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仰的人——來自美國的醫師羅慧夫

鳴人選書 13 Dec, 2018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的創辦人羅慧夫醫師辭世，享耆壽91歲。他將40年的青春歲月奉獻給台灣，成就台灣醫療史上許多個「第一」，並讓台灣整形外科醫療技術享譽國際。圖／中華文化總會提供

最後一檯刀

那是羅慧夫離開台灣以前的最後一檯刀。

1999年11月9日，長庚醫院的顱顏中心開刀房，40年如一日的手術室裡瀰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氛，就連平常羅慧夫不以為意的心電圖與呼吸監測器所發出的電子聲響，在此刻都漸發巨大了起來。站在他旁邊的是許久不跟刀的護理長林麗虹。林麗虹低聲地跟他說：「院長，你知嚜？你來這第一次開刀，我就站在你的邊仔。」說完眼淚就掉了下來。這時他突然驚覺，自己這一生待在台灣的時間竟不知不覺早已超過了待在美國的時間。

他今天的助手是顱顏中心主任陳國鼎醫師，加上許久不曾親自刷手上陣的護理長林麗虹，他知道這是大家為他精心安排的一個像是某種穿越時光的復刻版組合。陳國鼎是他的得意門生，兩人之間的默契是在白袍翻飛、時光流轉的幾十年間所建立起來的。

手術檯前，一切準備就緒。如同往常一般，羅慧夫低下頭禱告，這是他長久以來做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所不曾忘記的習慣。在他還小的時候，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宣教士，甚至還是一位站在手術檯前的醫生。從小成績並非頂尖的羅慧夫，「當醫生」是一個只能放在心裡無法與人宣說的那種難以實現的「夢想」。沒想到當兵兩年竟被分配在軍醫院的開刀房擔任技術助理，羅慧夫退伍之後就靠著那兩年寶貴的「臨床經驗」，一邊到醫院打工賺取學費，一邊準備醫學院的入學考試，最後終於如願申請到愛荷華州立大學醫學院。

為了維持病人的體溫，手術室裡的室溫必須隨時調整。也許是外面那一台全程轉播的攝影機，黑而深邃的鏡頭像是一隻在回憶裡凝視著他的瞳仁，竟讓他的身體感覺有些燥熱。他不禁想起剛到島國時，台灣的醫療設備還不完備，夏日炎炎，開刀房裡竟然是用大塊冰磚加電風扇來維持室溫。

那幾年，來自溫帶地區的他，總是揮汗如雨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手術。那時候的護士甚至相當貼心地在透氣不佳的手術衣後背剪破一個大洞，為他製作了一套獨一無二的「露背」手術衣，讓他還來不及習慣當地氣候的身體，先熟悉了台灣人細心而豪爽的人情與行事風格。「多麼懷念那樣的汗水啊！」在此刻這個已能夠用中央空調精確調控溫度的房間，他心裡這樣想著，好像就有那麼一顆飽滿著回憶的汗水就要從額際滲出。

想像中的汗水還未滴落，往事已如大雨滂沱。

有智慧的夫子

他還記得那是1959年的夏天，他在美國密西根州的百特歐斯醫院（Butterworth Hospital）接受4年實習訓練的最後一年，過完這個漫長的夏天，他就成為一個合格的醫生了。當時的未來就像看一場已經知道結局的電影，他已經能夠預想得到自己將在這個夏天過後，覓得一家醫院工作，或是開一間診所、賺錢、買一間小房子、經營一個美好的家庭。一切理所當然，彷彿上輩子也是這樣度過的。一直到他輾轉收到一封來自台灣馬偕醫院院長夏禮文（Dr. Clarence Holleman）徵求宣教士的來信，那是一封他讀過寫得極好的一封信，即便一開始只是禮貌性地回信探詢，經過兩三個月的魚雁往返，他其實已經暗自下定決心，接受這份來自神的旨意。這與其說是被夏院長的誠意感動，倒不如說有一種想要回應神諭的悸動油然而生。

