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臺灣文學的一盞明燈——鍾肇政與《臺灣文藝》雜誌
（※ 文：向陽，作家）
1976年10月7日，獨力撐持《臺灣文藝》雜誌13年的吳濁流先生逝世，長期以來協助編務的小說家鍾肇政，在延續臺灣文學命脈的使命感下，接下了這個相當吃力的棒子。
創刊於1964年4月的《臺灣文藝》，是戰後臺灣本土文學的搖籃，但由於1960年代的臺灣文壇以現代主義為宗，描寫臺灣鄉土、反應社會現實的文學未成主流，加上政治上的敏感，使得這份雜誌並未受到讀者的青睞，借鍾肇政先生的說法，「她幾乎沒有銷路」，吳濁流為了這份雜誌，四處向老友募款，把雜誌編印出來之後，「差不多可以說只是為了分送給朋友們而已」——在這樣慘澹的狀況下，鍾肇政先生毅然接下重擔，可以看出他為臺灣文學的傳承與延續所下的決心。
我大約也在這個階段接觸了《臺灣文藝》，當時我仍就讀文化學院，開始寫詩，投稿，在圖書館看到《臺灣文藝》，薄薄的冊子，紙張與印刷都不夠精緻，相較於當時大學生必讀的《中外文學》，這本文學雜誌看來並不起眼，然而我卻被蘊藏其中的「臺灣味」吸引了。這是無法言說的感覺，來自泥土的聲音，在我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紙頁中召喚著我。
當時的我開始臺語詩和十行詩的實驗。十行詩每一寫就，就投稿報紙副刊和詩刊，都很快被刊登出來；但當時稱為「方言詩」的臺語詩則命途多舛，投寄報紙都遭退稿，後來我把最初的一輯「家譜篇」寄給了《笠》詩刊，接到了主編趙天儀先生的明信片，說這輯詩作會刊登時，整個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在那個暗黑的年代中，使用臺語創作，犯了兩個大忌——文學水平和政治疑慮。
《笠》詩刊接受還是無名投稿者的臺語詩，讓我有了繼續寫下去的信心。另一個接受我的臺語詩的刊物是高準先生主編的《詩潮》，這是緣於高準先生當時在華岡任教，要我提供詩作，於是我把「狂誕篇」交給了他，發表在1977年5月的創刊號中，並且意外地獲得該刊創刊紀念獎。更意外的是，這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詩潮》被指控刊登「工農兵文學」。
在這樣的發表環境中，當時鍾肇政先生主持的《臺灣文藝》銳意革新，於1977年春天推出了革新號，很快就吸引了我。於是我將臺語詩寄給了《臺灣文藝》，先後在當年6月革新二期、12月革新四期上刊出了「百姓篇」、「不肖篇」兩輯詩作，負責詩稿編輯的是趙天儀先生，但寫信給我的，換了鍾肇政先生。他鼓勵我持續寫作，這封信已經找不到了，但從此之後我與他開始了書信往返。
他的信，寫得相當有感情，對於一個文壇後進，他滿懷熱情；他的字跡則因為振筆疾書，而有龍飛鳳舞的逸趣。這時的《臺灣文藝》由遠景出資支持，和《現代文學》並為臺灣兩大文學雜誌，小說創作甚有可讀，如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就是在1978年3月的《臺灣文藝》發表，並引起文壇矚目。
看得出來，鍾肇政先生接編《臺灣文藝》之後勤於挖掘新銳，因而也勤於寫信給小輩的熱誠。這個階段的《臺灣文藝》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以穩健而又豐厚的內容，猶如明燈，照亮了戰後臺灣文壇，鍾肇政先生這時54歲，雙眼炯炯，提振臺灣文學把苦差事當成了日常功課。
二
1978年6月出版的《臺灣文藝》革新號第六號，發布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得主，前者由已逝的李雙澤以〈終戰の賠償〉獲得；我得到新詩獎，作品即是先前刊登的臺語詩「百姓篇」和「不肖篇」兩輯。此時我已入伍，在高雄小港當兵。得獎消息在編委會通過後，由鍾肇政先生於3月13日通知我。
這張通知函，用鋼板刻寫油印，是由鍾肇政先生親手謄刻，字跡秀雅，主要是通知當屆「吳濁流文學獎及新詩獎」評選結果：
文學獎部分：
得獎作品及作者：「終戰賠償」李雙澤作
佳作獎作品及作者：「河鯉」鍾鐵民作、「剝」喬幸嘉作新詩獎部分：
得獎作品及作者：「鄉里記事」向陽作
佳作獎作品及作者：「醉漢」非馬作、「鄉景」宋澤萊作
這張已有歲月摺痕的通知函，發於鄉土文學論戰尾聲之際，包括李雙澤在內的所有得獎作品都與臺灣土地、現實社會有關。在風聲鶴唳的威權統治之下，主編《臺灣文藝》，並擔任吳濁流文學獎評選會召集人的鍾肇政先生，一定承擔了相當的政治壓力。
對我來說，能以臺語詩獲得吳濁流新詩獎，乃是莫大的榮幸，我隨即寫了得獎感言〈人間的喜悲〉，寄給鍾肇政先生。幾天之後，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在這封信中，他以相當熱切的口吻鼓勵我寫小說：
