運看到為國際所肯定的日本，他們的日本認同也克服了此前存在內心的個人因素，可以說，柏林奧運對他們都有很大的衝擊。
附帶一提的是，吳新榮觀看《民族的祭典》的心得當中，「第二次歐洲大戰中，德國的感動的勝利，與法國的感傷的敗北，成了強烈的對照」，這段話開如何解讀？放在吳新榮的脈絡下，要做出這樣的判斷並不容易，因為他對法國電影情有獨鍾，並以此延伸為對法國文化的喜愛。
日記裡，他對法國電影多所稱讚，例如1940年6月3日「法國影片在藝術上與德國影片相比，是較具思想性；而和美國電影的資本性相比，法片較具政治性，這一點是令我滿意的」。再例如1940年10月15日「為了觀賞期待中的《美麗的戰爭》，就趕著去世界館。這部電影不違當初的期待，滿足了我們文化方面的需求。啊，能產生像主角歌林李修這種人才的法國，實在令人嚮往」。
德國成為新興強權，法國卻相對衰弱的判斷，也非吳新榮獨有。1911年出生，與吳新榮年紀相仿的作家龍瑛宗也在小說當中表達了這樣的看法。龍瑛宗的小說作品當中，經常置入作家姓名、著作書籍名稱甚至電影藉以勾勒知識份子形象，〈午前的懸崖〉亦復如此，小說裡的片段，與吳新榮的判斷相同：
你看過法國電影《美麗的青春》嗎？描寫的是醫科學生的生活。那種青春，一點也不美。是黯淡的青春。但是，最使我驚異的是……法國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國家，連在這樣的國家，父親對兒子都是不能理解的。那電影裡的法國大學生，根本沒有青春的燦爛。他們是疲倦的。我該怎麼說呢？對，是黑暗的、抑鬱的。……法國真是個疲倦的國家。法國之所以戰敗，我相信一定是因為文化疲憊了。
這是1941年龍瑛宗發表於《台灣時報》的作品，1940年前後的時空點，30歲上下的吳新榮與龍瑛宗，他們的內心裡的國際政治版圖出現了變化，一個新世界將可能形成。四五年之後，世界局勢並未按照他們的判斷發展，迎接他們的是另一場身分認同的曲折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