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樂／「小時不讀書，長大當工人」：技術與學歷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鳴人選書 01 Nov, 2021

翻開這本《我的黑手父親》，我沒有一刻停止想起我的父母親。

他們的形象與本書所勾勒的人物有極高的疊合。家父原從事物流，隨著身體不堪重負轉型成小黃司機；母親十三歲那年，孤身從澎湖上船，走入高雄加工出口區，踩著鐵馬在廠區穿梭，大把青春歲月化為一枚敬業的螺絲釘。後來她跟隨丈夫，於台中落地生根，數度易業，後以清潔為主。

他們的長女，我，一路從中女中讀到台大，逐日從同儕的家庭背景感受到某種「階級篩選」的漸層，友人父母多有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他們高度期盼，想方設法，以求孩子「克紹箕裘」，我轉身回望我的家庭，恍然大悟，屬於工人子女的故事得重新寫過。

工人父母與高學歷子女

俗諺有言「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意指父母對子女影響深遠。然而工人父母往往反其道而行，他們一心念想子女，踏上與自身截然不同的職涯，不惜以否認自己的方式肯定孩子的成就。我的父母並不忌諱讓我親見他們的工作現場，父親接送我上下學，我也曾經陪同我媽進入不同業主家屋賣命灑掃、刮除陳垢，然而兩老也會明白提醒我「界線」的存在，我不只一次從他們口中聽到「妳是拿筆的，以後吹冷氣，靠動腦賺錢，不要像我們一樣靠身體，老了這也痛，那也痛」。

從謝嘉心的書寫，我一再辨讀到自身曾有的不安與困惑：若父母不是試圖抹消，就是省略他們勞動的痕跡，人子如何看待、親近、甚至敬重自己的出身？另一個問題是，界線以何為判準？承認界線的同時，我們如何想像流動的方向？

本書以作者父親的職業——拖車師傅的工作現場，深入探究職業技術的價值與學歷證照之間的緊張關係，兩者間本應相互牽成輔證，但因台灣社會長期側重「文憑」，日積月累「污染」了我們的心證。作家胡淑雯亦曾在〈奸細〉一文，寫出了這種主義如何打擾了我們的舌頭，「我爸是開計程車的，我媽是開雜貨店的，叔叔是擺地攤的。我家左邊是做木工的，右邊是賣魚的，再往右是賣菜的，對面是賣羹麵的。我們是沒有職銜的，做事的」。

書中強調拖車師傅的養成仰賴大量的「默會知識」，意即「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知識，換句話說，知識含量絕對不低，只是傳遞過程並不經由文字語言，而是發自不可視、難以測量的身體五感，要將這些絕技轉換成專業證照，不僅轉換上自有難度，比率也相當有限，最具體的呈現莫過於謝嘉心寫到博士學歷的弟弟因工作需求，也得學習操作天車，進而與父親的工作產生交集。

父子倆養成背景不同，取徑方法自然有別，弟弟喃喃背誦流程，父親則早已從長期的浸潤，深刻「體會」如何操作這碩大無朋的機械。又，書中師傅反覆提及工人得「忍受曝曬」，與文人「寒窗苦讀」的形象產生了有趣的溫差，平平是接受層層試煉而鍛鑄出的複雜心智，卻因人們認知的差距而引發後續一連串歧見。

兩代人的重新匯流

我的家族有些長輩也跟書中的拖車師傅一樣，是「師仔工」，興致一來，也道起從前集體學習的逸事，但若我追問下去，他們卻赧然揮手，稱往事不值一提。慶幸作者翔實記錄師徒制的背景與轉進，我找著了長輩生命史失落的幾塊拼圖，更十分認同作者的結論，台灣古早社會的師徒制與學校教育各有值得師法之長處，一味以今賤古會讓我們錯失了許多明媚的風景。

人在錨定個人座標時，很難不從出身伊始，若對我們父母的認識是一片空白，又何以勾勒自身的樣貌？我自法律系畢業後，父母以為我將考取執照，順遂地「食人頭路」，享受相對恆定的生活品質，不若他們按件計酬，看景氣吃飯。豈料我一意孤行，幾經周折，今已開立工作室，以文字工作維生，獨立接案，盈虧自負。有時為了田野調查，千山萬水，曬得頭暈眼花，母親一度唸我踏上她跟父親的老路，我則無賴還以「誰叫妳屬鼠，老鼠的孩子也想打洞啊」，見我果斷，母親索性傳授她的做事心法，「客戶通常從妳經手過的作品來判斷妳的才調，千萬不能濫竽充數，傷及口碑」，「與人為善絕不是壞事」，「案件越困難，越能磨練出好技術」，許多台詞都與書中師傅所述有著高度的重疊；而母親從社區大樓、汽車旅館、星級飯店，直到她認定自己足以應付多元的傢俱材質與清潔需求，才踏入按時薪算、競爭激烈的居家清潔，更與書中師傅以「跳槽」來增進技藝的歷程不謀而合。

如今，「老花眼」成了我的父母閱讀上的阻難，我閒暇之餘也為他們「讀」書。日前我猜測《我的黑手父親》應能投其所好，俐落「獻聲」說法，也同他們一起斟酌書中台語讀音，兩老對於作者祖父拖著滿載家當的手拉車，自台南翻山越嶺至台東一段格外有共鳴，分別說起我的先輩們數十年前是怎地謀算、尋覓開枝散葉的一方水土。書中每個人物都是台灣經濟變遷的縮影，我們從中感知到社會的物質、文化氛圍如何與個體的心性產生耦合，交織出一則則有機且饒富生命力的故事。謹以我父母的結論闔起整篇文章，「這個作者寫出了我們那個年代的故事與精神」。

※ 本文為《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推薦序，游擊文化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