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App治萬民：有人天天在看你的「微信」？
1990年代末，Apple步履蹣跚，幾乎破產，直到發表iPod才讓公司轉虧為盈。在中國，有家公司跟90年代末的Apple一樣，差點敗下陣來，直到發表微信，這家公司才找到第二春。
騰訊首次告捷是1999年的通訊服務QQ，奠基於盛行的ICQ協定。拿今日的標準衡量，QQ是陽春，但當時可是紅透半邊天。有審查機關推一把，品質不錯的中國應用程式是有能力跟外國程式競爭的，QQ正是早先的一個例子。我2010年遷居中國，中國同事和朋友都還在用QQ，浸淫之深，讓外國人不得不入境隨俗，不然沒辦法跟人保持聯繫。
騰訊的應用程式一朝得道，附屬的部落格平臺QQ空間（QZone）也雞犬升天，在許多年間都是社群網絡的領先品牌。騰訊二度進軍社群媒體就相形失色了。騰訊微博起初還跟新浪微博互見消長，但很快就將第一名讓給遠比它熱門的後者，而今日的新浪微博已是微部落格的同義詞。騰訊在電競和電商領域的投資都獲利豐碩，其核心品牌卻在衰落。
不過2011年這一切都改觀了，「微信」（在國外叫WeChat）一發表，用戶人數迅速激增，輾壓中國競爭者，而在防火長城的幫助下，國外競爭者也大多敗陣。Facebook Messenger 2009年被屏蔽，南韓的應用程式Line 2015年被屏蔽，最後，WhatsApp 2017年也遭封殺，此外還有好幾個安全通訊軟體也都遭到屏蔽，可行的替代選項只剩微信。
改變中國城市運作的微信支付
這段時間裡，這支程式雖然缺陷不少，仍獲得中外媒體交相讚譽的報導。其缺陷包括處處都有審查和監視，而無止境的成長使效能頻出狀況，同時騰訊還一直把更多更多的服務加進微信，相較之下，連Apple臃腫得惡名昭彰的iTunes都顯得流暢又聚焦。
阿諛奉承的外國媒體報導不但漠視騰訊從政府那裡得到的扶持，多半也都沒發現，這家公司未能建立可觀的海外用戶群。2015年，騰訊邀阿根廷足球員梅西（Lionel Messi）出演一支華而不實的廣告，期能吸引外國用戶，結果這波昂貴的行銷活動乏人問津，只能難堪撤退。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Facebook這個社群媒體巨擘積極投資開發中國家，對許多民眾來說，Facebook日漸跟網際網路畫上等號。微信也一樣。許多中國用戶手機一開，第一個點微信，甚至只用微信了。傳訊息、付帳、預約、玩遊戲、招計程車，還有數十種其他服務，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會分散在好幾支個別的應用程式當中，但在中國都用微信。
矽谷創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夥人陳梅陵（Connie Chan）評論微信商業模型的一篇文章寫得好：
Facebook和WhatsApp都以其網路上每日和每月的活躍用戶數來衡量成長，但微信更關注它有多切合用戶每日、甚至每小時的需求，關注用戶是否離不開微信。這是商道的差別。微信的重心不是建立世界最大的社群網絡，反之，它專注打造一種行動生活風格。它的目標是照顧到用戶生活的每個面向，跟社交無關的也不放過。
這套模型的基礎是微信的支付系統，它徹頭徹尾地改變了許多中國城市的運作，甚至披及規模較小的鄉鎮。阿里巴巴也有跟微信支付類似的服務，彼此競爭；本來行動支付是經常讓人傷腦筋的做法，只是一塊利基，然而沒幾年的工夫，就被這兩家公司的服務推升到大小事都由行動支付主導，外國人想付現金常覺得束手束腳，連街頭藝人都把二維條碼印出來，讓人以電子的方式打賞。行動支付在中國就是有這麼盛行。
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消費者和商家更快接納並推廣了行動支付，但這份功勞鮮少算進他們的一份。至於騰訊，這家公司不僅打造了容許爆發成長的平臺，還不時加以補貼，鼓勵人們使用行動支付。微信獲得巨幅認可，還是實至名歸的。
有人天天在看你的微信？
這一切當然不是出於慈善的目的。陳梅陵的文章就提到，行動支付是「讓微信迅速導入用戶支付憑證的特洛伊木馬，一旦導入，就為整個生態系解鎖新的變現機會」。
為了確保大家從來不需要離開應用程式或是包羅更廣的微信支付系統，騰訊一口吞下餐廳推薦APP、共乘服務APP和其他好幾種流行的消遣，不過這種做法也創造了中國用戶的隱私夢魘，從自拍和狀態更新，到水電帳單和髮廊預約，統統在一支應用程式可取用的範圍內。在美國和其他地方，人們開始警覺Facebook囫圇吞下用戶多少資料，然而騰訊掌握的恐怕還更多，而且更願意跟中國政府共用這些資料。
國際特赦組織在一份通訊軟體的隱私保護報告中，給騰訊零分（滿分100分），強調其隱私政策載明用戶允許微信「保存、維護，或揭露您的個人資訊……以回應政府當局、執法機構，或類似的組織（不論是否位處您所在的管轄區）提出的要求」。
2018年初，一個著名的中國企業董事長指控騰訊創辦人馬化騰「天天在看我們的微信」，微信在壓力之下，被迫否認儲存用戶的對話紀錄。不過，馬化騰也許沒有，但當局十之八九有取用用戶訊息的權限。根據前一年中國通過的一部網絡安全法，所有網路公司都必須儲存系統紀錄和相關資料至少六個月，在執法單位要求時須提供。
