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邊的「罪」：轉型正義豈能獨漏律師？

德國律師作家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小說《Der Fall Collini》改編的電影上映迄今盈月。原著書名直譯是「柯里尼案」，小說譯名《誰無罪》，暗指戰爭帶給德意志民族集體的罪，人人有罪，誰獨無罪？電影譯名《罪人的控訴》，就更是傳神了，故事圍繞著柯里尼（Collini）殺人案開展，這樁殺人犯行，就是柯里尼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控訴，而這項控訴，又起因於戰後德國對納粹政權的轉型不正義。

有待商榷的人設改編

故事的男主角是為柯里尼辯護的律師Caspar Leinen，他在電影裡多了個土耳其裔的人設，但小說並沒有特別提到這點。而飾演本角色的演員Elyas M'Barek則有突尼西亞血統，究竟是先找好演員才改人設，還是人設先改好才找演員，不得而知。

人設改動最大的，是Richard Mattinger這個角色，他是被害人家屬委任參與訴訟的律師（順道一提，電影字幕將被害人參與訴訟譯為「附帶民事訴訟」，真是天大的誤會）。在小說裡，他只是個技藝精湛、公事公辦，又懂得享受人生的執業律師；電影裡給他安了一個納粹遺緒的背景，也許增添了些戲劇張力，卻也可能會傳達錯誤的訊息——這位律師之所以跟主角打對台，追根究柢是政治立場使然。這之所以是「錯誤」的訊息，是因為它呼應了「律師幫壞人辯護就是認同壞人」這常見的迷思。

電影裡還讓Mattinger出面利誘（日漸接近真相的）男主角退出柯里尼案，在筆者看來，這項改編也十分糟糕。原著小說安排「那個人」做這項髒活，是想要藉此指出，有些人之所以阻撓轉型正義的實現，理由與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無關，不是因為喜歡不義，只是因為正義造成「不便」。至於「那個人」是什麼人，就請讀者們自己找小說來看了。

昨天的雪，還是昨天的血？

電影版的Richard Mattinger，人設方面儘管有些瑕疵，卻也意外地提醒我們：轉型正義，威權遺毒的清算，不能獨漏律師。前監委陳師孟曾指控，黨國遺緒在台灣司法體系裡代代相傳、陰魂不散，但憑什麼律師界就不會有黨國思想、代代相傳、陰魂不散？威權時期那些走後門、拉關係、送黑錢的律師們，都上哪去了呢？

憑什麼律師的罪都是個人行為，還像昨天的雪上污痕，轉眼就融掉了；司法官的罪卻要集體承擔，更像昨天沾上的血跡，一天比一天黑、越來越洗不掉？如果沒有清算這些威權遺毒，人民怎麼知道，自己委託的律師，是否具有合乎民主法治憲政秩序的價值觀與專業素養、倫理操守，是否值得託付案件甚至身家性命？

弔詭的是，真正引人疑慮的，不是當年那些早就不知身在何方、穿著律師袍的司法黃牛；相反地，這幾年我們才突然發現，從威權時代就頂著人權、司改、平冤的光環，一路走來的律師前輩們，原來在跟黨國戰鬥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黨國的形狀。

就拿晚近見報的人物來說，曾經令人景仰的司改前輩，拿到監察委員的權力之後，竟為司改團體的同僚律師承辦並敗訴的案件提出調查報告。在行使法定職權之外進行調查，已經算是辦黑案，更不用說以監察委員的名義提出調查報告，顯然是在暗示後面承辦再審或非常上訴的法官，若不照監委大人的意思改判，就等著被彈劾！

此外，這位律師前輩監委，近期更爆出基於政治立場而干預個案，在約詢檢察官時，以「不解決就是逼我們彈劾」加以脅迫，其毫不遮掩地干預司法的嘴臉，比諸威權時期的黨國體制，簡直是五十步笑百步。這跟他在威權時期出生、成長、接受法學教育與律師訓練的背景，難道一點關係都沒有嗎？他之所以如此敵視作為法治國基石的司法獨立，難道不是長期生活在干預司法同樣毫不手軟的黨國體制，有樣學樣？

臺灣向來都有人質疑，威權時代遺留至今的司法官，到底懂不懂民主法治的基本道理？能不能在民主法治的社會裡，做好法官的工作？這個質疑當然不無道理，但在生長在相同背景、接受同一套法學教育的律師們，何嘗不是引人質疑，甚至以自己荒腔走板的表現，讓人搖頭嘆息呢？

珍惜民主臺灣培育的法律人

筆者當然不是要聲稱「少年郎卡歹」，或是年輕司法官什麼都好、什麼都對（在同期同學才剛被搜索的當下，說這話真的很不科學）；筆者只是要老調重彈地指出，解嚴至今超過30年、動員戡亂終止至今也快要30年，一個世代以來，民主化的臺灣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早就大量進入審檢辯各界。而量變，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質變。

一個世代過去了，臺灣的民主已經進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果仍然要粗暴地將司法視為威權體制尚未了結的一環，用看待威權體制的觀點、對付威權體制的手段硬幹，還美其名為「司法改革」，非但不足進行對症下藥的司法改革，更是在踐踏民主臺灣所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才。

這樣的永續司改，對某些人來說是一門好生意，但對整個臺灣社會而言，無疑只是不必要的內耗。因為相較於清算1987年7月15日之前的罪行，它更癡迷於當下司法人員由於這些罪行所承擔的原罪。而將這種原罪無限上綱的結果，則變相阻撓司法轉型正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