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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易讀」成為公共服務(下):不是懶人包而是推倒資訊障礙高牆的推手

易讀本無論是從出發點、設計過程和最終的產出結果都很不同。 圖/三明治工提供
易讀本無論是從出發點、設計過程和最終的產出結果都很不同。 圖/三明治工提供

▍上篇:

當「易讀」成為公共服務(上):一本在台灣誕生的「易讀」手冊

易讀(Easy Read)是為心智障礙者提供的資訊無障礙服務。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將訊息轉化為他們能夠理解的內容。資訊若不易讀、無法有效傳達,將使心智障礙者很難參與社會、在充足的資訊和選項之下做出決定(例如防疫行為),或以公民身分參與公共事務(例如投票)。

結合設計與公益創新的創作團隊三明治工(Sandwishes Studio),和許多公部門單位都合作出版過易讀版手冊。這種以「使用者」為本的易讀本,常讓人誤以為也是一種提煉重點、讓讀者快速進入狀況的「懶人包」。

然而,易讀本無論是從出發點、設計過程和最終的產出結果都很不同。「當然,就傳達的資訊簡化、轉化,在功能上大家會覺得是滿像的。」三明治工成員盧貞文說。

盧貞文指出,除了易讀手冊會在編輯時經過心智障礙青年(智青)們的檢視,懶人包的用字遣詞也並未針對障礙族群作轉化,斷行邏輯更天差地遠──易讀的斷行,需要根據使用者的實際閱讀狀況來調整。例如智青們在審查會議朗讀時「如果有停頓,就要斷行,不是以標點符號斷行或讓它看起來簡短就好。」

在格式安排妥當後,內容的轉化更得兼顧資訊的全面性,以及亮點。「直接翻譯的話,使用者是不太有興趣的。」執行過許多易讀專案的三明治工共同創辦人謝若琳表示,簡短而精闢的亮點可以吸引智青對易讀手冊的內容感興趣,直接影響他們會不會想繼續閱讀下去。

易讀的文字斷行,依據的是智青實際的閱讀狀況,下圖為修改後的斷行。 圖/三明治工提供
易讀的文字斷行,依據的是智青實際的閱讀狀況,下圖為修改後的斷行。 圖/三明治工提供

亮點的取捨與拿捏,是艱深學問。三明治工團隊成員多來自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其中,表演藝術出身的廖祐慶在撰寫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的易讀手冊時,原以為自己處理表演藝術主題可以得心應手,沒想到開始後才驚覺「有限的篇幅,要介紹故事或者創作者的背景?真的超級難!」

盧貞文以2021年TIFA的阿姆斯特丹劇團《易卜生之屋》為例,為了讓智青接收到劇作資訊、對節目產生興趣,他們抽取其中關鍵的旋轉玻璃渡假屋為重要亮點,在易讀本中以「會旋轉的透明房子」來呈現。易讀版本乍看與原版內容差異甚大,卻是周全考量手冊功能與讀者興趣後的心血結晶。

上半部為2021TIFA節目冊《易卜生之屋》頁面局部,下半部則為易讀版本局部,兩者就字級、風格、資訊量皆明顯不同。 圖/翻攝自國家兩廳院。
上半部為2021TIFA節目冊《易卜生之屋》頁面局部,下半部則為易讀版本局部,兩者就字級、風格、資訊量皆明顯不同。 圖/翻攝自國家兩廳院。

複製刻板印象難避免,顧問與使用者參與是設計關鍵

在資訊轉化的過程中,需要格外當心的是,是否無意間便複製了社會對障礙族群的迷思。

「我們都會說:『沒有啊,我們沒有刻板印象』,可是無意間就複製了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例如弱勢的人,是必須接受幫助的。」廖祐慶坦言。

他回憶自己起初撰寫易讀手冊時,寫出「請幫幫我和我的家人」與「家人照顧我很辛苦,社會局的社工會來幫助我的家人,減輕他的負擔」等字句,遭到專案的易讀性顧問、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郭惠瑜老師點出不妥。他因而將「幫助」修改為「協助」或「支持」,「得到支持後,他們一樣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很多事情。」

謝若琳補充,某次審議會上,「一個青年很直接講說:『我不想要用幫忙這個詞,好像是別人在可憐我,我不需要別人覺得可憐我。』」

插圖同樣容易出現類似的無心之過。盧貞文舉例,曾有某張插圖希望呈現身心障礙者許多權利未受重視的情境,替角色加上哭泣的表情,但顧問老師提醒不該再塑造悲情形象,而應表現出障礙者對這樣的窘境感到憤憤不平,要求制度改善。

智青審稿委員正在進行審議會,協助易讀手冊順利產出。 圖/三明治工提供
智青審稿委員正在進行審議會,協助易讀手冊順利產出。 圖/三明治工提供

除了悲情的弱勢者形象,心智障礙者也容易被當作不懂事的孩童,對他們的說話方式流於有失尊重的幼體化「童言童語」,即使他們早已成年。 謝若琳憶起三明治工首次嘗試製作易讀手冊,是在2017年的大嘻地公益藝術創作展。當初雖然已經特別留意要避免童言童語,「沒有使用疊字,但滿容易在情緒上不小心會陷入。」諸如使用過多的驚嘆號、語助詞等,以營造雀躍的氛圍。如今回顧,她認為有不少進步空間。

