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的保命救護之道：戰傷醫療與個人急救包
從當今的美軍與其盟邦，甚至我國的軍陣醫學，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源自美方的「戰術戰鬥傷患救護」（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TCCC）。而這項新的戰場傷患救護流程，起因於90年代的特種部隊境外任務教訓，加上累積自越戰乃至反恐戰爭中的各項相關統計與研究，進而成為一項幾乎為全球先進國家所採用，以降低人員在戰鬥中傷亡的有效方針。
摩加迪休之戰改變戰傷醫療模式
眾所周知，美軍在1993年索馬利亞的軍事行動「摩加迪休之戰」中，派出的特戰單位人員蒙受相當數量的傷亡，而此事件讓美方特種作戰司令部（SOCOM）內的醫療研究人員，開始思考如何減少所謂「可預防的死亡」（意指陣亡人員中，有部分可藉由即時且正確的救護方式，從而挽救其生命）。到了1996年，第一個版本的TCCC指南，終於以軍陣醫學補充資料的型態問世。這份指南的出現，除了促成對戰場上「可預防死因」的研究以外，也改變了戰場醫療的訓練與運作方式。
事實上，在80年代美軍先是引進了民間的緊急救護技術員（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方式，再搭配以各式載具將受傷人員運送至營級急救站的做法，而此被證明在武裝衝突中並不適用。
除了民間的救護方式無法滿足部隊的戰術需求以外，對陣亡人員的統計研究更發現，即使單兵防護裝備有了相當大的進步，但多數的重傷致死者，依舊會在抵達醫療院所前便失去生命。這些經驗讓美軍認識到，顯然他們必須將急救傷患的能力與權力，藉由普及的訓練進而下放，讓傷者的隊友能在第一時間為傷兵進行必要的緊急救護處置。
而隨後，美軍更將外科醫師從戰鬥支援醫院向前派遣，以手術小組的編制送往更接近第一線部隊的位置，讓身受重傷者能夠先藉由手術穩定下來，再以專用的醫療載具往更高階的醫療院所後送。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戰術戰鬥傷患指南不僅幾乎每年都有更新，而且其背後的戰傷委員會，更囊括從民間的專家到軍方的特戰醫療人員；而這些人員全數都有隨軍海外部部署的經驗。
他們除了不斷經醫界相關研究，來找出更適合、更有效率的戰場急救手段以外，也持續接收第一線戰鬥醫療人員的反饋，從中發現哪些做法必須改變，或是某項器材評價如何，再做出最適當的調整與修正。
個人急救包有效降低戰傷陣亡風險
除了訓練與觀念的更新外，美國軍方更在反恐戰爭開打後不久，便開始配發部隊「止血帶」與「個人急救包」（IFAK）；止血帶不僅被歷來資訊證明，能夠有效藉由控制失血來挽救生命以外，更顛覆了以往「使用止血帶後必須在短時間內鬆開」，或是「使用止血帶將導致截肢」的傳統看法。
再者，個人急救包的普及，除了讓士官兵在現場更有能力為傷者進行必要的處理外，也提升了整體部隊的緊急戰鬥醫療能量（不再只仰賴醫護兵），並降低人員傷亡的風險。
例如，以大名鼎鼎的美軍第75遊騎兵團為例，他們便在2012年創下「可預防死亡率為零」的驚人記錄；此意指所有在受傷後具潛在生還機會的同袍，全數都被救活、無人陣亡。
延宕多時的國軍個人急救包
可惜的是，國軍雖然有與美方交流，將美方於反恐戰爭的教訓放在心上，但更新的步調似乎仍須加快。當美軍在2005年7月，大量配發多達27萬7千條止血帶至前線後，國防部軍醫局卻在2007年，繼續要求民間公司承製空有衛署字號（第000713），實際止血效果卻不如新式止血帶的越戰時期止血帶。且許多新式急救器材的藥衛材許可，因為被民間廠商取得，反而導致費用大漲。
此外，步兵學校等訓練單位，竟然建議將整個急救包固定在士官兵的肩膀處，讓個人急救包建案無法在各軍種與軍醫體系間形成共識：軍種指揮部認為這項費用該由軍醫支出，而軍醫體系則認為各軍種指揮部應該為手下的急救器材編列預算。所以歷經一連六任部長，這項現地救命的重要工具始終只聞樓梯響。
原本軍醫局編列了預算，要開始在2021配發個人急救包，沒想到由於新冠病毒肆虐，導致急救包這項裝備的預算又再度延後。軍醫局近年為了軍中屬於少數的飛行員與水下作戰人員，陸續投資近31億餘元在離心機／抗G力訓練／模擬深潛訓練艙的項目上，表示其開始著重相關人命保存與救護，與之前的觀念相較已經有所改變。然而目前新式急救包的採購，預期將延至2022年才執行，屆時是否會依照美軍最新研究，配發最適合且有效率的器材，仍需視承辦人員的思維。
我國的假想敵解放軍，也在2007年開始配發個人急救包，並舉辦數次名為「衛勤使命」的相關演習。師敵之長攻敵之短，解放軍不斷在進步，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