於是同年的初秋，他偕同美麗的妻子露西與一雙年幼的兒女，不辭千里之遙，為著答允來自神的邀約，搭乘一艘名為「京士威爾」的挪威籍貨船，橫越過一片有如藍絲綢一般的太平洋，風塵僕僕地來到他生命中神的「應許之地」。

來到這樣一個擁有陌生語言的島國，他首先需要一個名字。到台灣的第一個月，教會安排他上語言學校，教的卻不是台灣當時的「國語」，而是台灣庶民生活最普遍使用的「台語」。於是他的姓氏「Noordhoff」，前半部的音節成為「羅」，後半部的音節則成為「慧夫」，當時的語言老師還向他解釋，這是一個饒富深意的名字，期許他能夠在醫院裡成為一個「有智慧的夫子」，為當時百廢待興的馬偕醫院帶來新的契機與展望。

他回想起在馬偕醫院那段與眾人胼手胝足度過一個又一個難關的時光，從1959年到1976年，將近20年的歲月，馬偕醫院幾乎就等於他醫療生命的全部。他在馬偕醫院首度引進了防治小兒麻痺症的沙克疫苗、設立了台灣第一間有別於急診室與一般病房概念的「加護病房」及強調專科治療的「燒燙傷病房」，並將身體醫療延伸至心靈療癒的領域，創辦了東亞第一個「自殺防治中心（生命線）」，以及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特別皮膚科（漢生病）」與「唇顎裂中心」，也都是在馬偕時期一一實現。

除了在醫學、醫事技術上的種種進展，羅慧夫回顧馬偕時期的點點滴滴，就像是面對一個初戀情人那樣，無法細數的諸多情節發生在酸甜苦辣的人際交往中，他也說不清是誰改變了誰，當初那個被台灣人揶揄的「土直」的阿斗仔院長，就像馬偕醫院一樣，20年間，竟也有了全新的生命經驗與內涵。

「干無這款代誌？」

羅慧夫剛到台灣的時候，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台灣還是一個無論在人情或景觀上，都還留存有些許日本殖民味道的南方襖熱島國。因此，那個時代，台灣的醫療體系也多半還依循著日式的師徒制，師徒之間因為身分上有了前輩、後進那樣不容質疑的距離，自然在處事互動上便形成了分寸，許多事情不好當面說也就不再提起，以至於學生就算對老師多有怨懟，也多半是無所排遣，而老師也常以某種「留一手」的態勢，提防著那些虎視眈眈等待取而代己的後進。

而羅慧夫所帶來的美式作風，像是朋友般直言不諱的相處模式，讓拘謹的台灣醫師如陳國鼎，印象深刻。有一次，已經是主治醫師的陳國鼎，正在為病人縫線，羅慧夫在身後走過，望了一眼便說：「不行，差太多了，拆掉，重縫。」語畢，他並不知道陳國鼎當時背向他且帶著無菌口罩的臉，其實是青一陣紅一陣地感到無比困窘，事後陳國鼎還向同是主治醫生的洪凱風抱怨：「什麼嘛，才差這麼一點點，他自己來縫縫看！」

一直到好幾年後，陳國鼎到加拿大受訓，在眾多國外大師級的醫師前親自操刀，拿著不慣用的器械、陌生的環境和幾雙目光銳利的眼睛之下，劃下不偏不倚完美的第一刀的那一刻，陳國鼎才領略到羅慧夫做為一個老師，那種對待晚輩絲毫不藏私、傾囊相授的態度，對於自己其實是一種莫大的幫助。

這些當然都是日後羅慧夫熟悉了台灣獨特的「搏挼」文化之後，才知道的隱情，然而諸如此類的故事像是一樁樁追溯期已過的事件，人們向他提起時，他總是心生疑惑：「干無這款代誌？」

