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舊是麻藥還是解藥？《胭脂扣》的香港歷史鄉愁與身分認同

張國榮與梅豔芳1987年主演的經典電影《胭脂扣》，近日伴隨「榮情蜜意張國榮影展」重新上映。雖已是35年前的作品，梅豔芳與張國榮也早已不在人世，但巨星與作品的魅力卻未隨歲月流逝。

《胭脂扣》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1985年的同名小說，李碧華在1980年代寫作了多部以中國與香港為主題的暢銷歷史小說，堪稱異數。其中，不少作品都搬上大銀幕。作為重要文化現象的小說與電影經典，《胭脂扣》自然也吸引眾多不同路數的電影與文學評論者的解讀。

20多年前的評論文章當中，香港出身、在美國杜克大學任教的周蕾的〈愛情信物〉，與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的〈小說為何與如何讓人「記憶」香港：李碧華《胭脂扣》與香港意識〉評論對象不同，前者是電影，後者是小說，但提出的視角卻可互為參照。周蕾將電影放在1980年香港的懷舊熱潮下進行反思，質問電影《胭脂扣》是否為一種想像的懷舊？藤井省三則對香港歷史與社會的考證，指出小說《胭脂扣》表述了香港共同體的前世今生。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1980年代中英談判開始，外加香港電影的興盛，香港電影中的身分想像與認同已是電影研究中的重要議題。《胭脂扣》也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解讀，不過，在懷「舊」與「新」的共同體之間，看似矛盾，然而，貫通舊與新，卻可找到解讀《胭脂扣》的另類方式。

在80代回望30年代：「想像」的懷舊？

《胭脂扣》的電影版與小說版結構大致相同。

1930年代，家業興盛的南北行之子十二少愛上青樓女子如花，因家人反對相約自殺，如花死去，但十二少苟活人間。死前兩人相約3811作為見面代號。如花在陰間等不到十二少，於是來到人間想要刊登廣告找尋十二少。報社記者袁永定與凌楚絹見到如花後，從恐懼到相助，最後協助在片廠找到落魄的十二少。

張國榮與梅豔芳分別飾演十二少與如花，自是電影焦點，1980年代中後期，兩人已開始綻放巨星光彩。不過，萬梓良與朱寶意所飾演協助如花找尋十二少的現代情侶，也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透過他們，一方面架構了1930年代愛情與現代的對照，前者是生死相許的濃烈，後者是愛情與工作交雜的無以安定。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見證香港地景從1930年到1980年代的變遷，諸如風月場所倚紅樓已成幼稚園、太平戲院則變成7-11等。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建築風貌快速變遷。

此外，小說《胭脂扣》出版的前一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確立香港將於1997年歸還中國，在「一國兩制」下「五十年不變」。在這樣的脈絡下，彼時香港洋溢著懷舊氣氛，昔日的明信片、廣告、電影海報等突然流行，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

懷舊，源自精神醫學的名詞，意指人遠離家鄉多年，其所想像的家鄉，總是純淨美好。然而，想像與現實卻可能有很大的差距。面對香港的懷舊情緒，周蕾的提醒便在於電影《胭脂扣》裡的懷舊，會不會單純只是一種富饒社會下的懷舊？簡言之，是一種想像的懷舊。從1980年代的時空點，想像婀娜多姿的1930年代，尤其電影中對於風月場所乃至廣東傳統戲曲都有相當細緻的描述，《胭脂扣》像是一個包裝精緻的神話。

懷舊的意義是「懷」還是「舊」？

關於懷舊，我們可以試著更細緻地解讀。

前蘇聯出生，而後移民美國求學並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文化理論家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2001年的重要作品《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當中，提出兩種類型的懷舊：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修復型懷舊側重的是舊，而不是懷，透過舊來重建失去的家園與填補記憶的空缺。反思型懷舊側重的是懷，而不是舊，透過懷來建構個人與文化的記憶。博伊姆強調，這兩種類型的懷舊有時會有重合的現象，並非黑白二分。

如果以台灣為例，威權時期教科書當中的「臥薪嘗膽」、「少康中興」、「田單復國」等「歷史生聚教訓」，就是修復型懷舊的最好例子。政府不要大家思考這些歷史事件的內涵、來龍去脈，只須將之視為戮力以赴的政治目標——反攻大陸即可。至於反思型懷舊，近年來，不少文化工作者致力於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戲劇等創作，這些創作，正帶著對過去的反思（而非過去永遠美好），試圖建立個人與集體的文化記憶。

博伊姆所說的反思性懷舊，讓我們對《胭脂扣》可以有另一條詮釋的路徑，起點是袁永定。袁永定面對如花訴說著1930年代的種種時，當下判斷她是鬼，嚇得說「我的歷史不好！」這句話是雙關語，一方面指袁永定不想知道如花所說的那些事，另一方面更是暗諷香港人對過去不了解。但也正是歷史不好的袁永定，為了協助尋找十二少的下落，到處打探情報。

電影中，暗示了歷史找尋並不容易，袁永定到南北行，打聽有沒有人知道當年十二少家族的南北行，店員回答「我父親可能知道，但他死了」。當現代香港人想知道過去歷史時，卻可能面臨來不及了解的可能。不過，在古董店裡，他看到《骨子報》這樣1930年代報導風月場所的小報，在協助如花的過程裡，他也得知現代建築物背後的種種歷史背景。

通俗力量大：找尋昔日香港的樣貌

從袁永定的角度出發，正可以看到尋找香港前世今生的過程。

香港身分想像與認同的形塑過程中，媒體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港英政府統治下，香港成為殖民地是一段不方便明言的歷史，因此在學校教育裡，香港歷史並不被重視。1970年代電視台開播，電視劇「獅子山下」系列，再現了各式各樣的群體到香港立足的故事，這些庶民故事正是活生生的香港歷史。香港電影當中，更有許多通俗有趣的作品再現香港歷史與身分認同，這些電影在1997年九七大限前夕數量達到高潮，諸如《新難兄難弟》（1993）、《甜蜜蜜》（1996）、《虎度門》（1996）、《香港製造》（1997）、《南海十三郎》（1997）等，彼時香港電影極富活力，遠遠不只這些作品。

不過，可以看到，關於香港歷史與身分認同的時間軸，基本上從戰後開始。然而，《胭脂扣》別出心裁將時間軸往更前面的歷史推移。藤井省三透過小說《胭脂扣》的研究指出，關於《胭脂扣》的評論，部分論者認為李碧華架構了如風月場所導覽的1930年代，不過，在藤井省三看來，與其說是供人遐想的風月獵奇，不如說是對香港本身「戀愛」的歷史覺醒。

延伸藤井省三的觀點來說，小說《胭脂扣》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當中所說的通俗小說。通俗小說的功能，在於提供讀者同一時間與共同空間的想像，進而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回到懷舊。當遠離家鄉多年的人們渾然不知家鄉的劇烈變化，腦海裡依舊是單純美好的家鄉意象時，想像與現實是斷裂的，懷舊只是暫時安慰的麻藥。反思性的懷舊可以成為解藥，當我們帶著思辨透過對歷史片斷的蒐集，可以建立起個人乃至集體的記憶。

《胭脂扣》給我們的啟示是，通俗力量大，即便今日，香港還有人持續探索著《胭脂扣》當中所提到的塘西、太平戲院等地方，尤其是香港在中國因素下家園變異，人們更進一步在歷史中找尋昔日香港的種種樣貌。懷舊可以不必是麻藥，而是解決認同困頓的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