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未必能夠擺脫窮困：《做工的人》為什麼發不了財？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完結不久的台劇《做工的人》，改編自作家林立青的同名著作。原著是近身觀察工地現場的紀實散文，但影集刻意少了一些現實殘酷，多了一些浪漫幽默。影集主角是幾位在營造業工作的男性工人，同時也描寫了他們所面對的各種人生難題，如何導致難以翻身的階級困境。

在影集中，阿祈（李銘順飾）醉後的一番話，傳達了體力勞動者不甘認命的心情：「你們不覺得喔，這隻鱷魚跟我們很像嗎？不管被困在水池中還是在桶子裡，都一直努力要離開這個環境」。

然而，觀眾卻也清楚看見，無論怎麼努力，出頭天的彼日都沒有到來——為何工人的奮鬥終歸徒勞，賺不到錢、也無法給家人過上好日子？

身體是不懂叫苦的提款機

儘管唸書不多，但這故事裡的勞工角色，比誰都賣命。只是，生命太多無常，詐騙、工地職災、老父重病、貨車遭竊、兒女學費，一次次逼死英雄好漢。

阿祈的弟弟阿欽（柯叔元飾），人近中年不肯結婚，但是他卻沒有因此「負擔」較輕。只要哥哥阿祈又異想天開，無論投資失利或上當受騙，阿欽都二話不說，一肩扛下欠款。為了賺錢，阿欽埋頭苦幹，一天上班16小時，焊工做得又快又好——秘訣正在於上工之前先來一管「巧克力」（某種安毒）。

哥哥阿祈也不懂珍惜自己。由於年輕時接案太多，健康早就亮起紅燈，每次他走上鷹架，都得忍耐視線模糊、腰背痠痛。另外兩位主角一樣拚命，工頭昌仔（游安順飾）每個周末都另外接水泥工，來補貼手下工人待遇；而機具駕駛阿全（薛仕凌飾）則同時在幾個工地開怪手、卡車，直到深夜。

顯然，這幾個男人都沒有在理會什麼法定工時、周休二日，因為工人的鐵則就是拿命換錢。我們也能看到，為了因應高風險與高強度體力勞動，工人必須餐餐肥肉補充熱量、菸酒檳榔隨身紓解壓力。對於體力勞動者而言，意志鞭策肉體，從中榨取更多的勞動，是這一行的生存之道。

儘管如此，這種肉身透支，長遠來說並不划算。在劇情後段，我們看到，由於長年服用「巧克力」提神，阿欽開始幻視幻聽、憂鬱暴躁；哥哥阿祈更慘，在一次修繕鐵皮屋頂的臨時工作中，中風發作從高處摔下，此後半身癱瘓，三口之家頓失經濟支柱。

經濟「不」理性，因為兄弟講義氣

除了拚命做工，主角們也從不放棄可能階級上升的「機會」。年輕時曾經趴哩趴哩的阿祈，千方百計尋找賺錢門路，開廟當廟公、養鱷魚做皮包、拍賣骨董、做營養品直銷、承租夾娃娃機……為了讓妻兒過得寬裕，他什麼都願意嘗試。

工頭昌仔也是錙銖必較。一次，昌仔聽到彩券行老闆跟老客人報價，吃一次「肉包」（去後面包廂叫小姐）要3,500塊錢，他不禁心中竊喜。昌仔可不是打算對老婆不忠，而是掐指一算，既然自己每週敦倫一次——這樣算起來可不就是，一個月淨賺一萬四？

阿祈那心地善良的兒子小傑（曾敬驊飾），每每困擾於父母為了金錢吵架，因此身上也留存「開源節流」的習性。還在念高中的小傑，每次購物都將商品分開結帳，希望多一張發票對獎的機會。不管是節儉或小氣，這似乎成為勞工子弟繼承而來的某種天性。

儘管如此，工人「愛錢」又不完全是表面上那一回事。即便幾位「噗嚨共」一心一意做著發財大夢，但是，故事也明顯點出，阿祈等人不懂查證、輕信掮客、沒有能力估算成本和收益——工人對於「市場經濟」那資訊不透明、資本壟斷的本質，幾乎一無所知。於是，主角們所謂「投資、創業」，註定要以賠錢告終。

我們還能看到，雖然阿祈老是賴酒帳、佔便宜，卻有著高尚無私的個性。當兒子的發票意外中了頭獎，眼看就要脫離窮困，然而此時同事蜆仔卻因工地意外過世，只留下外配遺孀與患有唐氏症兒子面對著黑道逼債。毫不猶豫地，阿祈把獎金悉數送出，甚至讓不知原委的老婆氣到幾乎離婚。

也許應該這樣說：工人們自己都沒有察覺，正因為那種把「義氣」視作第一優先的社群文化，深深牴觸了他們渴望賺大錢的虛幻「夢想」。

沒有「惡人」的劇本

不管原著或戲劇，《做工的人》都有著結構性的關懷，因此故事裡沒有「壞人」。比如鐵工阿猴好幾次蓄意找阿欽麻煩，但最後觀眾也得知，阿猴有其溫柔體貼，他一直在替從事風俗業的女朋友還債。

工地主任亦然。儘管主任要求阿全以個人名義承受砂石車罰單、每個月從傭金中抽走數張鈔票中飽私囊，但仍不是個不講義氣的傢伙。在緊要關頭，主任願意阻擋建設公司董事長解雇在工地睡著的阿祈，同時也帶頭捐錢以幫助蜆仔死後留下的孤兒寡母。

但是，「沒有壞人」作為一種戲劇安排，或許更指向根本問題。在最後一集，阿祈阿欽兩兄弟登上即將完工的工地頂樓。看著由自己親手建築的美麗城市，阿祈不禁發出感嘆：「一棟一棟砌，好有成就感耶，可惜……沒有一棟，我們搬得進去……」假如勞動現場真的沒有「惡人」，那麼到底是誰，讓工人走投無路？

在此意義上，《做工的人》還欠缺最後一塊拼圖。

工人階級遺失的政治拼圖

我們也能注意到，面對勞動風險，工人社群間的互助，常常止於慈善——「義氣」有餘，但「團結」不足。以粗活維生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以工會、政黨、集體協商為手段，去謀求薪資、工安、福利、保險等等合理的勞動條件。

然而，這些以男子氣概自豪的工人，儘管不曾畏懼貧困或死亡，卻從來沒想到，只有聯合起來，在各種層面的「政治」進行訴求，才能通向整個階級的安全富裕。

很少透過抗爭、罷工來改善生活的台灣工人處境，當然有歷史因素。

戰後以來，威權政府掃蕩左翼知識份子、扶助資方工會、訂定寬鬆勞動法律，同時也持續鎮壓各種勞工與農民運動。換句話說，社會底層對於艱苦的待遇如此「認命」，其實來自於「制度之惡」。不管在戲劇或現實中，台灣社會的勞動者們，從來得不到組織奧援與教育啟蒙，故此沒辦法去思考，如何透過更廣泛的「階級團結」來爭取自己應有的報酬與尊嚴。

在故事最後，為了不讓一身病痛拖累家人朋友，阿欽與阿祈選擇自殺收場。我們都祈禱兩人在另一個世界能夠真正得到幸福，但是觀眾在為他們不幸命運哀悼之餘，真正的問題也許還是：「做工的人」是否太過溫柔善良，以至於忘記了，義憤應該追求制度變革，我們這個從未公正對待勞工的嚴苛社會，仍待所有勞動者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