騰訊口口聲聲關心用戶隱私，但中國的執法機關也扯後腿。官員在討論一件合肥市（位於安徽省東邊）的反貪腐案時，說溜嘴他們為懲處數名被控跟受賄有關的違紀黨員，「從嫌疑人那裡」取回「一系列被刪除的微信對話」。非黨員也因為明明是私下用微信做的事情而遭逮捕。
新疆一名49歲的穆斯林男子黃世科，在微信上創群討論《古蘭經》被捕，後因違反使用網際網路討論宗教的法律，遭判有期徒刑兩年。在私人微信訊息中辱罵習近平和其他高層官員的用戶也被起訴。
社會信用體系
對社群媒體平臺來說，這樣的情況已經夠讓人憂心，但還沒完：騰訊（以及阿里巴巴）還跟政府合作開發了一套新的社會信用體系，這項科技將Netflix歹托邦（dystopian）科幻影集《黑鏡》（Black Mirror）裡的哏搬進現實，手腳快得讓人咋舌。
信用評分做到極致，那就是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該體系從微信和阿里巴巴的支付寶等應用程式撈資料，運用形形色色的資料為用戶建立一份可信程度的檔案。此人貸不貸得到錢，租不租得到車，甚至能不能使用共享單車服務，都會受社會信用體系影響。國務院2014年宣布一項計畫，要建立全國的追蹤及信用系統，把財務和其他資料，跟人民的指紋和生物辨識資訊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社會信用體系的由來。
我引用記者瑪拉．希維斯廷達爾（Mara Hvistendahl）的原話：
社會信用是中國共產黨在試探較柔性、較隱蔽的威權主義，目標是將人民輕輕推向節約能源、乃至於服從中共的行為。
信用好的人，他們得到的益處可是清清楚楚：租房不須押金，班機座位升等，或者申請貸款時收到免費的禮品。至於量尺另一端的人，生活可就難過了：開給他們的價格升高，經常被拒絕服務，甚至連旅行都可能會受阻。2018年中，有消息公布說航空和鐵路公司將採用社會信用體系擋掉某些乘客，其原則是「一朝失信，終身遭禁」。
不但用戶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分數，他們的親朋好友也會，三不五時跟沒信用的人混在一起，分數怕是會直直落。其他可能導致扣分的舉動，還包括在餐廳訂位未到、線上遊戲作弊，還有違規穿越馬路。反之，做好事可以拉高用戶的分數，像是捐血或回收垃圾。居心更叵測的是，用戶服膺政治目標到什麼地步，也會讓分數升降，這就顯著拉高了異議的成本。成本不只算在當事人頭上，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也有份。
人們愈來愈難避開社會信用體系的枝蔓，還有驅動體系的各種APP，於是上述體系的影響可能會殃及中國國界之外。對於微信監控的憂心，以及這支APP罄竹難書、針對敏感主題的審查行為（就連中國境外用戶進行的群聊都難以倖免），已經引發抵制的呼聲。然而，在中國境內，抵制說到底是行不通的，畢竟微信實在太重要了，抵制形同要求北美的某人不用Facebook、電子郵件和信用卡。
不得不用微信的境內外國人
正因如此，料到自己已經被政府的監視單位鎖定的人，往往陷於差不多無計可施的處境。許多在中國的記者對騰訊疑慮重重，仍不得不使用微信。他們告訴我，如果他們不用微信，就完全沒辦法跟消息來源搭上線。
我自己的經驗是，我試過要說服消息來源，討論敏感話題時切換到不同的APP，但人人敬謝不敏，因為要照我說的話做實在太艱難了：最安全的通訊應用程式在中國的APP商店裡找不到，使用這些APP又需要翻牆。何況，在消息來源和記者同行間又有一種普遍的信念，助長上述態度，亦即他們很可能已經被中國政府的駭客入侵，或者還沒被入侵，但一遭鎖定就會被輕易入侵。
對於使用中國製手機和非Apple的作業系統的人來說，這種信念恐怕屬實。一個在網路政策項目工作的聯合國雇員匿名跟我談話，他說他的單位三令五申，要求員工不要使用安卓作業系統的裝置，不然被中國應用程式入侵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對那些企圖從內部改變中國的人來說，在上述混雜著隱私和審查活動的考量中，再加上社會信用體系，行事只有更為難。涉入「反社會行為」的異議人士可能會發現分數降低了，或者被逕自加進黑名單，使他們淪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險人士。記者也一樣，可能會被演算法用來評估人民的可信度：假使一個中國公民跟太多外國記者扯上關係，可能就會掉分，或者他們在國內的移動會受到限制。
想從這套體系脫身？怕是千方百計也辦不到。
※ 本文摘自《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第24章，原標題為〈一支應用程式治萬民：微信如何開拓監視與審查的新疆域〉，更多內容請詳參本書。
《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作者： 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譯者：李屹出版社：游擊文化出版日期：2020/0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