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Tu／《沒有刑責的罪犯》：隨機砍人事件的雙面鏡

Giloo紀實影音 30 Apr, 2020

曾在購物中心隨機砍殺路人的精神病患西恩，長達八年於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戒護與治療，對他而言，那場意外並非出自他的意願，而是深受心理疾病控制的被迫行為。12年過去，受害者飽受陰影，醫療機構則努力證明穩定的病患有回歸社會的可能。《沒有刑責的罪犯》史無前例獲許拍攝病患、受害者及精神疾病機構，呈現正反兩方的論點，也讓我們更深入理解這複雜的道德難題。

——《沒有刑責的罪犯》（NCR：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

1999年10月7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康瓦爾的一間購物商場外，22歲女子遭素昧平生的男子攻擊，全身共六處刀傷，性命垂危。攻擊的男子，鎮上認識他的人都沒能料想會出現這樣暴捩的舉動，平時的他沉溺在封閉的自我世界裡，即使遊走，也是神情呆若木雞、動作遲緩拖沓，典型慢性思覺失調症的模樣。

自1985年監製以安大略省女子監獄為背景的《Turning to Stone》起，加拿大導演約翰卡斯納（John Kastner）的創作就持續深耕犯罪正義的議題。2013年在Hot Docs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下稱Hot Docs影展）亮相的《沒有刑責的罪犯》（NCR：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與三年後的續篇《NCR：Wedding Secrets》，就是以上述1999年的無差別傷害事件，探討思覺失調症患者回歸社會與受害者走出創傷的雙生作品。

關鍵在於「急性精神症狀」

在第一卷《沒有刑責的罪犯》，約翰卡斯納將多數篇幅留給加害者西恩與其治療團隊，記錄其精神症狀在藥物治療下的驚人復元。並藉由旁白、影像、剪輯的推波助瀾，將具備病識感、接受終生服藥、達到精神症狀穩定的個案，與以自由身重返社會、獲得法律刑責上的豁免、求得被害者與其家屬諒解的目標勾結一起。

這樣的創作動機，單看此卷不免心驚，受害者茱莉與她的家人那些鏡頭下細微的顫抖、猶豫、慍怒、詰問，難道都要被「醫療治好了西恩」、「西恩穩定時是一個好人」、「我們要盡一切力來讓西恩復元」的口號給粉飾了嗎？或者這是另一次攝影機加諸在受害者的暴力？

話說回來，西恩的確是眾多思覺失調症導致暴力、傷害的事件中較受眷顧的。首先，要有這樣的理解，與暴力風險具相關性的，是「急性精神症狀（acute and active psychosis）」而非「思覺失調症」。也就是說脫離現實、未妥善處理的精神症狀，才是高風險的指標所在，而不是被下了什麼診斷。

關於處理的策略，包含藥物治療、疾病適應及建立病識感。在西恩身上，抗精神病劑（olanzapine）顯著地抑制他的妄想與強迫症狀，讓他有餘力將關注從症狀拉到自己與外在環境的真實連結，爾後透過社區治療系統的加入，才有機會漸進式地嘗試在社區中生活。西恩的復元程度若是少見的正向結果，那受害者需要為這樣的結果去做回應嗎？

第一卷未竟之事：受害者的創傷

要與創傷和解，是非常不容易的歷程，甚至許多受害者耗費一輩子也不一定能走完。足以成為創傷者，往往是具備極高生命威脅性或自尊剝奪性的，人遭逢這突如其來的傷害，會從最危急時期的知覺凍結、麻木，漸漸過渡到創傷景象的反芻、迴避與驚弓之鳥般的過度驚覺。當時程拉得越久，對生活、功能的損害也將越綿長。要期盼受害者接受危機已然解除，被侵犯、剝奪的可能性不復存在，是必須在認知與情感層面均有能力自噩夢甦醒才可能辦到。

在第一卷中，受害者的感受被簡約了，反而在沒說白的次文本中，成為剝奪西恩回歸社會的加害者。因此，第二卷《NCR: Wedding Secrets》的存在具消弭部分疑慮的作用。

其實，茱莉將自己從創傷釋放的心理準備，早在第一卷拍攝當下就在進行，起初茱莉希望導演在深怕遭報復的安全考量下能讓自己不必露面。但在2013年4月Hot Docs影展首映時，茱莉答應導演出席映後座談，並接受媒體採訪及刊登照片。這些來不及收入第一卷的接踵轉變，便成為第二卷的動機。

第二卷開宗明義地安排茱莉與父母一同觀看第一支紀錄片的成品。在「觀看」這安全距離的保護下，茱莉得以重新審視創傷源頭歷經數年後的轉變，這也才接收到危機解除在情感上的訊號。「婚禮」只是第二卷的藉口，茱莉與她家人真實地與自己、與創傷和解，才是真正讓約翰卡斯納「NCR計畫」的一體兩面、正反觀點達到不偏頗的狀態。

（原文授權轉載自「Giloo紀實影音」，原標題為〈《沒有刑責的罪犯》：無差別攻擊的雙面鏡〉。）