從你這篇稿子，我看出了你的文章強勁有力，極適合寫小說。尤其你那份對泥土的悲憫與摯愛，令人感動。我在想，你看了陳映真、宋澤萊等人的作品後，說不定也會想寫寫小說，對嗎？小說的世界，應當比詩更開闊，也更深邃，實在值得追求的。
如果你有這個意思，請馬上開始，我願當你的第一個讀者，也願意與你訂個忘年之交，為文學而努力，互勉互助。
在軍中，我反覆閱讀鍾肇政先生的信稿，彷彿看到了1957年他召集文友共組《文友通訊》的熱情。我生也晚，讀《文友通訊》的來往信札，也總會看到「互勉互助」這四個字。鍾肇政先生33歲時組《文友通訊》，被稱為「臺灣文學主義者」而不以為忤，當時他寫信甚勤，字裡行間，對於文友鼓勵、打氣，毫無吝意；他看到鍾理和作品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副刊出，都會懷著激動的心，剪報寄給鍾理和；他對不為文壇接受的李榮春也是如此打氣——我何其有幸，在初入文壇之時，就能獲得這位文壇大家的鼓勵！
但也在這同時，《臺灣文藝》再次面臨經營困境，儘管鍾肇政先生用心提升內容，使雜誌具有高度水準，但仍不為市場接受，打不開銷路，使得出資的遠景出版社不堪賠累，必須收回自營。這年5月14日，鍾肇政先生給了我一張明信片，首段問我如何發寄吳濁流新詩獎的獎金、獎牌；第二段提到了《臺灣文藝》的苦境：
《臺灣文藝》因遠景說賠不下去了，所以我只好收回自營。經費何出，迄仍茫無頭緒，目前正在努力找人支持，不過恐不容易。我會想盡一切辦法讓她存續下去。萬一無法就讓她垮了算了。你的小說已開始寫了嗎？匆匆祝好。
我接此短札，也為《臺灣文藝》的前景擔心。於是回信給肇政先生，請他將獎牌寄溪頭老家，獎金則請捐回，希望《臺灣文藝》能持續以繼。5月21日，鍾肇政先生回了信，信的開頭就說「接信已兩天，不敢重看一次，也未敢寫信，因為我激動起來，欷歔不已，有無從著筆之慨」。接著說：
我原心灰意冷，怕那獨負的沉重工作負擔，從邀稿、集稿、看稿、付印，到連發書、找經費來源都必須一把抓的困頓與惶恐。來信給了我一份再挺挺的力量。事實上，近日以來消息傳出後，朋友們都為我打氣，要我辦下去。我已無法再推辭下去了。
真不忍心接下你那份代表榮譽與心血的獎金，不過我還是要接下，因為它出自一份熱血的友誼。
我已有幾個構想。目前約略估計，每年經費要12萬元（四期），我要以一年為單位，爭取廣告客戶、訂戶、贊助戶。廣告客戶的對象是出版社，希望拉到一年份約6萬元的廣告費，訂戶也許會有400-500，也希望有5萬元之數，在海外，也許也可以拉到若干贊助戶與訂戶。我就要開始行動了。
34年後的今天，我逐字鈔謄鍾肇政先生的這封信，更覺不忍。他當年的心情，從「心灰意冷」到「我就要開始行動了」，是在怎麼樣的煎熬中交替。做為臺灣文壇的大老，他接下吳濁流先生的遺業，以無比的毅力撐持《臺灣文藝》這份讀者有限的刊物，沒有助理、沒有幫手，一肩負重荷，即使到了山窮水盡，還籌謀再起。
這又是何等的無私奉獻啊，在那個年代，鍾肇政先生無疑就是臺灣本土文學的守護者，他提明燈，照亮邊陲，珍惜本土作家的創作，鼓勵他們書寫，並且想盡辦法要讓《臺灣文藝》成為高水準的文學刊物。這份情操，使他在心灰意冷之餘，還銜命望前，繼續拖犁耘田。
三
1978年8月，鍾肇政先生應民眾日報社之聘，擔任該報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編。在無給職的《臺灣文藝》之外，《民眾》副刊主編的待遇雖然微薄，但每日出刊，可運用的篇幅甚大，也付作者稿費，於是他愈發奮勇，展開了本土文學的領地。
除了邀請葉石濤、彭瑞金以每月對談方式討論副刊所登小說之外；他先後刊登了李喬《寒夜三部曲》、東方白的《浪淘沙》，激發了臺灣大河小說的書寫風潮；他對年輕作家的拔擢更是不遺餘力。《臺灣文藝》依然苦撐，陳映真的〈夜行貨車〉、陳若曦的〈路口〉、施明正的〈渴死者〉，篇篇精彩。這該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臺灣現實主義小說的又一次豐收。推動搖籃的手，來自鍾肇政先生。
遺憾的是，鍾肇政先生主編《民眾》副刊未及兩年，職務便遭架空，最後辭職。但儘管如此，他在這個時期樹立的臺灣本土副刊風格，已經足以在文學傳播史上留下典模。另一個遺憾屬於我，雖然前輩殷殷叮嚀，我終究沒有產出小說，愧對鍾肇政先生的期許。
而最大的遺憾是，《臺灣文藝》在鍾肇政先生之後，雖然有陳永興醫師、詩人李敏勇、臺灣筆會、前衛出版社、李喬、杜潘芳格、鄭邦鎮……等先後接棒，還是抵不過寒冬，已於2003年4月停刊。
※ 本文摘自《寫字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更多內容請詳參本書。
《寫字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作者：向陽出版社：九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13/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