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協百年：重探巡映隊美台團的電影實踐（上）

文化協會成立百年，各種紀念活動隨之展開，其中，文化協會的巡映隊美台團的電影放映，尤其是巡映隊的辯士講解，也成文協科普的焦點之一。

文協成立的1921年，與台灣進入內地延長主義的現代化時程同步，在統治者著手構築現代化殖民地之際，被殖民者也力圖以現代理念喚醒大眾。關於美台團的敘述，一般以葉榮鐘、吳三連與蔡培火等所寫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所述為本，其要點有三：

1. 1925年蔡培火母親71歲大壽時，文協同志分送禮金祝賀，蔡培火將禮金的大部分作為電影巡映所需器材與影片之用。他到東京購買《丹麥之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犬馬救主》、《紅的十字架》等教育影片十數卷，此外，購買美國製的放映機一台。
2. 蔡培火另做「美台團」歌曲，放映前，隊員先行演唱，而後，觀眾熟悉之後，也加入演唱，氣氛至為熱烈。美台團第一段為：「美台團，愛台灣，愛伊風好日也好，愛伊百姓品格高。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大家請認真，生活著美滿」。
3. 1927年文協分裂之後，左派掌權，左派有意奪取影片與放映設備，但因美台團是文協另外的組織，左派未能成功取得。而後美台團的活動，則在左派的阻撓下，無疾而終。

這段美台團簡史，看似簡潔完整，不過，如果對照《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日記乃至《蔡培火日記》，我們會發現，這段敘述大有重新檢視之必要：

1. 按《台灣民族運動史》當中的文字敘述，我們可能會有這樣的印象：美台團的運作與美台團團歌都是1925年之後未幾的事情。文協巡映隊雖確實為蔡培火主導，然而，美台團此一名稱的出現，是在文協分裂的1927年才出現，真正付諸實現是在1933年，其與文協巡映隊在經營目標上已有相當的差異。這一點，較少受到討論。
2. 《台灣民族運動史》當中對左派的指控，可分兩部分來看，一是文協分裂後，美台團遭左派阻撓，導致美台團的運作無疾而終。如前面所說，美台團是文協分裂後成立，這個指控可能是指文協的巡映隊。二是左派企圖奪取美台團相關設備，這一點或可延伸討論。這個敘述顯示左派也有透過電影進行宣傳的企圖，他們最終進行了什麼樣的電影實踐？

以上，是對《台灣民族運動史》當中的美台團簡史部分所延伸的疑問，這些疑問在文協百年的討論中較少被觸及。討論的原點，應先從殖民者將電影視為統治策略的一環開始，從這個脈絡出發，比較能夠突顯文協電影巡映隊的意義、蔡培火的美台團實踐乃至對左右兩派的衝擊。

新興帝國以電影宣揚國威

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之後，一躍成為新興帝國。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這一年，盧米埃兄弟在巴黎進行電影放映，這也被視為世界電影史的起點。新興帝國日本與英國、法國等老牌帝國不同之處，在於日本的殖民地或佔領地都在日本鄰近。日本很快意識到新興媒介電影可作為政治宣傳之用，殖民地都在鄰近也提供相當的便利。也因此，日本從1895年擁有第一個殖民地到1945年戰敗之間，日本的殖民地與佔領地，幾乎都設有電影設置機構拍攝殖民地與佔領地為主題的電影。

日治時期台灣電影的奠基者高松豐次郎，便是來台灣以電影進行政治宣傳。高松豐次郎來台，是受伊藤博文之托。高松​​豐次郎是有著傳奇人生的人物，年輕時在紡織工廠工作，左手不慎遭機器所割。隨後的賠償問題和工廠談不攏之後，憤怒的他進入明治法律學校攻讀法律，矢志研究勞工問題。畢業後，從事勞工運動，因拜師學過單口相聲，口才辨給，而且也利用電影宣傳理念，因此伊藤博文十分看中高松的才能。

高松豐次郎的台灣時光，一開始是以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為平台，這是後藤新平的妻子後藤和子1904年所發起成立的協會，成員主要是在台日人的妻子以及台灣社會賢達的妻子，宗旨在於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活動，台北、台中與台南都設有分部。後藤新平對歐美文明極感興趣，愛國婦人會成立之初，就購置了電影放映機，愛國婦人會也進行電影巡映，高松豐次郎自然是核心人物。此外，台灣總督府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幾乎就是高松豐次郎的廣告，他的一舉一動，舉凡日本返台歸來帶來的影片、為台灣總督府拍攝的影片、電影事業版圖介紹都有詳盡的報導。

高松豐次郎的電影放映當中，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日俄戰爭的電影，二是透過電影放映深入地方。日俄戰爭的電影之所以重要，在於當時台灣謠傳日本戰敗，就連台灣的日本官員也準備逃跑。也因此，宣揚日本軍威的日俄戰爭電影帶有震嚇的效果。1904年5月2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就記錄了高松豐次郎在淡水館放映日俄戰爭相關的《旅順の海戰》、《日本兵の練習》等影片的實況。高松豐次郎的口才與台風畢竟已在日本磨練過，報導特別提到他能用滑稽又簡單明瞭、連小孩都能懂的語言解說。