普及化的障礙意識教育,是推廣易讀本的根基

隨著《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簡稱《CRPD施行法》在台灣通過,公部門愈被要求提供易讀服務,卻未必已經準備好。

在執行公部門標案的經驗中,三明治工團隊感受到承辦人之間對於障礙意識、共融社會的認識有時仍然不足,不免落入一般政府印刷品的操作方式,忽略了使用者的建議。

廖祐慶分享,某次到了第三場審查會議,發現前兩場的討論成果又被該單位的研究員改回去,不解之餘便邀請他一起開會,「他看到討論過程,其實就可以了解用詞要有一些轉化。」

對此,謝若琳期待公部門應該先進行普及化的教育推廣,「有認識之後,再盤點要怎麼推動無障礙。這樣的循序漸進,會比一窩蜂大家都要做出易讀,要來得紮實。」

對於心智障礙者,社會大眾更多的或許是刻板的認識。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生李怡芳的學位論文,即分析2007年至2015年的新聞報導如何再現身心障礙者形象,發現心智功能障礙者的負面形象報導,比例明顯比其他障礙類型要來得更高。

「障礙意識是持續性的社會革命,要拉近彼此的真實認識。」智總祕書長林惠芳表示,許多人在生命經驗中沒有機會接觸身心障礙者,難以建立起障礙意識,尤其台灣媒體早期又傳達許多錯誤的、歧視性的符號。

三明治工承辦衛福部易讀手冊案,其中包括推廣講座。圖片為當時由衛福部社家署主辦的「易讀概念認知與推廣」教育訓練課程規劃講座。 圖/三明治工提供
三明治工承辦衛福部易讀手冊案,其中包括推廣講座。圖片為當時由衛福部社家署主辦的「易讀概念認知與推廣」教育訓練課程規劃講座。 圖/三明治工提供

林惠芳觀察到,日本非常擅長將不同的職業別、年齡層或障礙類別的生活,寫成腳本,拍攝成具備市場潛力的戲劇。諸如刻劃唐氏症者的《聖者的行進》、探討肯納症(自閉症)兒童的《與光同行》等,每一個劇聚焦在一個障別的生活事實,「無形之中,就能提高民眾對障礙生活的了解。」

林惠芳建議,台灣政府可以將資源投入這樣的社會行銷,讓正確的障礙者形象進入大眾視野,「如果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多出現一點,你很自然就會互相體貼。」一旦全民都缺少對障礙者的認識,社會就很難在各處做到體貼與友善,難以回應他們的無障礙需求。

「幫助我們,不是說我們就是白白花納稅人的錢。」智青張秀貞表示。她擔心大眾誤以為身心障礙者讓稅金付諸流水,其實生活津貼、易讀服務等資源的確能促進平權,讓身心障礙者過得更平順、讓社會更包容。

讓資訊的高牆倒下,讓所有人好好生活

其實,易讀服務裨益的對象遠不只心智障礙者。「大家都可以用。」智青曾昱誠說。謝若琳也表示,三明治工設計的易讀手冊雖以輕度心智障礙者為主,但成果有時也能擴及其他族群。

例如,易讀格式講究的較大字級、高度顏色對比、資訊簡短易懂,往往也符合低視能者、銀髮族、聽障人士與新住民等族群的閱讀需求。如果有支持者中介協助,中度、重度心智障礙者也可以使用既存的易讀手冊。

去年總統選舉的易讀手冊便獲得許多迴響。林惠芳說,不僅智青們藉由手冊知道該攜帶什麼去投票,家長也認為這比投票通知單要來得更清楚,尤其老人家更是稱讚有加,「按呢就好啦,就清楚啦(這樣就很好,很清楚)!」

歐盟曾提供一套易讀製作指標,從標題粗細、字級大小、資訊明瞭與否等都有明確規範。當然,大方向的指標若要在脈絡各自殊異的社會中落實,需要不斷的嘗試與調整,但核心不脫以「使用者」為本的資訊平權。

林惠芳解釋,資訊平權要實踐的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理解這個社會;社會也應該要依照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提供相關資訊」。 她也強調:「每一份資訊都有閱眾,要確認閱眾是誰,才能夠確定表現手法,符合不同人的運用。」

生活裡大大小小的資訊流通,如何更無障礙?更友善使用者?易讀在台灣剛起步不久,或許未來在主題與媒介愈趨多元後,資訊平權的意義終能真正滲透進各種設計與服務中,讓資訊的高牆倒下,迎向所有人都適合生活的共融社會。

(本文授權轉載自「Right Plus 多多益善」,原標題:〈易讀本不是懶人包!推倒資訊障礙的高牆/當「易讀」成為公共服務(下)〉)

三明治工共同創辦人謝若琳。 圖/三明治工提供
三明治工共同創辦人謝若琳。 圖/三明治工提供


  • 文:李柏毅,Right Plus 多多益善特約記者。「我有一半的時間消耗在緘默中,而在另一半裡懷疑緘默的意義。」不能白白辜負自己的幸運,希望以文字帶動更多的關懷與可能性。台灣大學生傳發展系碩班就讀中,持續學習如何傾聽人與非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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