羅慧夫的美式作風不只為台灣帶來了醫學上的各項創新概念，在醫院行政與人事的改革上，秉持著他向來直來直往、講求公平正義的性格，針對當時醫病關係中沉痾已久的「紅包」文化中，衝撞出一套更體制化、人性化，且符合醫病倫理的「門診醫師費」制度。此舉不僅保障了患者就醫的平等，同時也促進了醫師願意花更多心力於提升醫療品質的動機。

其中，剛從台大商學系畢業的張錦文，在羅慧夫特意的培養下，成為台灣第一位「醫務管理」的專才。張錦文從廢除院內痰盂設施、消滅廚房老鼠、抓偷菜員工做起，乃至於食物與藥品的採購及管理、薪水制度的改變，人情文化的變革……不一而足，都成為他的工作內容，也是在這樣篳路藍縷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醫務管理中五大範疇：清潔、營養、採購、財務、人事。1964年羅慧夫帶著全家回美國研習，張錦文同年稍早也在醫院推薦下到密西根大學進修醫務管理。一年學成之後，羅慧夫特別邀請張錦文到同一家醫院實習，住在同一個社區，他常用台語和其他人這樣介紹張錦文：「伊和我作伙祈禱、冤家、流目屎，也作伙歡喜。」羅慧夫對於後輩的提攜與愛護可見一斑。

紅白線上建立起的希望之國

1981年羅慧夫發現他的腿部肌肉有時會莫名抽搐，而這樣的狀況漸漸蔓延到他的手，四肢似乎也不像以往充滿力氣。那時候長庚醫院的神經外科醫師費宏德（Dr. David Fairholm）經由一系列的檢查，推測羅慧夫得的是「路格瑞氏症」（ALS,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那是一種中樞神經退化性的疾病，通常只能活2到5年。一直都是醫者角色的羅慧夫，倏然間好像跨過了什麼隱形的界線，成為患者，而且還是最悲慘的那種絕症患者。他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般堅強，因為他的心頭和肩膀還承載著許多未完成的事。

在那段時間裡，他經歷了所有絕症患者應該經歷的過程：否認、自責、怨懟、然後接受。唯一不變的是他沒有放棄他的信仰，他仍然是那一個30年前為了回應神諭而遠渡重洋來到陌生島國的有信仰的人。他一方面積極配合醫院的治療，一方面也參與教會的浸禱（the soaking pray）。在這個與死亡對峙的過程中，他漸漸理解了一種能夠「將自己交付出去」的幸福，與死亡的關係也從對峙轉化為和解。

就在羅慧夫真正懂得什麼叫做「你只要為別人禱告，讓別人為你自己禱告」，每日照常地上下班、開刀，面對患者就如同對鏡般更貼近彼此之際，他的手腳竟然在一年之內逐漸恢復氣力，「路格瑞式症」的症狀像不曾發生過的夢境一般，被留置在過去的黑夜之中。

接下來的幾年，他像是一個老水手一樣，更清楚地掌握了自己生命之海的風向，並在唇顎裂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一切均源自於一條隱喻般的「紅白線」。

唇顎裂患者原本在手術過後，由於上唇組織與人中皮膚的差異，會在上唇留下一條「紅白線」，對羅慧夫而言，那不只是美和醜的界線，那些年來他的生活也好像就是走在那條細小的紅白線上。許許多多的研討會、學術研究、臨床手術以及不眠的夜都圍繞著這一條彷彿印記般的紅白線。一直到幾年前他終於研發出了有別於傳統刀法的改良式「密勒刀法」，將原本切掉的紅唇組織留下一個小三角形，使口腔黏膜的結痂不再外露，才改善了一直以來困擾醫界已久的紅白線問題。也因為走上了這條「紅白線」，讓他獲得素有國際整形外科最高榮譽之稱的「麥林尼克」獎。同樣地，也就是秉持著這樣的信念，羅慧夫在長庚的另一個20年，成功地打造出「台灣整形外科王國」，無論是在教學或研究上均在國際上頗負盛名。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最近完成教育宣導影片，籲請社會真誠地了解、接納唇顎裂者。圖為影星金城武與羅慧夫合影，1994年。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祂沒有雙手，但你們有。」