《台灣日日新報》是殖民者視角的報導，從台北總督府的角度看台灣。近二十年來，台灣有幾部日治時期人物的日記相繼出版，這些日記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地方社會的實態，《水竹居主人日記》就是一例。撰主張麗俊台中豐原（葫蘆墩）人，1869年出生，13歲入漢學，26歲中秀才，然而，也在此時台灣成為殖民地。1899年張麗俊成為保正，他共任保正20年。在《水竹居主人日記》當中，可以看到日俄戰爭相關影片也很快地進入到地方巡映。張麗俊在1906年2月22日的日記裡，便記載「到役場領觀日露戰爭（即日俄戰爭）活動寫真，入場券百二十枚，幼小兒二十枚」。

電影作為殖民的教化

除了透過戰爭電影宣揚戰威之外，電影也作為教化之用，這類功能也內化為統治的日常。其中，教化可分兩類，一是針對原住民。二是學校教育。

在原住民部分，1906年7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生番化服」的一則報導，可以看到「現代」殖民者以電影教化「野蠻」原住民。該則報導如下：

阿緱廳潮州庄支廳管下諸社番，囊時頗稱兇惡。自當道設置警官派出所，畧見綏靖，然猶未見十分馴致，其興近山村落衝突者，亦所時有。因本年二月間，潮州支廳曾開活動寫真會，而該撫番派出所，帶同轄下番人一齊觀玩。諸番無不心驚咤異，始覺文明野鄙，相棄霄壤，自覺往日之相頑抗者，殊實謬錯，今已豁然醒悟，自知此後不得不沾恩王化矣。

這則新聞的簡要之意就在於電影對原住民有震嚇教化之用。

作為教化之用的電影，也成為學校的日常。茲舉一例，1920年代參與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在新竹極為活躍的黃旺成，此前曾是公學校教師。他在1915年6月30日的日記裡，記錄當晚新竹公學校放映遞信（通信）活動寫真，他前去當翻譯。如果對照《台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3日的報導，小學校與公學校學生約一千兩百名，外加內地人與本島人觀眾，不下五千多人。事實上，《台灣日日新報》當中，類似報導繁多，可以說電影作為現代知識傳遞的方式，已成學校教育的日常。此外，這類電影放映，觀眾人數也多是以上千為單位。

掀起熱潮的文協巡映隊

當殖民者已透過電影作為政治宣傳乃至現代知識的教育之用時，文化協會又如何回應呢？

1921年文化協會成立之後，標榜為台灣人發聲的《台灣民報》裡，可以看到各地文化演講、讀報社成立等消息，蔚為1920年代台灣的文化熱潮。電影的角色，1925年才得到文協的討論。依1925年11月22日《台灣民報》「台灣文化協會報告（下）」的報導，此前文化協會將成立巡迴活動寫真的想法，已得到各地同志的贊同，並已得到三千多圓的寄附金，預估經費籌措到五千圓時開始開啟電影巡映。

接下來的發展，就是《台灣民族運動史》當中所提到的，蔡培火運用母親大壽的禮金，到東京購買教育影片與放映設備。如果考究細節，《台灣民族運動史》提到致贈蔡母的壽金為四千多圓，這些錢除了購置銀花瓶等花費兩百圓之外，其餘皆投入影片與放映設備。可以看到，蔡培火的適時支援，使得巡映隊的構想得以成型。接下來，依《台灣民報》1926年4月18日的報導，蔡培火所購買的教育影片已通過總督檢閱，簡言之，電影巡映箭在弦上。不過才一個星期之後，巡映隊的活動就迅速在台南的大舞台展開。

底下，是筆者根據《台灣民報》所整理的文協電影巡映隊的相關報導。

根據前面的大事記來看，報導所使用語彙有活動寫真隊、有寫真班等不一而足，可以確定的是，此一時期還沒有美台團的稱呼。文協巡映隊深受歡迎，文協也力圖到各處巡映深入地方。文協的巡映當中，影像之外，另一個主角就是辯士，報導中可以看到，辯士時而帶入時政藉此反諷殖民當局，這也是與殖民者所舉辦的電影放映最大的不同。也因此，文協的巡映經常受到刁難。

《台灣民報》的報導是從整體的巡映氣氛角度出發，至於個別台下的觀眾如何評價巡映隊？張麗俊在1926年4月20日的日記裡，記下在台中豐原觀看文化協會電影巡映隊的心得：

入夜，往聖王廟玩文化協會活動寫真，對北極探險隊演遇野獸熊狐獅象、冰山苦海、倫敦市街之繁華，滿州碳鑛、鐵礦之豐富，丁抹（丹麥）工業、人心組合之發展及山田、塚本教育之方法，說明者盧丙丁氏對各件詳細說明，至11時演畢，散歸。

從觀眾張麗俊的角度來看，台上放映的影像內容栩栩如生地呈現世界新知，辯士也充分詳細地講解。這樣的方式，恰好填補了原來文協演講的不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是台灣總督府治理台灣時期警察方面的紀錄，其中，社會運動方面，日本警察對文協活動自然也有監視。在他們眼中，文協在各地的演講活動，雖然總是人山人海，但台上知識精英的演講內容，與台下的觀眾有知識上的鴻溝，因此，演講的影響力有限。文協的巡映隊藉由影像，填補了這個鴻溝，這也是文協巡隊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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