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同意」以外，妨害性自主修法的其他面向（下）
▍上篇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在婦女新知所提出的修法版本中，是以提高刑度為修法的方向，將利用權勢性交罪的刑度從「6月以上到5年以下」提到到「1年以上到7年以下」，而利用權勢猥褻罪的刑度，則由「3年以下」提高到「5年以下」。
在婦女新知所提的修法理由中，認為：
當行為人濫用權勢使被害人同意與其性交，此種同意應該不能算是有效的同意，或至少是有瑕疵的同意……濫用權勢性交行為與性接觸，往往讓陷於權勢結構下的被害人身心煎熬，其惡行大於一般的性侵害犯罪，因而修正本條之刑度。本條與第221條第1項未得同意性交罪為法條競合。
因此，婦女新知將刑度提升到與強制性交或猥褻罪的刑度，這樣的修正，足以回應該行為對被害人侵害的嚴重程度，如此倡議方向值得贊同。
權勢性交案件數低落的原因
不過，對於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其實還存在著一個修法迷思，這樣的說法也有必要予以澄清。有不少民間團體、甚至監察院都認為我國司法實務上，對於利用權勢性交罪或猥褻罪在案件數、定罪率上都和妨害性自主罪章其他罪名有所落差。
監察院依據司法院在108年的統計，自104年到108年12月期間，刑法第228條第1項權勢性交罪之件數，最低5件，最高12件，每年平均8件；刑法第228條第2項權勢猥褻罪，最低5件，最高13件，每年平均9件；刑法第228條第3項權勢性交未遂罪，自104年後未有案件，5年合計僅2件。據此，監察院認為，第一線的司法實務工作者缺少對這類案件的處理敏感度，又或者缺乏性平意識，才導致案件數的低落。
換言之，這類案件的被害人沒有被看見，她（他）們的苦難無從宣洩。這樣的推論乍看言之成理，但數字會說話？還是見樹不見林？
對於性侵害犯罪的認知，包含侵害的法益，經歷了多次觀念上的折衝，也帶來立法上的修正。從1999年立法者將本來條文中的「致使不能抗拒」刪除1，改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及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作為犯罪手段的構成要件，很明確的將重心改以性自主決定有無遭受影響，作為個案中的判斷標準。
承此，司法實務上可能會有一種傾向，當被害人的性自主決定受影響時，如果手段上又非典型的強暴、脅迫、恐嚇類型，但客觀上已經認為被害人的性自主意願遭到違反，論是職司案件追溯的檢察官或審判的法官，會認為要適用的法條就會往刑法第221條的強制性交、刑法第224條的強制猥褻的範圍過去，進而使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的案件減少。或許可從這樣的觀點去解讀數字。
修法議題中的司法流言
另一個需要破除的司法流言，有論者提到，針對婦女新知提出的修法版本，將會改變實務上對於性侵案件偵辦的方式，不再著重於調查被害人的陳述，而是會將重心改成調查被告／被害人有無得到「積極同意」。不過這說法顯然對司法實務的運作存有誤會。
實務上，任何刑事案件，絕大部分是從被害人的陳述開始。就以日常車禍案件來說，一定從被害人講述他是如何被撞、被告駕駛車輛是如何違反交通規則、而撞倒後是哪邊受傷。又比如詐騙案件，也一定是從被害人講述自己是如何被騙、自己什麼時候去匯款、轉帳了多少錢開始。因此，不獨獨是性侵案件，所有刑事案件的起手式，都不脫從被害人的陳述開始找案件的蛛絲馬跡。以被告／被害人的積極同意權，作為妨害性自主罪章重新架構的基礎，和是否在犯罪偵查上要從被害人方面著手，自始自終就是平行世界的兩件事。
至於有論者認為2，積極同意的立法模式也會改變未來司法調查的重點，不再是被害人「有無抵抗」，而是在「有無明確的同意」發生性關係，這也是對司法實務陌生才會出現的想像。
現實中，當被害人在法庭上成為證人，所有的問題都會圍繞在其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時有無意願的違反，無論是檢察官或被告、辯護人的問題都是在確認雙方是「如何」同意發生性行為。本來不是問題的卻當成問題處理，這樣的修法無疑是浪費太多力氣打稻草人。
性侵害犯罪中如何保護被害人、如何確保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才是性侵害犯罪在法庭上的真正戰場。
優化第一線採證的能力，如在案件發生初期對被害人進行創傷後壓力鑑定，又或者善用司法詢問員制度，讓被害人的陳述能夠還原事實，在司法實務的工作者來看，恐怕才是更為迫切的議題。
- 相關嚴格及修法後的觀察，可參考陳昭如，〈「不能抗拒」的幽靈〉。
- 李佳紋，〈Only Yes Means Yes：關於積極同意模式的16個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