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嘲男孩》：包裹棉花糖的轉型正義

舉世注目的奧斯卡日前落幕，《寄生上流》的巨大成功獲得各界關注，但其實在今年奧斯卡得獎名單中，有一部雖然在國內有上映，但話題、票房相較不出色的電影，也抱回了最佳改編劇本——那就是《兔嘲男孩》（Jojo Rabbit）。

從法律人的觀點來看這部片，它無疑是張透過影像來理解轉型正義的入場券。

天真視野裡的高壓統治

《兔嘲男孩》在講什麼故事？無雷簡介如下：

描述一個活在二戰時期的男孩喬喬身為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學員，除了滿腔愛國熱血外，還有個神秘的幻想好友，只是他長的竟然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樣！某天當他赫然發現母親竟然在家私藏一名猶太少女時，而這名陌生的猶太人並沒有像青年團教官們說的那麼糟糕，喬喬心中的價值觀陷入一片混亂，他只能靠著他那幻想神秘好友，幫助他面對那盲目的愛國情操。

《兔嘲男孩》以小男孩的視野作為電影敘事主軸，童言童語下的世界顯得明亮而不殘忍，當然也是導演刻意的淡化，加上三不五時穿插的笑料，讓觀眾放下心防、沒有壓力地隨著鏡頭的切換與劇情的推展，瞭解這部電影所欲傳達的訊息。

不過，時空背景選在大眾熟習的二戰期間，加上主角從小崇拜希特勒的這項設定，觀影的我們自然會聯想到希特勒留給歷史的那些生靈塗炭。

小男孩在「領袖萬歲」的氛圍中長大，耳濡目染之下，他所相信的世界都是偉大領袖建構的。他在青年營隊中被要求開槍或使用致命武器，且動輒要宣示領袖萬歲，那些現在看起來荒謬、好笑的橋段，當時卻必須正經八百的執行，一旦態度被質疑，那恐怕得付出生命做為代價。

另外，包括小男孩原本對猶太人的認知、蓋世太保到主角家中搜查等劇情，讓原本輕鬆的觀影氛圍變得驚心動魄，也透過電影提醒觀眾，過去的不該被遺忘。

行銷轉型正義，舉重若輕

而回看台灣這片土地，同樣也有著轉型正義問題。轉型正義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但同時也是一個國家進入高度民主化後，必須面對的課題。過去威權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分裂——無論是在政治、族群、階級、語言——除要正視這樣的裂痕，也要以具體作為撫平過去傷痕。

這工程並不容易，但起手式跟基礎步驟非常清楚，首先是誠實的面對過去，將國家實施不義行為的檔案公諸於世；另外要檢討過去政府的每一個環節，包括教育、文官體制、軍警體系內的權威遺毒，司法（軍事審判）做為國家權力的一環，更不應該置身事外。最後是對受害者及家屬提出賠償方案、彌補損害，這樣一來，經過修復的社會才可能繼續往前進。

電影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之一，帶來的影響力不只是票房多寡，也可能成為改變社會的一種力量，知名案例如南韓《熔爐》曾促使《性暴力犯罪之處罰特例法修正案》修法。而台灣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實施後，終於能有資源、有系統地去爬梳權威時期的種種國家不正義，也關乎社會大眾能否跳脫藍綠惡鬥思維、對於轉型正義有多少理解，以及是否認為轉型正義是普世價值？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該如何喚起群眾對此議題的關注﹐也是必須思考的方向。

因此，在觀看兔嘲男孩時，會發現「轉型正義」也需要行銷。透過包裝讓議題在影片呈現輕柔、明亮的氛圍，卻還是能在心頭上落下一記重擊，舉重若輕。在影片落幕後，觀影的人開始想起那些以為已經遺忘的國家不正義，在心中種下轉型正義的小種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