1989年12月，羅慧夫拿出多年的積蓄300萬元，成立了「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試圖幫助更多唇顎裂兒童。基金會成立之後，推動各種服務方案、積極幫助國內患者，進而於1998年將服務足跡延伸至海外，巴拿馬、肯亞、坦尚尼亞、南非、越南、柬埔寨及菲律賓均成為基金會亟欲傳承醫療技術的地區。在大部分人類社會的文化中，有顱顏缺陷的小孩，很容易就會受到歧視，進而對自己的人生失去信心，甚至還來不及長大，就被父母親或整個社會遺棄。羅慧夫認為這是一種對於生命的蔑視與不尊重，對於完美生命的一種偏執，顱顏基金會想要做的不是復原某種完美生命的存在，而是希望透過修補外在的缺陷，補足生命內在本然的完滿。

因此「整形外科」對於他而言，有著說不出的神祕之處。他總是和所有問起他關於為什麼要獻身於唇顎裂修補的人，述說這麼一段故事：

德國紐倫堡的一座教堂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到了無情的砲火摧殘，整座建築物幾乎全毀，但是教堂內一座基督雕像卻奇蹟般地保存了下來，只不過基督的雙手不見了。戰後教堂重建的過程中，一位藝術家負責將基督的雙手修補回來，他努力地一試再試，卻始終無法重新修復那一雙遺失的雙手。最後，這位藝術家放棄了，不過他卻在這座雕像的底座刻了一行字：「祂沒有雙手，但你們有。」

羅慧夫回想起離開台灣前的最後一檯刀，躺在手術檯上這個才3個月大的小男嬰，已然熟睡的小小臉龐上有一處等待被縫補的熟悉的缺口。羅慧夫仔細地端詳這個缺口，彷彿看見了那條已經成為歷史名詞的「紅白線」，也彷彿看見了在紅白線上踽踽獨行的自己。

2013年9月29日，約定之日，眾神都休息的安息日，有一件事卻喚醒了所有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已罹患帕金森氏症的羅慧夫，這次回到台灣前，即表示由於身體狀況的緣故，未來無法再負荷長途的飛行，9月29日也許就是他最後一次飛回這座植滿他青春回憶的蔥鬱小島。

見面會當天，所有他認識與不認識的人，臉上都同樣掛著一副不捨的表情，羅慧夫知道自己的不捨也許正是這些不捨心情的總和，他無法想像這一天終究會到來。

當時離開台灣前，最後一檯手術的3個月大的小男嬰，現在正以一種少年特有的生澀姿態，站在台上與他相對。肉體衰弛，精神卻極為敏銳，當初進行最後一台手術時的離別心情，一時之間充塞在胸口，他依稀可以聽得懂少年準備已久的講稿，即便少年操的不是羅慧夫熟悉的台語：「……因為有你的幫助，我現在以正常的樣子跟大家相處，不會被投以什麼奇怪的眼光，所以我想親自謝謝你……」羅慧夫對這樣的話語並不陌生，但是此時此刻，他彷彿才真正理解自己的雙手終究不是那雙遺失的「上帝之手」，而是那雙一試再試的藝術家之手，他的雙手不是為了完美地修補缺損之物而存在，而是在努力與堅持的過程中，給予其他人更多關於生命的勇氣與信心。

「你的雙手能夠為這個世界的其他人帶來什麼呢？」羅慧夫在心底輕聲地詢問眼前這個羞赧的少年。

※ 本文摘自《台灣的臉孔：11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的天使》，更多內容請參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